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晓刚在1月13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在当前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保持党的纯洁性这一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当前，我们党正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生死存亡，也不同于政权初创时期的筚路蓝缕、艰难困苦，其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复杂性和艰巨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进京赶考”之前，曾告诫全党要十分警惕“糖衣炮弹”，而到了价值多元、利益纷繁的今天，各种巨大的诱惑时时处处摆在我们面前，其威力和危害远甚于当年的“糖衣炮弹”。在这种巨大的利益考验面前，我们党要保持高度的纯洁性，不断地进行自我净化和革新，其难度并不亚于战争年代。革命战争年代，多少共产党人不屑于敌人的威逼利诱，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核心的一条原因就是具有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这种信仰纯洁，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根本的纯洁。在当前形势下，对党员信仰的冲击，更多的来自于巨大的价值利益考验。现实中不难发现，一些人加入党组织的动机并不纯洁。为的是升官发财、出人头地；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失去应有的原则，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直到触犯党纪国法。于党员干部来说，制度、纪律都只是外部约束，丢掉了内在的理想信念，即便拴只老虎在旁边也看不住。信仰纯洁，众邪不生。如此，我们党的纯洁性才有坚实的基础。
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复杂严峻的
秋石在第1期的《求是》上撰文指出：从多方面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在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道德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最为群众诟病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虽然表现为官员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钱权交易多发频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却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比如，屡屡引发国内外关注的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企业和商人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风险急剧加大，而社会征信等信用体系依然缺失；比如，遭致普遍抨击的见危不救、不守公共秩序等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向“陌生人社会”文化不断转变。而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逐渐弱化；比如，让人忧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现象，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心态，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甚至扭曲。社会上确实存在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甚至有人对德治很反感，认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对立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前败德行为的代价过低，并与违法行为代价过低的情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导致许多道德问题持续产生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当前社会存在的这些道德问题警示人们：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
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关键
邓聿文在1月2日的《华商报》上撰文指出：过去30余年中国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政府通过廉价征收农民土地，改变其用途，占有土地增值后的大部分收益，并用这些收益中的一部分，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城市规模，甚至解决政府的财政亏空。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所得甚少，大概是土地增值收益的5％－10％。长此下去，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在很多地方此种城镇化模式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但现在到了必须改变的历史关口。温家宝总理年前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不能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大幅提高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由此，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不牺牲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首先各级政府必须对这种依靠“土地红利”，通过廉价占用土地来降低城市和工业扩张成本的发展方式的危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然，仅有理念改变不够，还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如果还是以做大GDP为最高己任，也很难指望它不打土地的主意。职能的转变总是伴随权力的削减，除此外，还要扩张村民自治权力，扩大村民自治范围，提高农民对村级公共事务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权利。最后，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体制，给地方以稳定的税源，客观上减少基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上述措施对改变农民的处境效果比较彻底，但实施起来需要时间。除此外，一个直接针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提高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的举措，就是赋予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为此，需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是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关键。对于农村的下一步改革，必须以保护农民权益为主。
美学者预测今年四大热点
据1月7日的《环球时报》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6日对今年世界上的热点国家做出了预测，意大利、伊朗、巴基斯坦和朝鲜榜上有名。意大利上榜的原因是它将成为决定欧元命运的关键。“意大利的行动将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意大利令市场失去信心，很难看清欧元如何以现有的形式继续生存下去”。扎卡里亚认为，意大利需要成功改革才能给予欧洲市场信心，但仅仅解决掉预算赤字和债务问题远远不够。经济实现重新增长才是关键。在过去的10年里，意大利经济基本没有多少增长。不过，意大利新总理蒙蒂目前正在进行大胆改革，包括延长工作时间及改革导致意大利商业没有竞争力的陈旧法规。第二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是伊朗。此前有观点认为，伊朗太强大了，所以可能会采取行动。但扎卡里亚认为事实正好相反，“伊朗如果采取什么冒险行动，恰恰是因为虚弱，所以要先下手为强”。扎卡里亚称，国际制裁严重打击了伊朗经济，巨大的外部压力会导致伊朗领导层出现严重分裂，包括是否继续核计划及如何应对西方制裁等。“不过，你不能因为伊朗虚弱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弱国也可以像强国一样引起诸多麻烦。再给伊朗施加压力真的会招来危险”。巴基斯坦也被预测成为2012年的热点地区之一。因为巴政府比人们想象得更不稳定，“这个民选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一旦出现哪怕是温和的军事政变，总统扎尔达里都可能在迪拜而不是在伊斯兰堡待更长的时间”。另外，扎卡里亚认为美巴关系已经崩溃，巴基斯坦正在阿富汗实施“后美国战略”，以便在美国撤离阿富汗后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朝鲜是值得密切关注的国家，因为没有人知道那里在发生了什么”。扎卡里亚写道。
网络化不要忽视被边缘的人
刘福利在1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1月4日《温州都市报》刊登了一篇《一个农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来自重庆的农民工黄庆红说，他和工友们都不会网上 购票，而即使网上有票还需要开通网银，他们也没有。“你们弄了这个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实际了”。类似这种现象其实在其他事件中也司空见惯。现在各级政府都在大力加强政务网站建设，很多规章制度都发布在网上。但大量的低收入群体买不起电脑，也不会上网，更不懂得如何通过政务网站向职能部门写信反映问题。过去一年，各级政府和官员开微博蔚然成风。当其将主要精力放在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听取意见并以此为作为判断各类问题轻重缓急的依据时，那些接触不到网络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连引起政府注意的机会都降低了。先进的技术走得太快，部分人就会被抛下并且越抛越远，直至成为边缘人。对于政府网站、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微博以及当下的网络购票，在看到其积极意义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先进的技术在方便了部分人的同时，是否也在无形之中伤害了无法使用先进技术的人?在政务快速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中，来自弱势群体的意见反馈能占到几成，其会不会使得决策者更多看到的是城市议题而农村议题被边缘化，农民的诉求多大程度上被先进而昂贵的技术挡在决策者的视野之外?因此，中国的政务网络化，包括网上购票之类的步子能否迈得慢一点、幅度小一些，等一等那些尚处在追赶阶段的人?
背街小巷与治理大道
江作苏在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大城多小巷，很多仅容一二人通过的背街小巷，密密交织。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通道，透出城市生活最底层的气息。因为巷子小，所以车难进，平时不为人关注。在武汉，这样的883条小巷并不起眼，但是，当政府大力启动提升小巷环境的“883工程”时，人们发现它牵动的不仅是小巷居民，更赢得了所有市民的心。近年来，南京、扬州、乌鲁木齐、长沙等城市。也纷纷下大气力改造背街小巷这些“被遗忘的角落”。有人说得好，通衢大道是城市的“面子”，背街小巷是城市的“里子”，“面子”可以充分展现一座城市的经济实力，而“里子”的好坏则检测了城市文明水平、宜居程度。在不少地方，背街小巷晴天尘土飞、雨天泥水溅，路不平、灯不明、排水不畅，生活垃圾随处见，这与主干道的高楼林立、光鲜亮丽形成鲜明对比，如同孔雀开屏，人前光鲜，背后难堪；又如绣花枕头塞糠壳，徒有其表。小巷虽小，意义不小。城市居民许多住在背街小巷里，弱势群体多徘徊于寻常巷陌。民生话题常在闾阎话短长，对小巷的重视态度与呵护行动，折射出治理者以人为本的理念，表达了城市管理者亲民爱民的真诚，实乃“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生动体现。在壮观的城市中，小巷可能是不起眼的角落，却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价值。试想一下，在治理者的视野中，类似背街小巷这样的地方还有多少?在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光环之下，还有不少艰难经营的中小企业；在气势恢弘的示范校、重点校之外，还有艰辛维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少数人狂扫奢侈品之时，更有艰苦度日的低收入群体……在高速前进的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治理者们需要警惕对“通衢大道”的狂热追求，多一点小巷意识，多一些小巷情怀，此为治世的正途大道。
解决路边停车的“新法令”
陈雪频在第1期的《沪港经济》上介绍到：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小城市，那里的人喜欢在街边停车，然后去购物。由于这个小城市的街道狭小，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把车停在街边，别人就没办法停车了。怎么办呢?逻辑思考的方法就是对停在街边的车收费，同时配备专门的收费系统和收费员。从而让那些人不要长时间地把车停在街边。这个做法很符合逻辑，但成本高昂。后来，这个小城市出台了一个新法令，那些停在街边的汽车不用付费，他们愿意停多久就停多久，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停车的时候必须开着大灯。大家都知道，如果停车的时候还开大灯，汽车电源很快就会耗光。所以就没有人愿意长时间停车了。这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力量。这个办法比用收费的方法代价小得多，也聪明得多。
结束农民工的“无根化”状态
吴忠民在12月26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城市化的本质和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当中。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目前不少地方的城市化所侧重的是圈地的城市化，通路交通的城市化、楼房建设的城市化，恰恰忽略了农民的城市化亦即人的城市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只是一种“半城市化”。中国目前城市化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居住在城市当中的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的“无根化”状态。中国现在的农民工总人数为2.4亿，其中的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当中生活和工作，但农民工并没有享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权利。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同城市居民有着较大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当中，处在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仍然遭受来自多个方面的歧视。对于平等意识日益增强的农民工来说，未来的一个重要行为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歧视现象，结束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客观上看，围绕着这一问题，社会矛盾会有所加重。正是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视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生活问题，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在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应当说。这抓到了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只要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并将这种思路落实为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当中，才能完成由原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呈现出一种健康推进的态势。
重新培植社会的耻感文化
周俊生在12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撰文指出：东北证券保荐代表人秦宣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并亲自从事内幕交易，获利23万元。目前，她已被审查起诉，等待她的将是牢狱之灾。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证券精英做了这桩“捧着金饭碗偷了棵大白菜”的亏本买卖?答案只有一个：内幕交易尽管是一种犯罪行为，但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会有一种成就感。同时，许多投资者一边对内幕交易切齿痛恨，一边却又对内幕信息趋之若鹜，而正是对内幕交易缺乏痛恨，整个市场对内幕交易缺乏羞耻感，才给内幕交易提供了繁殖的土壤。耻感文化缺失，已经在我们这个社会产生深刻的危害，这种危害不仅仅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上，而是泛化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可以听任污染泛滥，可以生产出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问题产品；官员为了创造政绩，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搞强制拆迁；法官为了迎合权力或者资本的需要，可以违背法律精神，做出枉法裁决；作家为了得到更多的版税。可以大量炮制连自己儿子都不敢给看的下三滥作品；学校为了创收，可以贩卖文凭；运动员为了金牌，可以服用兴奋剂；裁判为了金钱。可以吹出黑哨。当最终的目标实现的时候，这些人所享受的只有成功的喜悦，已经不再有一丝一毫的羞耻之心。长期 以来，在我们快马加鞭地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耻感文化的忽视正在日复一日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面对资本市场上泛滥的内幕交易，我们固然需要加强法律监管，但是我们更要有足够的耐心来重新培植我们的耻感文化。
腐败官员为何没有“羞耻感”
12月26日的《北京青年报》社评指出：中国足坛系列腐败案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在一片忏悔和自责声中，谢亚龙、南勇的忏悔显得别具一格：谢亚龙承认自己有罪，却又辩称“但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南勇则称自己一直“想做好一个正面的人物”。谢亚龙、南勇的“心声”，估计不会得到公众、球迷的多少宽宥，但也不能不承认，谢、南两位的自辩，或许真是他们此时的心声。或许在他们的自我认识中，他们始终不像一般贪官那样心存恶念、蓄意把中国足球搞烂。他们甚至会认为，他们不过是在一个已经沤烂多年的酱缸中，也被腌成了一块咸菜而已。在自辩过程中，谢亚龙始终强调他收受贿赂确实有罪，但他并没有接受行贿者的具体请托，直接干预具体比赛。也许在他看来，这种不直接诉诸具体回报的行贿，更接近于一种情感投资，而与之相对应的受贿行为，则不过是对官场环境的被动顺应。在足球圈之外，贪腐现象日益泛滥，也和越来越多的官员在面对诱惑时，奉行谢亚龙式的“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或许在他们看来，“不主动”表示自己不是主动索贿的坏人。“不拒绝”则是对环境的无奈顺应，“不负责”则意味着并不被行贿人所绑架，其受贿行为也就更少了些犯罪色彩。这种虚伪而苟且的心理，让越来越多的官员没有“羞耻感”，即使走上法庭，也还以为自己并未作恶。
不该让《资本论》日趋寂寞
李方在1月13日的《新闻晨报》上撰文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不少大学里的经济类院系都有《资本论》这门课程，我也要求我的研究生学好这一课程。然而，我面对的学生这些年来却发生了变化，他们似乎越来越不愿意上《资本论》课和学《资本论》原著了，大学里《资本论》课程也逐年减少。我和学生十多年前的一段对话仍旧记忆犹新。我希望他上好《资本论》课，他竟反唇相讥，什么“过时”呀、“非经济学主流”呀。我问：“你读过《资本论》?”他答“没有”。我问他：“你对《资本论》的偏见是从哪里来的?”他无语。现在经济类本科以上的毕业生有几个认真学过《资本论》?这种现象在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里是难以理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的开篇中，将《资本论》列为经济学发展史上三座里程碑的第二位。我有个同学，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在英国的大学任教。多年前他回国期间我问过他，英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什么?他的回答竟然是《资本论》，这令我感叹。
学习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
朱铁志在1月13日的《浦东时报》上撰文指出：今天把上级指示原样照搬下来，过一段再把“上级要求”变成“个人体会”变相汇报上去。热闹半天，其实既没有把学习深入下去，也没有解决任何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一切还是老样子，陡然增加了干部群众的负担，影响正在进行的中心工作。这可怎么行?此中道理，人人尽知；其中弊病。个个清楚。但要改变多年的积习，似乎并不容易。毕竟“老套路”驾轻就熟，而真要出新，却必须有点真才实学才行。其实，学习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讲学习”也罢，“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也罢，最后总要落在具体实在的个体学习上，离开这一点，再热闹的学习也是形式大于内容。动机大于效果。向书本学习，书要一本一本地老实读。谁也不能代替别人作独立思考；向实践学习，要走出家门、走出自我，老老实实到实践中去，拜普通群众为师，于无字句处读书，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终觉肤浅。学习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要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需求区别对待。对于一个工作多年的人来说，自己缺什么，应该补什么，想要学什么，自己最清楚。对于刚刚毕业的硕士、博士而言，不断增加书本知识当然重要，但相对而言，他们更缺乏实践锻炼，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下，把他们放到实践一线压担子、给任务，可能是最好的学习。指望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用一味药治疗所有人的病，那是天真而不负责任的。
谨防“官官之事”演化成“官官之规”
梁衡在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东晋时的大官刘尹是晋明帝的女婿，皇亲国戚，身份显赫，但他为政清静，死后人赞之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作秀，不太把做官当回事，而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率真。曾亲历一件扶贫小事。那年所在的单位向对口扶贫的某县送去六大卡车棉衣、棉被，正好由我负责带队送达。三个月后，元旦已过，彼县长来京，我问：“棉衣发下去没有?”答曰：“没有，等春节前‘送温暖’时再发。”我大怒：“现在春节还未到，你身上怎么已经穿上棉衣?”这就是将本该体现人本情怀的“送温暖”，不仅做成了流于形式的“官官之事”，还时时揣着一颗唯恐人不知的“事事之心”。这哪里还有一点官责和官德?还有某地矿难，几日抢险总算打通了生命通道，困于井下的工人终于可以升井了。但且慢，还有一件“官官之事”不能少，领导还没有来到井口，明天报上没有他与升井工人现场拥抱的镜头怎么行?这样的事情虽属偶然，却可窥“官官之事”演化为“官官之规”的势头。一个人不做官也罢，只要做了官身上就同时有了三层含义。一是为官之责；二是为官之德；三是为官之形。施政之官权在手，其行事的方式自然与普通百姓不同，即所谓的“官官之事”。可惜不少官员常忘了“官责”与“官德”，倒把“官官之事”看得比天还重。这“官官之事”现在与时俱进了，闹得更大更新。如：求政绩，大搞短期行为；多应酬，巧于上下打点；泡会议，镜头来，版面去；造假势，汇报预演，视察排练；讲排场，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等等。官场成了剧场，官员成了演员。把这些“官官之事”办好了，虽然表面上还是官照做，权照掌，但民心已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