赵健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党领导的白区斗争，监狱斗争，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重要领导职务，参加过陇海、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经受了多方面的严峻考验和锻炼。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1958年中共党内极左思潮泛滥时，他因不同意省委定某领导为反党集团，不相信亩产万斤粮被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撤销了省长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坦诚地批判了林彪、江青推行“左”的错误，受到诬陷，被长期关押，残酷迫害。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光明正大，不畏强暴，对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据实反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横扫神州大地。到年底，云南省委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67年初，以黄兆其为首的造反派为了揪出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冲击并进驻了军区大院。为了逼出阎红彦，他们又冲击省委书记办公楼，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抓去做人质。赵健民义正词严地同造反派进行斗争。造反派将他架到汽车上，戴上高帽子，在昆明市游街3个多小时，造成颈椎骨折。
进京汇报 埋下祸根
1月7日，阎红彦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他思前虑后，怎么也想不通，于1月8日服药身亡。阎红彦之死，在云南引起了巨大反响。此时，以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为标志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云南的两大造反派组织争相夺权。在阎红彦身亡和夺权风雨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瘫痪了、全省各级党政机构瘫痪了。社会处在动乱之中。
2月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部分负责人进京，讨论形势，研究对策。赵健民是应召进京者之一。他面对着社会的动乱，忧心如焚，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目的，在京期间主动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3月1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赵健民向康生扼要介绍了云南的“文革”情况，之后，集中地谈了三点意见。
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康生轻轻点了点头说：“是的。”
赵健民话锋一转：“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指示。”
赵健民停顿了片刻又慢慢地说：“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现在还在向造反派讲，可是没有人听。像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中的问题呀，还是理论不联系实际？”
康生注意听着赵健民后面这句话。
赵健民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想不通。”
赵健民恳切地说：“对于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指示，中央现在应该三令五申。”
赵健民继续阐述：“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七千人大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召开党代会有困难，如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据我个人了解，山东、云南两省党代会开得就很少。这样，领导干部很难得到党员、群众的监督，所以，‘文化大革命’一来，很多书记就下不了台。”“今后省、县和基层应多开党代会，使领导干部经常受到监督。平日多发扬小民主，就不会积那么多意见，这样大民主一来，领导干部就不会下不了台。”
赵健民看康生没有什么异常反响，接着说：“前几天，我在昆明看到一份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问的传单，其中，中央接待站的同志说‘干部有错误就反对、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康老，这代表中央的意见吗”
“代表。”康生答应着。
“现在可不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个观点，只有中央三令五申，才能得到较好的贯彻。”
赵健民谈完了意见，感到浑身上下如释重负。这时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手表，时钟已指向夜间两点多了。
康生听完后，精神抖搂地问赵健民：“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赵健民按照《十六条》简要地讲了自己的认识。
康生眨着眼睛说：“你那是一般性的理解。‘文化大革命‘就要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康生喝了一口茶，按照他的逻辑阐述了起来：“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跑到刚刚解放了的天津，鼓吹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有这样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还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1936年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61人从监狱中出来做我们的干部。现在查明，他们出狱时都发表了反共宣言，他们是叛徒。”康生又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中国走社会主义通路的问题。这不是过去那样一般的运动，过去的运动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刘少奇的问题，也解决不了61人的问题。”
很明显，康生这后面的一段话同毛泽东2月3日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接着，康生像是反驳又像是开导似地说：“开不开党代会，这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对于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康生只是“要支持大联合”等一般性地讲了几句。
此时，赵健民注意到康生已没有多少话要讲了，就起身告辞。
赵健民哪里知道，就在他同康生谈话之时，党的高层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较量。较量的一方，后来被另一方诬称为“二月逆流”。而赵健民谈话的观点，同搞“二月逆流”的人的观点是那样相似。这就为他不久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无端指责 有意陷害
赵健民从北京返回云南后，极力遵照中央的指示，促进两大造反派组织的联合，劝阻武斗。可是，赵健民哪里知道，康生与他谈话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向云南的造反派以及造反的军队、地方干部透露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信息，指控赵健民与刘少奇有阴谋联系。
在康生的操纵下，云南以黄兆其为首的造反派加紧对赵健民进行迫害。他们诬陷赵健民在1936年被捕后成为叛徒。指责赵健民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关头，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小组。造谣说赵健民反对黄兆其为首的造反派，破坏大联合，挑动武斗。在全省大造声势，坚决打倒赵健民。
1967年底和1968年初，云南省武斗愈演愈烈，动乱日甚一日，中共决定解决云南问题。1月21日夜间12时，一个重要会议在戒备森严的京西宾馆的会议室里开始了。赵健民接到通知出席了会议，主席台上坐着康生、谢富治等中央大员们。
会议一开始，盛气凌人的康生叫身旁的谢富治发言。谢富治的开场白，杀气腾腾，他说：“云南最近几个月的形势很不好，武斗升级，中央很不满意。根据军管会报来的情况，‘炮派’最猖狂。”
康生紧接着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1至2日从昆明出发，4日到达禄丰，还带有l400件武器去支援他们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矿总军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横冲直闯，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的子弟兵，对着军官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
谢富治插上说：“滇西挺进纵队，第一仗打禄丰，打死军代表；第二仗打一平浪，把煤矿、盐矿也给破坏了；第三仗打楚雄；第四仗在祥云抢仓库的枪；第五仗打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继续向西进，大概是要打遍滇西。这种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康生说：“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第二，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收枪；第四，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强迫交枪。”
这时，谢富治话锋一转：“赵健民，你辜负了中央对你的委托!在昆明时，我当面对你讲，要你做两级军区和两派组织的工作。可你到北京，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纵队都是山东人，是你指挥的。你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谢副总理，你说我遥控指挥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这回事。”赵健民礼貌地插话。
“没有这回事！”谢富治厉声反问。
“一点儿也没有。”赵健民继续介绍说：“我做了工作，向陈康副司令员提出过具体防止武斗的建议，与张力雄政委、王银山副司令员研究过防止两派矛盾激化的意见。”
康生听到这里，不容分辩地说：“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搞成那个样子，没有黑手才怪呢!我相信河南、山东支边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那些黑手、特务、叛徒、走资派在那里挑动指挥。你，赵健民，一个省委书记，来北京两个多月，中央没见到你的只字。你来北京干什么？就是为了安安静静地遥控武斗。”
“我到北京来是为了反映云南的情况。我给中央写了4封信，前两封信要求反映情况，后两封是给军管会提意见。信是写给陈伯达同志和您的，由军委办事组转交。”
康生立即打断赵健民的话，逐字逐句地说：“你给‘炮派’出过坏点子吗？”
赵健民还没来得及回答，谢富治就帮上了腔：“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嘛!”
“我没有给‘炮派’出过坏点子。我劝他们不要搞武斗，决不要搞武攻。像这样的工作，我做得不少。对‘八派’，我也做了工作。”赵健民理直气壮地回答。
康生嘲讽地说：“你认为你是做了工作，没有可检查的了。”
“我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赵健民不软不硬地回答。
康生严厉地说：“你敢保证没有给‘炮派’出过坏点子吗？你写个条子。”
“这是实际情况，我为什么不敢保证呢!”赵健民顶了上去。
待拿过纸来，赵健民挥笔写到：“我没有对‘炮派’的错误行动进行过支持，提出过赞许的意见。我对以上说的两点完全负责。以上的意见完全符合实际，可以查证。”
最后，赵健民签上了名，递给康生。康生瞅了瞅说：“你这里还有外交辞令。”又接着说：“你对刚才谢富治等同志所提的意见，一概不承认？”
“这些都不符合事实，我当然不承认。”
一个小小的云南省委书记，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权利膨胀于叫你三更死你不敢五更活的康生，“是可忍，孰不可忍!”
逼供上纲 离奇罪名
康生压住心中的怒火，摆出一副政治家的风度说：“赵健民，谁让你来反映情况的？我听说赵健民来了很吃惊。”“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地下党工作期间，是什么时候与北方局接上关系的？”
“1935年12月与直南特委联系上的，直南特委与北方局有联系。1936年4月下旬，北方局派黎玉同志到山东，正式恢复了与北方局的关系。”
康生紧接着问：“你什么时候被韩复榘逮捕的？什么时候出狱的？”康生问前一句是虚，问后一句才是实。
“1936年9月，被一个充当捕共队队员的莱芜的叛徒房春荣逮捕的。1937年10月，从监狱中出来的。”
这时，康生挥手朝桌上一拍，说：“我说，你是叛徒。”
“康老，你说话要慎重。我不仅不是叛徒，而且是以个人生命保卫党的机体没有受损失。”赵健民斩钉截铁地否认。
“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叛徒。”怒不可遏的康生嚎叫道。
“你说几遍，我也不是叛徒。因为事实不是。当时山东有500多党员、团员都是我领导的，我被捕后，党的机构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北方局派来的黎玉同志还在外面照常工作。”赵健民义正辞严地反驳。
康生武断地说：“你是叛徒出卖的，又顺利地从监狱中出来了嘛！”他想以这一点证明赵健民是叛徒。
“那是根据当时的条件。”赵健民明白康生的用意。
“我凭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
“是不是叛徒，要凭事实。康老，你怎么能凭个人敏感就定我为叛徒呢？”
康生没有镇住赵健民，顺势改变策略说：“你说你不是叛徒，那就再写个条子。”
赵健民又在纸上写道：“我在1936年9月被敌人逮捕，以生命保护了山东党组织的机体没有受损失。我以党籍作保证。我的被捕，是经过审查的，是绝没有问题的。请中央再次审查。”写好后，将纸条递给康生。
康生看了看纸条说：“你以党籍作保证？”
赵健民认真而严肃地说：“再加上一句：我愿接受国法的制裁。”边说着边在纸条上加上了这句话。
康生接过纸条，用冷峻的目光扫了一下后说：“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混进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搞乱，把边疆搞乱。你就是这个心。”
“去年我接见你，你半天一个字、半天一个字地说话，你是费了心思的。你提的意见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
“我向你反映意见，怎么成了反中央反毛主席？”赵健民对康生的话感到吃惊，又说：“当时你左边有位军人作记录嘛!你把记录调出来看看，我的意见是不是反中央反毛主席的。”
“是有记录，必要时可以公布。”康生煞有介事地说：“哪有像你这样给中央提意见？！”你提议召开党的九大，目的就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这些乌龟王八蛋再选进中央来，让他们重新掌权。”康生继续说：“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再看看你的行动，就是适应他们的计划。”
“康老，你的话越说越使我感到离奇了。我克服各种干扰为党工作，怎么能是适应特务计划呢!请举出事实来!”淫威之下的赵健民，不甘屈服，据理申辩。
康生被气得脸色铁青，胡子一翘一翘地说：“我接触这么多走资派、特务、叛徒，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玫。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你还要求审查吗？”
“我要求”。铁骨铮铮的赵健民，虽然看穿了康生要逮捕自己的阴谋，还是毅然地答道。
这时，康生向谢富治一使眼色，谢富治立即宣布：“中央决定对赵健民监护审查，执行!”
从屏风后面立刻走出两个荷枪实弹的军人，赵健民跟着他们走出了会议室。诡计多端、阴险狠毒的康生，早就设下“伏兵”，准备逮捕赵健民。
沉冤受辱 乌云终散
1968年1月22日凌晨，寒风中，赵健民被押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
赵健民被隔离审查后，云南的造反派以及地方、军队的造反干部，采取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漫无边际地扩大事实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陷害工役制部队第八团，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滇西挺进纵队’是土匪武装”，并进行武装围剿。“围剿”中，工八团184人、煤矿职工和家属59人被害，工八团480人被捕。不久，康生和江青狼狈为奸，诬陷工八团和赵健民。江青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匪帮”，煞有介事地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办法，要剿匪了。”
康生接着说：“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工八团。”康生、江青同时诬陷赵健民是“滇匪”的黑后台。随后，云南省全省掀起了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狂潮。人们以人(赵健民)划线，层层站队，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迫害，制造了令了发指的冤假错案。
据2000年l0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省志?卷四十三?中共云南省委志》记载，受审查者138.7万人(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被立案审查者17.59万人，被打死逼死者1.72万人。
赵健民被隔离审查后，先是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一所院子里，后又移到临时关押“犯人”的交通部干部学校。一年过去了，中央专案组既不提审又不询问，赵健民愤怒之极。1969年3月12日，赵健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审查自己的案子。同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怒火鸣》，诗中讽刺、挖苦了康生。但是，时光一天天地流逝着，还是没有个说法。12月12日，赵健民又写了打油诗《感事报康老、谢副总理》，诗中直刺康生、谢富治，要求他们不要一拖再拖不审理，而应改正错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结案，同时给专案组组长写了一封短信《怒告违反毛泽东思想》，警告他不要残害忠贞的共产党员。12月30日，专案组以“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将赵健民逮捕并关进秦城监狱。赵健民在秦城监狱住了20天，又被秘密押回昆明。
赵健民回到昆明后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三监狱。在第三监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近8年狱中生活最艰难的日子。很大的一个院子，只关押着他一个人。十多平方米的屋里，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没有笔，没有纸，没有书，没有报，只有堆在角落里的一堆稻草和上面的一床被褥，以及另一个角落里的一个便桶。没有水喝，只有喝便桶里的尿水混合物。他整日整夜，面对四壁，听不到人声，也听不到动物的叫声，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境地!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在孤寂中，赵健民感到自己生命的火花一天比一天黯淡下去。但他没有发疯，没有流泪，也没有狂歌当哭，而是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决心斗争下去。
1971年3月，赵健民被转押到云南省第二监狱。在两个监狱中，为了抗议残酷的迫害和非人的生活，赵健民3次绝食，3次给中央和云南省委写血书提出要求。经过长期艰难的斗争。1971年12月3日，赵健民终于获得了写申诉书的权利。他摊开纸，提起笔，感情就像打开闸门的波涛，奔腾而出。日复一日，伏案疾书，前后共写了1270多页，长达18万言。
197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1月，复出的邓小平实际上正主持了中央的日常工作。他雷厉风行地整顿各项工作，同极“左”错误展开了斗争。就在这里，邓小平收到了赵健民的夫人杨瑞波经过千辛万苦转递上的一封信，了解到赵健民的情况。5月，中央组织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电话询问云南省委：“赵健民同志的身体怎么样？”
国庆节前夕，赵健民走出了牢狱，获得了自由。但他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云南省委复查组仍然规定他不许外出，不许接触外人，不许给外人写信。出狱后的赵健民，当第一次听说在以他划线站队的大迫害中，数以万计的人被夺去了生命时，不禁失声痛哭。
1976年10月8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灭亡了，1978年8月4日，云南省委发出第111号文件，通知全省县以上机关干部，为赵健民平反。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9号文件和123文件，前一个文件是《关于为“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后一个文件是《关于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后一个文件中说：“经查实，赵健民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特务’，现已平反恢复工作。所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完全是叛徒江青等人一手制造的重大政治假案。”在同一天，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了20万人参加的为这两大假案平反的大会。历史，终于还赵健民以清白，同时也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