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朋友说，《年日如草》是一部写“变”的小说，写社会之变，人心之变，价值观之变。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我更愿意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想法，这两个词就是寻找和融入。小说中的主人公曹大屯十八岁走进城市，就是为寻找幸福而来，但他没有想到融入城市的痛苦和精神煎熬是如此巨大。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只不过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感受。这部小说涉及到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特有的“农转非”现象，关注农转非后农村人来到城市后的生存状态。这也正契合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汹涌的城市化进程。小说的主人公曹大屯以及他的家庭，正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这个“特殊群体”。
实话实说，曹大屯身上融入了我个人的记忆和经验。我本人就是通过“农转非”这种中国特有的现象，从山东最北边一个偏僻的村庄来到省会济南的，那时候我还在县城读中学。尽管我两年后才来到济南，但当时，我的心早就来了，我对济南这座城市充满向往。这种“城市梦”，那个时候很普遍，这是当时的城乡“二元”社会和计划经济决定的。那时候城市里没有几个打工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农村人来说，城市神秘、陌生而又遥远，他们根本不了解城市，觉得城市里什么都好。我父亲单位家属院里，像“农转非”这种情况的，大概能占到三分之一。大家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变成城市人了，可是真的走进来，才发现不仅仅是生存不容易，还有好多的不适应，他们的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但心还是农村人的心，也可以说是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就真的能把人撞毁。我的一个邻居，来济南时，二十来岁，小伙子壮壮的黑黑的，老实又本分，但没有文化，进了一家汽修厂上班，开始整天乐呵呵的。可过了不到两年，精神病了，天天钻到卫生间里冲澡，一天能用掉两块香皂，据说是厂里的同事看不起他，耍他玩儿，说他身上有味儿，加上遇到点儿感情挫折，崩溃了，后来只好又回农村去了。他父亲也提前办了内退，陪他回到老家，听说给他买了几只羊，天天在家放羊。
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的事儿，类似的故事很多……这些人真的不容易，他们不同于那些从农村考入城市的大中专毕业生，那是“鲤鱼跳龙门”，当时还是国家包分配，工作都不错，有先天性的心理优势；他们又不同于后来的打工者，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很自然退回到乡村的那个家；而这部分人，他们是来城市扎根的，他们退不回去，他们当中，大都是失败者。他们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挣扎呢?他们到底在城市里是如何生活的?这也许就是促使我写就这部小说最直接的原因吧。
开始动笔之前，我想得较多还是小说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处于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小说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一部小说，如果不面对这个时代的疑问和痛苦，就很难说有现实意义可言。
所以我塑造了曹大屯这个人物形象。这是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正是当下小说创作中被忽视的。最主要的是，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少。不管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我还是试图想赋予他一些新意。比如他尴尬的身份，他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他无所适从，他踯躅、彷徨、寻找，他试图融入其中，但这太难了，不仅在生存上，更在心灵上，所以他的挣扎和痛苦都是双重的。，当然，他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他们的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但心还是农村人的心。
我记录的是刚刚过去或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所以不好写，把握起来难度很大。开了两次头，每次都写到三四万字吧，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把人物写死了，只好推翻重来。后来读《圣经?诗篇》，读到这几句诗，心里一下子激动起来，一下子把好多东西激活了。所以，小说得先有一个自己心里觉得合适的名字。《十月?长篇小说》发表这部长篇小说时，在刊物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一部力图革新生活的个人奋斗史，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多多少少满足了我的一些虚荣心。
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命运，永远值得我们写作者去书写。
感谢作家出版社、《十月》杂志和《长篇小说选刊》的各位编辑老师对这部小说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