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3日凌晨4时，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刚刚下班的酒吧经理基蒂?吉诺维斯在即将抵达公寓的时候，遭到一个持刀歹徒的挟持，欲行强奸。基蒂?吉诺维斯大声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连刺几刀，她的38户邻居听到了呼救，目睹她在歹徒手中挣扎，却没有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离，才有人打电话报警。杰诺维斯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这一案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创造出“吉诺维斯综合征”这个名词。心理学家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不肯伸出援手的看客的心理，经济学家用纳什均衡定理还计算里头的得失，社会学家则从公民道德建设的角度探讨事件的根源。
事实上，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说过：“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无睹；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脑海里就算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诞生于19 世纪中叶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因传统社会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的产儿”。工业革命之后，急剧的社会变迁，驱使人们自觉地思考社会形式的构建，社会学因此得以在19世纪的西方诞生。也就是说，社会学在诞生之初，就面临着现代社会的批判和重建的任务。对社会及其病症进行尖锐的批判，并提出解决方案，正是社会学，家的使命。这一使命，在1976年米歇尔?福柯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结集出版时得到了命名：必须保卫社会。
什么是好的、健全的社会？
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在他执教的大学里做过一个实验：让学生们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关禁闭三天，不许带收音机和闲书等消遣用品，也没有电视看，只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经典文学作品，他们会作何反应？90%的学生表示难以接受，会有剧烈的恐慌心理；只有极少数学生表示会愉快度过这段离群索居的生活。弗洛姆的结论是，如果去掉了自我逃避的麻醉剂――包括电影、电视、广播、体育比赛及报纸，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症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弗洛姆关于社会病症的观点来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因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日益同仁的需要相对立，整个社会是可能得病的。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他提出了“社会神经症”的概念。他写道：“如果文明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有着广泛的相似性，如果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这两者的发展情形，我们就可以说许多文明制度――或者文明的各个时代和整个人类――都在文明进化潮流的重压下患了‘神经症’。”弗洛伊德说，人有病，还可以治疗；社会有病，却没有人能够迫使社会接受治疗。对社会神经症的敏锐分析看似没有什么用，但总会有人敢于进行研究――他们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
有病，在马克思的表述里，就是“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对“异化”的批判是很多学者、作家的共同选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说，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像《单向度的人》的小说版，生活越来越美好，强加在人身上的存在也越来越一致，但一些事物被视为无用而被无情摈弃，比如诗意、忧郁和苦闷；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19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20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
马克思将以暴力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锁定为社会重建的唯一道路，另一条路径则是早期大部分西方社会学家的主张，或通过道德重建、或合理化的改良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像弗洛姆，他设想中的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别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作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作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的人性力量。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中心，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活动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此外，健全的社会让人在可以驾驭和认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使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动负责的参与者，使人成为他的生活的主人。”马尔库塞则将超越单向度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对象，一是哲学，使一部分人觉醒；一是所谓“亚阶层”，亦即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主体――某种程度上，其实很乌托邦。
公共人的衰落
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拟剧论”，认为社会就是一个“剧场”，人就是“演员”，每一个社会情境都可以看作一个戏剧舞台，照本宣科的行动者在舞台上照本宣科地表演着真实生活的戏剧。社会体系也就是“剧作家”对角色有着限制，不允许个人抛开剧本表演，更不能随便离开剧场。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想再当“演员”，却躲到台下当起了观众（并让自己成为窥私狂）。大家都希冀选出一个“公共人”来代表自己发表正义的言论，这个“公共人“的推举过程和海选出一个娱乐明星没有区别。演员没有了，剧场也衰落了。因此，“保卫社会”成了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现代社会经历了三波市场化：第一波发生在19世纪；第二波发生在一战后；第三波则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在国家权力的操控下，市场迅速地膨胀，西方社会变成“市场社会”，或者是“贪欲社会”（弗洛姆语）。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梳理了极权社会的权力关系：权力体系由国家依据主权理论进行垄断，享有对个体及其派生机构实行监视、规制、制裁的权力，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的装备和技术持续并宏观地控制着一切权力模式。那么，他作为学者就有权力追问，这个权力体系会不会被不幸的人带来损失？“解决这种不幸是人们绝对的权力。”所以，他成了社会的捍卫者，提出“必须保卫社会”。
“公共人的衰落”则是“保卫社会”的一个议题。理查德?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1974）、罗伯特?D.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1995）等探讨的都是这个议题。桑内特在书中指出，人们不再通过社会交往来参与和了解公共领域了，到19世纪，沉默的观察已演变成公共秩序的原则。“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人们没有权利找陌生人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公共权利的无形盾牌，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在桑内特出版《公共人的衰落》的1974年，网络尚未成为一种大众媒体和生活方式，但他已经对电子媒体的发展有着深深的警觉：“电子传播技术正是一种促使人们不再有公共生活概念的技术手段。”他提出的警示是：不要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摘自《新现代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