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界,陈仓其实并不是一个新人。九十年代他就频繁地在《诗刊》《星星》诗刊等重要期刊发表组诗,并多次获奖。然而自从1999年起,陈仓投身媒体,离开了诗坛,直到2007年才重新归来。陈仓在本期“青春诗会直通车”展示的组诗《生命写意》,与他归来后抛出的重磅炸弹《诗上海》(诗集)一起,显示出他在拓展生命诗意空间方面的成绩,也见证了陈仓复出之后再出发的一种姿态。
久居上海大都市的繁华与喧嚣,陈仓努力在坚硬的城市面孔里寻觅生命的诗意,用他的灵魂去呼吸大自然的气息。他说:“其实,现代都市封闭的心灵通道的钥匙,如果我们不愿意抛弃那些‘多余的钥匙’,便会成为生命的累赘。”此前,陈仓写过一首《我羡慕街边的树》(《诗刊》2003年第1期),抒写了羡慕街边的树的七大理由,以大自然的绿色、人性、自由和奉献来反衬人的非自主生存,“白云就是一把钥匙,小花也是一把钥匙/我们看一看/也许门就开了”(《钥匙》),这也是打开大自然的神往。而《看病》所彰显的大自然的魅力,更是奇特:有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患了肝癌,五年前就应该死了,由于“他捡到窗外的阳光/附着他的灵魂”,因此,“他替阳光活着,有血有肉,一片斑澜”,诗人受到这种生命哲理的鼓舞,一出门,碰到一树叶子,“我应该替一片叶子活着/这么一想,我竟然绿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同构,这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境界的现代显现。他的《夜哭》一诗,则是以自然意象设喻,生成哲理。巨大的夜色像黑色的襁褓包裹着婴儿,婴儿的夜哭形成的“隐痛和无眠”作为核心,扩散成止不住的黎明,这种想象和象征性意象的处理,使生命体验与哲理思考获得了较好的平衡,哲理获得了感性化和形象化。
陈仓对于生命的诗意体验还体现在亲情的表达上。《回家的光明》和《温暖》即是恰切的例证。非常有意味的是,他的亲情也往往通过自然意象传递出来。他的《温暖》写母亲帮我找温暖的衣服,“她是找棉花的厚度/找鹅毛的质地,找阳光的颜色/她像是为树找叶子,为草找绿色,为自己找影子”,同样是人性体验与大自然接通,意象的表达非常新鲜,我们仿佛读到了阳光的味道与温馨,感觉到母爱像春天一样温暖着我们的灵魂。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相对于很多青年诗人从乡野移居到城市往往产生“文化断乳”的不适感,陈仓并没有新上海人的尴尬,而是以经过灵魂反刍的文字抒写了上海的魅力,这充分显豁在陈仓的诗集《诗上海》中。这本诗集构成了一个城市的诗歌导游手册。无论他写《宋庆龄》还是《徐光启》,无论是《宝钢》还是《恒源祥》,无论是《苏州河》还是《余山》,无论是《延安东路隧道》还是《白玉兰》,上海的人物风华,都浓郁的融进了陈仓的生命的光泽与温润,他的灵魂与这个城市一起呼吸,他的脉搏与黄浦江一起涌动。他的诗艺也是多方面的。《宋庆龄》擅粗笔勾勒:“你这个邻家的女孩/把国家当成闺房,把民族当成木梳/把民权当成铜镜,把民生当成胭脂红粉,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甚至那一抹清影/都要洗刷妆扮一生/因而在你踏着晨曦出门的时候,美,已经渗入骨头”,显示出宏阔的整合能力;而《宝钢》以小见大,从一粒粒沙子人手,逐渐升华起个体独立人格的想象和国家民族精神的想象;当读到“如果能够通过一件衣衫,把羊放人我们的眼睛,放人我们的心底,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变成羊,咩咩地叫着走过大街小巷/那一定是一个温暖而和平的下午”,我们不由得为其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命体验所感动。
陈仓从陕西移居上海,虽然也有刻骨的亲情洒在故土。“只有春节时才能风尘仆仆地离开上海,回到他的身边喊他几声爹,我清楚,这比我流泪的次数还少”(《俺爹》),读来催人泪下;虽然也有故土之思,“亲人啊,在我死了之后/请不要再让我和自己分开/在那黄土高坡之上,请为我的肉体与灵魂安排一次重逢,并允许它们厮守”(《别再让我和自己分开》,见《上海诗人》2007年第3期);但是,他没有城市移民置身上海的身份焦虑,而是积极融人大都市的文明。他是如此地深爱着上海,甚至原意死后也融进上海的风景:“我如果死了/在福寿园里,许多与我有关的事物,照样可以活着,我照样可以晒到,人间的阳光”(《福寿园》)。
在故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巨大空间的转移巾,在身体与精神的远距离位移中,陈仓以诗的方式,化解了两种文明之间的隔阂与焦虑,使二者在诗歌空间中得以打通,《诗上海》里的《恒源祥》《延安东路隧道》《野生动物园》等众多篇什都有所体现。本辑中的《修路》一诗,仍然延续了这一特点。他以“修”为构思的基点,将“母亲修补风衣”、“我在修改诗”、“他在补路上的深坑”等几个体现故土意味和城市意味的事象,以蒙太奇组接的方式联缀成篇,尽力地拓展诗意的宽度,结尾“我看到了他握住铁铲的手套/有一个口子/在这个没有落日的黄昏,这是唯一的漏洞”,这个大大的特写镜头一下子将“诗眼”凸显出来,虽朴素。然意味深挚。陈仓正是在城市文明与故土文明二者的张力中,不断地拓展着生命诗意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