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风将诗的列车开进了读者的内心： 我的身体是一部旧电影。 两条铁轨 构筑了我的一生。 这首《身体，祖国》进入叙述的方式令人讶异，微小个体与庞大抒情，这些在别的诗里互不关联的事物，被欧阳风巧妙糅合。谁说我们的打工者在深夜里平放四肢，打量自己身体时只看到疲劳和孤独?书写个体情感、精神、灵魂，进而表达对生命的见解和对世界的认知，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生发的，易于操作的。但将个体跟宏观主体联系起来，尤其是像“身体”与“祖国”这样的主题书写相衔接，以一种平行的视角去叙述就颇有难度。欧阳风胸膛里是一颗坦诚的心，心中有对生活着的土 地的热爱。所以心的居所“我的胸膛”“是生活过的乡村和城市”，它们安然地“酣睡在大地的一角”。“我是我的帝王，我是我的子民”是诗人对自己作为个体的自信，更是“个人”对于“祖国”的自信。祖国不再是高不可及的象征，不是庞大不实的名词。吾心安处是故乡，祖国就是我们生活着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生息其间的公民，是你是我也是他。精神上是一只鹰，在哪儿都是一只鹰。
欧阳风的诗是非常诚实的，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求形式的出奇。但却突出一个“真”字，感情的“真”，叙述的“真”。他非常善于用极其平实的语言去铺展开一幅生动又真实的生活画卷。《清晨的音乐》近似于小说的叙述性语言，甚至相当于“非虚构”写作。整首诗没有丝毫的修辞技巧，甚至没有意象的运用。精妙的是他的叙述内容。“六点零五分”到“六点十分”再到“六点二十分”，与“脚步声”、“水流声”、“锅与菜铲碰撞、声小而突兀”、“抑扬顿挫的脚步声”，形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错感，使诗歌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立体而形象的叙述场景。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可见诗歌并不一定是要去讲求意象、意境、象征、比喻、拟人等等。但是一首好诗一定是要经过诗人匠心独运的营造。
“螺丝钉”曾是一个带有社会印记和时代印记的比喻，而活跃并崛起于网络的欧阳风赋予了它新的生命烙印。或许是因为诗人长期在工厂劳作，才让他把如此不带有感情色彩的机械零件和人的身体中隐藏最深的DNA联系起来的吧!中国近二十年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将冷硬的“铁”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体和心灵当中。如果说父亲的那一枚和母亲的那一枚。在我们的生命被孕育的那一刻就已完整地遗传下来，“世界工厂”的那一枚则毫不客气地楔入打工者的血肉之躯，在“被成长”的过程中成为生命传承。
跟广东数以百计的打工诗人一样，欧阳风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者的生存现状，以及这样一个群落的柔软与疼痛。这一写作群体的诗歌特点以直白、逼真的生活化著称。《电话号码》《十七岁的搬运工》以及《我的爱》这三首诗表面上看起来与《清晨的音乐》《螺丝钉》类似，都是以一种非常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去讲述，然而却缺少亮点。不管是内容和语言都过于直白和平淡。近百年的现代新诗写作和评论一直都是伴随着争执和议论而生长的，从“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大力推广白话文写作以来，现代诗的口语化就一直是许多诗人的追求。佛家讲实修，诗家讲实修，可见实指是一首好诗需具备的基本要素。然而诗歌写作如果太过于口语化，表达过分平实，其艺术性肯定就会相应受损。尽管一切事物无不与“我”息息相关，但诗人并非仅限于运用简洁的语言去叙述日常所见，他看见的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另一种“真实”，告知事物存在的本相。艺术永远是客观而苛刻的，审视诗歌的大众更是有着雪亮的眼睛。当诗歌简单地变成生活的复述，网民指责之声鼎沸，那我们就真的应该考虑一下现代诗在当代的存在价值问题了。如何拿捏诗歌语言的尺度?如何推动现代诗的前进和发展?是欧阳风和每一位诗歌创作者都应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