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奏之于现代汉诗，是个问题吗？本来不是。但一经询问，便成了问题。问题是人问出来的。为什么问？因为遇到了困难。节奏，就是我在写作中切身遭遇到的困难。 以前，是意义的困难占据了我的诗学思考空间。比如，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才能写出点什么？向着谁写？语言表达是否天然追求意义？每一个汉字从其诞生那一刻起就同时面对“象形”和“寓意”吗……这些问题，在我1990年去非洲之前，经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意义的沉甸甸，压得我年轻的身心有时喘不过气来。意义感，是诗人特有的一种敏感，迫使其呕心沥血，把一个个汉字视同一滴滴心血。
在非洲西端的达喀尔，我得以平静下来，因为远离了激烈的中国现实和烦躁的诗歌现场。逐渐地，语言的困难吸引了我的目光和心智。索绪尔，尤其是拉康，令我关注语言的结构和潜在能量。我注意到“语言”和“言语”的概念差异（在法文中，两者的分界相当清晰）。“语言”是一种总体描述，但具体到每一位写作者，也就是个体生命嘴巴时时在用、脑子时时在想、心灵刹那敏悟的那些出声或未出声的话语，就是“言语”。诗人各有各的“言语”，但所有的“言语”河流都汇入同一个天空广袤的“语言”大海。
于是，另一些问题，同写作的困难相伴而生了。比如，语言究竟是如何在一个诗人的脑海和笔端“生成”一句句诗、一首首诗的血肉身体的？它是如何从灵魂的“无形”过渡到一首首诗的“有形”的？一首诗的可见要素是字、词、句、段、篇？还是字里行间流动着的语气、口吻、音调、色彩、体温？离开了语言的有形血肉躯体，形而上地谈论“一首伟大的诗”，除了空谈，还会是什么呢？……语言，正是诗的本体。那么，语言的困难，也正是诗的本体的困难。
我越来越体会到“节奏”的重要。我把节奏视为新诗以来汉语诗歌写作的本质性特征。押韵一去，新诗在诗体上的尺度感顿失，散文化一直是令诗人两难的头痛问题，一方面它有“松开”的功效，另一方面它又有“散漫”的可憎。近年来的叙述“洪水”，终于使写作一“泻”千里：形散，神也散了！“口水”这一贬词，无疑是一记警钟。每一个当代诗人都应该有所内省，因为“口水”式写作已经把诗歌对语言的要求降到历史上最低的水准了！当诗失去其本身的“难度”时，一切句子（甭管分行不分行）都能混入到“诗句”的行列，那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诗”。
我以为，自由诗是上了“自由”两字的当。新诗又叫自由诗。但诗什么时候“自由”过？！自由，是指诗的精神，诗人对语言的探索和创造性妙用。只有诗人的心灵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同时抵达时，一首诗才可能是“自由”的。须知，诗的创造永远与诗写的困难相连。诗的困难越大，诗的自由也就越大，它们是成正比的。从来就不存在没有“困难”的诗歌写作。所以，比较而言，新诗比旧诗更难写了，因为更难写好。所以，必须重新把目光聚焦于诗的“困难”。
目前，诗的困难，就是节奏。诗歌写作一直就是难的，甚至是难上加难的事情。难就难在对语言的要求，对节奏的要求。把一句话说活，是难的；把一句诗写活，就更难。一句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能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难在使用。谁都在使用语言，谁都想表达一点什么，但诗要求诗人在“活生生”的程度上妙用语言，使之生动、鲜活、富于意味。这种语言的工作，这种语言的劳动，其难度我们怎么设想都不会过分。
诗歌与小说、戏剧、散文等相比，也许只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节奏。那么，小说和散文就没有节奏吗？有。但小说和散文的那种节奏，还不是诗歌的“节奏”，因为前者达不到后者必需具备的那种强度。“那种强度”是什么？这必须结合语言和生命的关系来谈。严格说来，一首真正的诗的节奏，总是与诗人的“生命呼吸”（有时自己都不察觉）有关。
当我说一首诗的节奏的时候，我是指我听见了那首诗在“呼吸”。当然，它不是通过肉身的“一呼一吸”在呼吸，而是通过语言的“张力关系”在呼吸……小说和散文的节奏，离不开“叙事”本身，它是行文本身的一种起伏，是情节发展的各种转折，一句话，它屈从于“叙事”本身。而一首诗的节奏，完全是这首诗的形式本身，是这首诗的“命根子”。
极端地说，正是语言节奏“生成”了一首诗的血肉之躯。抛弃了格律和韵脚的可见可听的外在特征之后，人们凭什么说“这是一首诗”？只能凭语言节奏。节奏像气血一样，流贯在一首诗的全身，并且通过这首诗的意象力量，使这首诗的“意义”不光是它所写出的，还喻示它未写出的。一首诗的节奏同它的“意味”紧密地生长在一起，一句话，诗歌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隐喻语言。
当一句诗“叙述”什么的时候，实际上它仍然是一种“伪叙述”，仍然是对抒情的一种“奉献”。说到戏剧，它是需要人去“演”的，它的节奏是演员和剧情相遇时的一种现场“说话”状态。不管怎么说，“节奏”（甭管它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一首诗的语言生命的呈现方式，也是一首诗存在下去的美学理由。
在我看来，不存在什么“语感写作”。理由很简单：光是冲着“语感”去写作，不可能抵达诗歌。诗歌写作就是诗歌写作。古往今来，哪一首传世之作没有所谓的“语感”？！“语感”说到底，不是什么神秘之物，它总是同一首具体的诗“一起生成”。离开一首具体的诗去谈“语感”，我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但很不幸，这恰恰是目前诗界的状况。语感，是诗人和语言在写作实践中活生生地相遇时才会产生的，它并不独立于诗人对语言的具体运用。
语感总是个人的语感，也就是说，语感总是指向某一位诗人的写作。不存在一个笼统的、对什么诗人都有效的“语感”。瞧吧，语感必须“有效”：产生诗的效果！从诗学角度看，语感是指一个诗人对语言的敏感性。一个诗人必须有对“语感”的意识，然后才能产生所谓的语感。语感离不开一个诗人的个性、生长、地理、气候以及言语氛围等等足以影响“语感”的因素。语感值得强调，因为它是对语言个性的强调。中国诗人的写作，在几十年的政治话语压迫下，对语言的使用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个性。如果曾经有过“语感写作”，那么我希望它是对这种“无个性”的可悲写作状态的一种反抗。语感语感，一定是对语言的最直接的敏感。它只能体现于对语言的使用，即“言语”之中。
诗到现代，一个大的突破，就是让“形式”找到了新的意义。古体诗的“形式”，可以就整个诗体而言，而现代诗呢，“形式”只在每一首具体的诗中，甚至可以极端地说，“形式”就是每一首现代诗本身。这“形式”，同上面论及的“节奏”，其实是一体两面。
新诗不押韵为什么还可以是诗呢？因为新诗就是为了打破押韵，但不是为了打破而打破，而是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必须打破的外在束缚，因为押韵本身作为诗艺也已经烂熟到了必须被“新诗的语言表达需要”抛弃的地步！新诗的“新”，就是不押韵，或者说押不押韵，对新诗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节奏。
节奏产生于诗人在每一首诗中对语言的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