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中，职业教育始终动态嵌入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为顺利实现产业转型供给匹配的人才，这些实践能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背景下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及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业结构调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
作者简介：张学英（1975-），女，河北唐山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王璐，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职业教育专项课题（GJA080007）“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预测的研究”，主持人：张兴会；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重点课题（DJA110289），主持人：何文章；天津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对接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天津市农村劳动力培训问题研究――以滨海新区为例”，主持人：张学英。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6-0092-05
经济竞争的本质之一就是人才的竞争。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以及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消化、吸收、转化、应用这些技术成果的人才对经济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始终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动态嵌入，职业教育匹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能够为技能型人才短缺的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嵌入
（一）独立至19世纪后期：前工业化阶段
独立初期，第一产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农产品在对外贸易出口总值中占比高达95%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高达70%。美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初期，到50、60年代时，工厂制度已完全确立，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南北战争后，工业发展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整个产业结构中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逐渐下降，重工业比重逐渐上升[1]。
独立之前，由于农业和手工业是当时的主导经济部门，且生产率较低，学徒制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特点，成为美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形式。在爆发工业革命后，由于不能适应工业发展对大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而迅速衰败，学徒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2]。独立后，随着西进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开展，各地先后效仿英国的“技工讲习所”建立了正规机械工学校，1858年以后，一大批技工讲习所演变为正规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19世纪中期，随着工农业发展对人才的强势需求，政府介入了职业教育发展，国会通过了《莫利尔法案》（1862），规定联邦向各州划拨土地用作各州兴办农业学校和机械学校所需要的基金，此后各地先后建立了69所赠地学院。该法案极大地提高了职业教育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并夯实了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4]。
（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工业化阶段
美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为其工业发展赢得了时间和人才优势，到1894年，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了适应产业革命对更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美国的正规教育机构、政府和企业都积极做出了努力。其一，将正规教育划分为初级学院（大学教育前2年）和高级学院（大学教育后2年）两阶段：初级学院满足经发展对半专业性技术人员的大批量需求，提供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和终止性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可在高级学院攻读学士学位。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203所四年制学院中已有28所改为初级学院，后来公立初级学院改称为社区学院[6]。其二，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联邦政府拨款补助各州大力发展大学程度以下职业教育（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一方面在公立学校设立职业科，另一方面则把传统的为专为升学服务的中学改革成兼具升学和就业职能的综合中学，推动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其三，为了提高工人的就业能力、对付工会运动，企业协会（一种企业家组织）介入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通过为工人提供技术培训维护工人工作的稳定和正常生产[7]。后来政府规定，各城镇的企业协会有权决定将政府拨款用于哪个培训项目，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参与培训。
（三）二战以后至今：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二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变：服务业迅猛发展，在整个产业中，软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硬产业（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90年代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且在硬产业中从事软性工作的人员比例增大。据统计，1950-1983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从7：40：53调整为3：32：66[8]。服务业和工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950年的51.9%、48.1%调整为1984年的70%、28.9%[9]。
以知识和信息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彻底改变了工作技能的内涵和水平，致使就业者素质严重滞后于生产需要。因此，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1958），明确表示政府将在经济方面对职业教育提供资助，从而在70年代后，职业教育的数量和职业门类都大大增加，其中服务业占了相当比例。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技术革命的强大冲击下，职业教育开始成为嵌入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并日臻完善[10]。
二、德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嵌入
（一）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战后经济恢复期
战后德国大规模发展以内需为主导的恢复性产业建设，主要包括能源工业、钢铁工业、建筑业、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等，这些产业迅速恢复并带动了GDP的增长，尤其钢铁工业和建筑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显著[11]。此间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一直很高，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为7.6:50.1:42.3，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时调整为4.3:48.9:46.8[12]。
战后德国非常重视恢复职业教育，围绕经济的发展提供可用人才，其教育观念被锁定为“实用”和“功利”，把人才培养直接、明确地同新技术革命形势下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具体措施有：通过实行强制性义务教育，普遍提高了国民素质；通过在各州实行职工教育、成人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实用科技人才[13]。另外，各行业协会对职业学校的兴建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如手工业协会与文教部合作，多次召开学校、协会和劳动局代表参加的会议，对教学计划等做出周密安排。到1946年5月，约40%的中小规模的职业学校已恢复教学[14]。
（二）20世纪60-9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德国主导性经济部门开始从物质生产向社会服务领域转移，以服务业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逐渐超越第二和第一产业，成为主导性产业，特别是技术、咨询、教育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迅速。70年代后半期至1982年，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从3.9:45.6:50.5调整为3.3:41.8:54.9。同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就业总人数中的占比在50%以上[15]。
这一时期德国职业教育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其一，通过中等教育分流分类培养人才。战后德国启动了第一次国立教育改革，改革重点是中等教育，将中等水平的学校分为三类，使学校类型与劳动分工和劳动种类相匹配，其中：完全中学和高等学校负责培养领导者、经理和顾问，中间学校和专科学校负责培养管理员、领班和小企业主，国民学校和职业学校负责培养熟练工人、专门工人、非熟练工人。教育体系实行二次分流教育：第一次是小学毕业完成初等教育后，每年约有1／4的学生进入实科中学，接受职业化的教育，将来进入技术学院或直接上岗；第二次是初中后分流，在高中阶段除了大约30%的学生进入完全中学高中段学习外，其余70％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其二，为德国的技术领域打造了大批骨干力量的“双元制”成为技术发展的支柱。据统计，1981年德国承担职业技术培训的企业有50多万家，职业技术学校近3000所，经过双元制培训的工人在企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可达40%。其三，高等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包括技术（职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技术学院采用“双元制”教学模式，培养毕业生成为企业中具有实践经验的高级专门人才或中高级管理人员，但一般没有学士学位。高等专科学校实施学位教育，非常注重实践性学习，要求学生下企业并在企业完成硕士论文，授予专业硕士学位[16]。高等专科学校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工程技术和企业经济等领域，培养既懂一定基础理论知识又具备良好实践本领的“现场工程师”以及技术发明与成果转化之间的“施工者”，既满足了工业界对实践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又通过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合作解决了其工艺革新和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让的问题。
三、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嵌入
（一）1945-1955年：战后恢复期
二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实现的。政府采用倾斜式的生产方式集中力量重点恢复和发展煤炭、钢铁、电力和造船业，再以重点投入的部门带动整个工业回升[17]。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工业生产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对高中水平的普通技工需求增多。
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也表现为政府直接调控，在国家单独负责职业教育的体制模式下，职业培训的计划、组织、控制都通过行政命令实施，因而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存在局限性，毕业生往往很难适应职业的要求，使得企业培训得以发展[18]。企业培训发端于纺织业，并在重工业得到广泛推广。1949年，日本引进美国的企业人员培训方式，企业培训进入成长期，并成为正规职业教育的重要补充[19]。
（二）1956-1973年：高速发展时期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仍然利用产业政策充实基础产业、扶持新兴产业、强化支柱产业，实行产业组织合理化政策和向技术集约化推进的产业政策，逐渐从50年代中期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全面、大量引进重化工技术急需加强对技术成果的消化和吸收，在初级职业技术人员需求增加的同时，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受过高级教育的专门技术人员。
日本的中等职业教育主要以职业高中为依托，通过在职业高中不断增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业学科、工业学科、商业学科和信息技术学科等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人才需求。另外，为培养高层次的专门技术人员，于1962年创建了高等专科学校，作为中级技术人员的培养机构[20]。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逐渐形成了由职业高中、专修学校、高等专科学校、短期大学、技术科学大学构成的职业教育体系[21]。20世纪70年代《产业通商政策》和《职业训练法》的颁布标志着政府开始把职业教育的实施权下放给企业，故企业内的职业教育进入快速成长期，各大公司都先后建立了培训部门。《职业训练法》修正案指出，企业主在为其雇员提供职业训练方面承担主要责任，公共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雇主所开展的职业训练活动进行鼓励和帮助。
（三）1974-1989年：低增长转型期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高速发展的日本重化工业遭遇能源价格大幅上调，不得不在“科技立国”下展开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此间的主导产业是汽车和电器机械，经过不断努力，产业结构逐渐从以重化工业为主过渡到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22]。1974-1989年间，第一产业发展几乎停滞，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略有上升，从36.4%增长到37.4%，第三产业占比重略有提高，从58.8%增长到60.0%[23]。
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和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带动了劳动力就业由第一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移，从而引发了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政策的调整[24]。其一，由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向基础化方向转变，要求职业高中重视基础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综合性基础性学科为主，强化与劳动有关的体验学习，以提高学生的能力和职业适应性[25]。其二，职业教育重心上移，更重视教育的终身化和创造性能力培养。自70年代以来，短期高等职业教育以专修学校的成立为契机不断扩充，提升了专门的职业学校的规格和地位，职业教育体系的社会开放度也不断加深[26]。与此同时，企业培训日趋成熟，即使在石油危机的不利条件下，一些企业仍斥资建立培训中心，将培训视为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27]。
（四）1990年至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期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从泡沫景气的巅峰滑入萧条。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日本进行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从传统工业部门迅速过渡到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工业部门，2000年，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为1.14:28.11:70.15，制造业比重停止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兴起使产业结构呈现“社会服务化趋向”。
为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日本的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内容不断充实，教育层次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其一，职业高中在重视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进一步充实专业教育，以便为学生打下能够终生提高职业能力的基础；其二，政府改革了短期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如高等专科学校设置了专攻科并建立了副学士学位制度；其三，建立了专业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培养具有丰富经验和国际视野的高级专门职业技术人才。同时，日本的企业培训在经济衰退的情形下引入了更科学的培训制度，虽然企业培训规模和费用有所减弱，但企业培训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
四、韩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嵌入
（一）1954-1961年：朝鲜战争后经济恢复重建期
针对朝鲜战争后第一产业在GDP中占比过半、工业基本被摧毁的局面，韩国政府实施了以“内向型经济”发展为主的策略，依靠销售美援物资积累资金，进而投入到电力、煤炭、运输、通讯等基础产业以拉动内需。韩国经济因而迅速恢复到战前，轻工业迅速发展，部分进口替代产业也渐成规模，并为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基础。由于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且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人员要求相对简单，普通学校毕业生通过职前培训可胜任，故韩国的职业教育并未真正得到发展，职业教育机构数量较少且形式单一，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法律。
（二）1962-1971年：“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
60年代初，因资源匮乏的瓶颈约束，韩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战略替代了“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而重点培育资本密集型原材料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并逐渐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1972年，韩国三次产业在GDP的占比为26.9：19.8：53.2，其中重工业由1960年的不到1/3提升至41.3%。
“一五”经济发展规划的实施引发了对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政府因之加强了相关职业教育立法，先后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1963）、《职业训练法》（1967）、《加强重化学工业教育方案》（1973）、《职业训练基本法》（1976）等法案，职业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期。这些法案不仅为职业教育奠定了法律基础，也规范了技术技能人员的技能标准，并激励了企业、私人团体培训机构的发展。政府自实施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起调拨专款用于职业教育设施的扩充建设。
（三）1972-1979年：重化工业发展期
政府提出“重化工业宣言”，即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替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进口，以减少对国外的过分依赖，通过“重化工业化”战略将重点产业逐步转到资本密集型的汽车、造船、石化、钢铁和机械制造等产业上，构筑了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骨干出口行业。与此同时，轻工业比重逐步下降，重工业比重明显上升，进入重化工业结构高级化阶段。
由于中等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已不能满足重化工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故韩国在技术高中引进了“2+1”新体制，即提供2年的普通文化课学习和1年的现场实习，以增加学生对工作的适应性。在高职教育层次也相应建立了开放大学，从而能够使没能接受大学教育、或已完成大学教育并想获得新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提供机会。职业教育的发展为韩国工业提供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
（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转型期
政府在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目标，工业发展着重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换，实现在技术密集型基础上的工业和科技升级目标，汽车、电子产品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工业。80年代后期韩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传统工业发展速度减缓，新兴工业发展很快。
70年代中后期，由于过分追求外向型经济以及重工业的投资失控，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出现负增长，“尖端产业、技术立国”的经济转型战略应运而生。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水平的技术员和工程师的需求变得更加突出，故职业教育开始由高中阶段向高等教育延伸，大学和学院为主的高等教育成为重点，高校数量增多。职业教育随之进入调整改革期。
五、启示与借鉴
综上，我国的职业教育动态嵌入经济发展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顺利实现。具体建议如下：其一，职业教育能够嵌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迫切需要政府介入，引导教育资源流向职业教育领域，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视精英教育、崇尚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环境下更是如此；其二，职业教育对经济需求的反应总是滞后的，因此，要培养适销对路的技能型人才，学校在制度设计上必须灵活，以有利于快速实现人才培养的转向；其三，实行高等教育资源分流，用一到两年时间培养学生扎实专业基础，后一到两年进一步打造某项职业能力，宽口径培养人才；其四，准确预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需的人才规模、结构，正规教育的人才供给有个时滞，故应充分利用企业环境，构建政府、企业、个人三元主体的培训制度，拓宽技能型人才培养空间，提高人才培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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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学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