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丈夫同时穿上绿军装 在刀光剑影的年代，无论男女结了婚再去参军打仗，怕是屡见不鲜的事；但在非战争年代，带着儿子与丈夫同时入伍、且投进无形战线的特殊行列，恐属不多。可我就曾有过如此值得回味的人生经历。
共和国的诞生，给我这个穷乡僻壤的女孩带来了曙光。在那重男轻女的恶习尚未完全改变而又十分贫穷的年代，老师的鼎力支持和助学金的帮助，使我有幸进了学校并带着红领巾和团徽顺利成长。初中毕业时因家境拮据，学校只好保送我去读那时还不太被人看重的师范学校。按理我也该像我的大部分同学那样，一辈子做一位托举未来的人民教师。可命运却给我做了另外一种安排――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师毕业后，学校又保送我去当时由邓小平同志命名、由司令员张国华将军兼任校长的西藏公学(即现西藏民院的前身)读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由此而奠定了我以后当兵的基础，并注定了我这一辈子都与民族工作结缘，而且又有幸与经历类似的我先生相识而相知。可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
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们近300同学打上自己的被盖卷，分乘一二十辆敞蓬大卡车，浩浩荡荡翻越千年冰封的唐古拉山，颠簸了十几天才抵达拉萨。从不知言苦的我们稍事休整后，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去西藏各地、县工作，我俩与少数同学则被留下，又进了由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任校长的西藏自治区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专修古藏文。此间，由于印度蓄意向我挑起边界冲突，我们被迫打起了震惊世界的边界自卫反击战。由于战争的需要，当时的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动员我们时刻准备支援前线。因此我们全都领到了一大堆军用物品，并摩拳擦掌地等待着出发的那一天。但是，自治区和军区领导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确定我们留下继续完成学业。我们自然都很遗憾，因为我们失去了一次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结业后，我被分去西藏自治区公安厅搞技侦，老伴则被分之自治区党委给苗丕一书记当秘书，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山高水远，其间父母相继去世，也未能最后晤面)。那时正值部队需要开展一项军事调研工作，经过严格挑选，已经步人而立之年、儿子也快3岁的我们，这就穿上了做梦也不曾敢想的绿军装，由此而开始了在世界屋脊上无形战线的军旅生涯。
而且这长达10余年的军营生活，其中又有好几年是在我国驻外大使馆度过的。因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需要在境外开展，这既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友邻关系，又涉及敏锐的民族问题，隐秘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加之当时正值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的前后，国外敌对势力反华、反共的浊流还比较器张，需要特别细心和讲究策略。因此，作为外交官员的我们，既要不折不扣地做好使馆分给我们的日常事务，还千方百计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要在军而不言军，更不能穿军装。我们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广泛开展调研活动，为上级决策提供了一些可靠的依据，为此而得到首肯和表扬。
当然，我们的辛苦和劳顿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外人不知就里，满以为在国外工作，是十分潇洒和极其风光的。当然，与国王、首相握手，和国内外要员合影不是没有，喝茅台、吃西餐也是常有的事；但那纯粹是为了工作，而且更多的时候则是埋头苦干。因为安顿孩子等原因，老伴先我一步出国，双重工作的重负压得他排血尿，三十出头就开始白发、谢顶。即便后来我们联手一起工作后，每当我俩单独外出调研时，因为毕竟不是在国内，活动范围有限、安全系数更小，所以总是提心吊胆地怕被坏人跟踪或暗害。即或是觥筹交错时，我们也不能开怀畅饮，只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送走客人后，再累也不能忙着先休息，而是赶快提起笔来写材料，如有特别重要的情况，不分昼夜还得马上报告国内。而每月一次的信使的到来，则既使我们高兴万分，又使我们忙碌无比。高兴的是又可收到抵得万金的家书，从而获知魂牵梦绕的、被重重关山阻隔的宝贝儿子的最新信息，我俩往往还会为一些报喜不报忧的“谎言”而高兴好些天；辛苦的则是，信使又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或紧急任务。而且必须在信使停留的一两天内办完交办任务、赶完要交付信使带走的所有重要材料。为此有时我们忙得通宵达旦，想给儿子说的心里话纵有千言万语，也只有放在最后草草几笔了事。那时，工余不能随便上街，活动十分单调；工作时连看文件、交换意见等都得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所以尽管有红皮护照的保护，但也总是感到别扭，并有极大的压迫感和寄人篱下的不安全、不自由感。日夜思念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亲人和骨肉，更还有可爱的祖国和对自由的特别憧憬。因此，连有时偶尔穿越长途回到边境上办事，也能特别感到祖国怀抱的温暖，什么路途的颠簸和泥石流等意外，以及土匪的袭击等等，通通不在话下。
几年后当我们完成任务返回时，一踏进国门才更是备感久违了的祖国的亲切、可爱和行动自由的可贵。那时大儿子已快八岁，小儿子则过了大半年才出世，我们又继续搞了几年境内工作。之后，将两个儿子也接到“脚下垫块石头就可摘满篮星星”的第二故乡，经年家分四处(老伴长期在广州，我在拉萨，大儿子在成都八一校，小儿子在彭州乡下)的一家人这才真正团聚在一起。但老伴仍然经常往返于拉萨与边境之间，时常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栉风沐雨，历险和定时吃不上热饭是常有的事，因此他的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十分严重。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俩的心脏和脑血管都有了些问题，两个孩子的高原反应也不轻，思忖良久我俩主动提出了转业要求。于是八十年代中，经组织批准我们这才结束了雪域高原二十余年的艰苦生活，叶落归根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驾轻车就熟路从事于民族工作，直到退休。这就是我们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融汇进共和国、倏忽而去的几十年所走过的历程。
青春无悔的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了过去的奔波与辛劳，闲暇时光读书看报、种花养草、练字对弈或漫步出游，亲近大自然，成了我们享受美好人生的极大乐趣。还时不时地打打电脑，写点散文、随笔或小诗，自警自策、自得其乐地安度晚年。而今，祖国母亲正值盛年，我们也才年届花甲。伴随着共和国成长起来的我们，总觉得祖国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而自己为祖国奉献得太少太少。我们愿意紧紧地牵着亲爱的祖国母亲的手，共同迈向新的世纪。
在藏20余年，有几件事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永远铭记谭冠三将军的名言
《西藏风云》开头几集中，有一集表现原18军在奉中央之命，进军西藏前夕的誓师大会上，作为这支队伍主要负责入主一的谭冠三同志，激动地向广大指战员敞开胸怀，宣称如果将来有一天他死了，就把他的白骨埋在西藏。这不是杜撰，而完全是事实。因为现实生活中，谭冠三将军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这句话，以至后来成了全西藏军内外干部战士人人皆知的名言，而且我曾有幸亲耳聆听过这句壮语，并铭记终生。后来所在部队由于环境的艰苦和任务的艰巨，几乎每年都要因公致残或牺牲一名干部战士，但也并未动摇我们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决心。
那是在1960年的9月，西藏举办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全区运动会上。当时我还在由邓小平同志命名、张国华司令员兼任校长的西藏公学读书，课余任校代表队的女排队长。在老师的率领下，我们参加了这次盛会，而且仅以一分之差，屈居这个项目的第二名。虽然没能拿到冠军，队员们情绪有些沮丧，但是运动会闭幕后的参观和联欢，还是让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有幸第一次逛达赖喇嘛的冬宫(布达拉宫)和夏宫(洛布林卡)，而且还第一次见到了谭冠三等西藏的军政领导。
就在那次运动员的联欢会上，谭冠三将军代表自治区筹委会和军区领导讲话时，鼓励我们要锻炼好身体，保卫边疆、建设西藏，扎根边疆、开花结果。紧接着他就笑吟吟地举着拳头，十分动情地大声对我们讲：“将来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把我这把老骨头埋在西藏!”尽管那时风华正茂的我们，还没有更多地考虑到身后之事，但是我们却对这位老将军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他这番气壮山河的决心和豪言，使我们备受感动和鼓舞，刻骨铭心一辈子难忘。后来合影时，作为西藏当时第一所大学――我们学校代表队的运动员们，正好都围坐在老将军的周围。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还给我们讲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尤其是他的平易近人和对西藏的无比热爱、一往深情，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且谭冠三将军本人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生前，他与张国华等，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建设呕心吐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去世后，果真按其遗愿，将遗骨埋在了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令人景仰不已。
若能有幸，当我有一天长眠之后，能将骨灰撒向皑皑雪山，滚滚雅鲁藏布江之中，我将含笑九泉。
永远难忘我的藏族房东巴底拉
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的片尾曲中唱道：“氆氇小帐篷，牛粪火红红，酥油灯儿亮……”亲切的歌声打动我的心弦，并将我早已尘封的记忆打开，把我又带回到那三十多年前一个诗画般的仲夏之季。在拉萨这个碧空如洗、云雀高唱、山青青、水绿绿的黄金季节，我这个刚从内地进藏不久，专修藏族语言文字的大学生，有幸第一次走进一位普通西藏劳动妇女的家，并在西藏底层老百姓中间，生活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亲身感受到了藏汉民族间兄弟姊妹般的美好情谊。
20世纪60年代之初，我们近300同学，从西藏公学毕业后，大部分同学为民主改革所需，被分去西藏各地做了基层干部，只有我们十几位同学被留下继续专修古藏文，由名活佛给我们上课。其间，为了锻炼我们口语的说、听能力，学校将我们下派到拉萨附近堆龙德庆县的几个乡，搞基层政权建设的普选试点。因为这既是实习，更是为了试点工作，所以当然也得按照当时下乡干部的规定，必须与老百姓“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这才结识了我的房东巴底拉(“拉”在藏语中是对人的敬称)。
我们一组同学在东嘎乡实习，与当年十八军开垦的河滩地，即后来的八一农场紧相毗连。我与另一位女同学被安排在一位单身藏族妇女家。据乡和村的干部介绍，这位妇女名叫巴底拉，原是领主代理人家的女奴。我觉得她的名字有点与众不同，于是便好奇地询问其含义。他们说，以前的农奴哪有什么像样的名字啊，还不是主人随心所欲地命名一个就得了!她的名字就是一种茶名，我“啊”了一声说，“怎么会是这样呢?”他们说，“真的就是这样”!
原来一无所有的巴底拉，“民改”时分得了士地和一头奶牛，还有一间住房及其他一些简单的生产、生活资料。她那间小屋里，除了灶台外，只有一个睡觉的厚垫子和一个吃饭的小藏柜以及一些粮食、干牛粪和小农具等。屋子小是小，但收拾得还算清爽。据说，她性格有些孤僻内向，平时不太爱言语(这大概是长期做贵族家奴所养成的性格和习惯吧)。因此初始，我与同学都小心翼翼地与她相处。但处久了方知，其实她是个很随和的人，且质朴、勤劳而又善良，对我们还极其友好，又特别重情谊。
酥油茶本是个好东西，而且当时供应有限，老百姓不见得每天都能喝得上；但不会喝的人，开始怎么也接受不了那个气味。巴底拉知道我俩还不会喝，就用她挤的牛奶每天给我们做奶茶喝。她知道我们不吃蔬菜不行，就千方百计给我们搞点菠菜、小白菜做汤拌糌粑吃；她还从田边地角捡回一些间苗废弃的莲花白枝叶，用她的奶渣水加上盐巴给我们做“泡菜”。我们偶尔去县上开会或办事，当然不会忘记去县委食堂 饱餐一顿大米饭和炒菜，然后也给她带回一些去，让她也开开“洋荤”。
与老百姓搞“四同”确实不容易，除了饮食习惯的差异一时难以适应外，其实当时最为难受的是每晚的睡觉问题。巴底拉见我们白天要与群众一同下地劳动，同时还不忘记生产、生活用语的学习和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等的搜集，以及党的有关政策的宣传贯彻，晚上经常开会到夜深才回到她的小屋。于是她便硬要将其惟一的睡垫让给我俩好好休息，她自己则睡地铺。我们死活不同意也犟不过她，见她真要生气了，只好不拂她的美意，十分歉疚地躺到了她的睡垫上。可正当十分疲惫的我们刚进入梦乡，不知什么东西却弄得我们浑身发痒，难以入眠。当我俩睡眼惺忪地爬起来用电筒一照，嗬，了得!一支臭虫的队伍正沿着墙缝向我们大举“进军”!劳累了一整天的巴底拉被惊醒后，也与我们一起参加剿灭战，然后在睡垫周围撒了不少“六六”粉。但第二晚上，这些不怕死的家伙，依然“前赴后继”地向我们发起攻击。巴底拉说臭虫“欺生”，只好无可奈何地与我们换位于；但却无济于事，这些家伙仍然不放过我们，又跟踪追击到地上来叮我们。巴底拉就把白天从地里扯回准备喂牛的燕麦草，铺在我们地铺的周围，然后再洒上点水，说是这样可以阻止臭虫的进攻。这办法果然还真的奏了一段时间的效。
西藏的老百姓能歌善舞，无论放牧还是下地劳动或修房补屋，都要伴随着歌与舞。而且十分乐观豁达，无论男女相互之间很爱开玩笑，有时甚至还来点恶作剧，与我们这些“甲嫫”(汉族女性)熟识后也不例外。但巴底拉大姐是我们的保护神，从不让那些男青年与我们两个大姑娘毫无分寸地乱开玩笑。
实习完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巴底拉大姐和其他藏族乡亲们，还以为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可没料到，一般不进城闲逛的她，没过多久就挺着大肚子(听乡亲们讲，巴底拉并非单身，只是她那在拉萨城里赶马车的丈夫已经有了外遇，而不再回到她的小屋；可她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他，也不告诉我们她已有了身孕，每天照样干体力活)专程到学校来看我们，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大盒炒蚕豆和炒青稞以及烤饼等小零食，因为她知道我们特别喜欢吃这些香东西。我毕业工作后，不知她从何打听到我的工作单位，带着吃食和她的宝贝女儿又来看过我，而且同时还带来了乡亲们的问候，使我十分感动。
后来，我的工作单位换了地方，听说她还曾来找过我，但却带着孩子很失望地离开了。当时我心中也一阵遗憾和歉疚，而且从此后我们之间便中断了联系。但我却总要时不时地想起她来，并一直为她母女俩的命运挂着一份心。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从《西藏日报》上得知，堆龙德庆县是拉萨近郊经济搞得很不错的一个县，巴底拉大姐和她那可能早就当了妈妈的女儿，应该是过得很好的，而且生活和卫生条件等肯定也是今非昔比的。我惟愿她母女，以及其他藏族众乡亲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上加好。
永远的痛是儿子只认照片不认亲娘
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中描述，原十八军医生杨华出差回内地时，请了三天假兴冲冲去保育院看望她朝思暮想的宝贝女儿：但女儿却不领情，无论怎样“刺激”，就是不理她。她气也不是，怄也不是，被搞得直掉眼泪。看到这里，我也情不自禁满眼盈泪捆为这并非臆造的故事，不是杨华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大凡“老西藏”的女同胞，恐怕都曾经有过如此“遭遇”。因为西藏山高缺氧，不可能将幼小的孩子带在身边，一般都寄养在内地。当第一次见面时，孩子乖的能当面叫你一声“阿姨”就很不错了；孩子犟的，即便你软硬兼施，他(她)就是不叫你，你还真是没有办法。而且短暂的休假，往往不能代替长期的朝夕相处，所以有的因此而与子女感情疏远，甚至造成终生遗憾。我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也曾使人啼笑皆非，并隐痛至今。
1967年生下大儿子度完产假后，便立即返藏上班。把难舍难分、才四个半个月的儿子托付给还在哺乳自己孩子的妹妹同时喂养，后因她又怀孕，只好将儿子转交给从未生育过的大姐代养，儿子已经3岁多了才又轮到我休假。当我与即将出国工作的老伴心急火燎地赶到寄养他的大姐家时，眼看着乖乖的儿子站在面前，可他就是不理不睬我们，任凭大姐怎么讲，他把头歪在一边，就硬是不叫我们。当我把特意给他买的糖果糕点和玩具、新衣一一从旅行包中掏出来堆在他面前，他也毫不动容。但是当我们与久别重逢的哥姐弟妹拉家常而不太在意他时，他却又躲在大姐的背后偷觑我们，一旦被发现，他便又躲开我们的目光。晚上睡觉时，死活不让我与他同枕而眠，而且不让我碰他。
第二天早晨，大姐将他揽在怀里悄悄问他：“你不是说想妈妈吗?怎么妈妈回来了你又不叫她?”猜他怎么回答?他忽闪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用胖胖的小手指着挂在墙上的我的照片说：“那才是我妈妈，她不是我妈妈!”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可作为母亲的我，当时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心中只有苦涩，好不容易才忍住快溢出眼的泪水。
好在经过几天的熟识后，他不再拒我们于千里之外。当我们带着从未出过远门的他，第一次坐汽车、乘火车去北京玩了一趟后，他才认了我们，而且再不愿离开我们了。尤其是当他得知休完假后，我们又要撇下他时，说什么也不愿意，而且每晚睡觉时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怕我偷偷跑掉了。后来妹妹来信说，当我们悄悄离开的那天早晨，他醒来后，发现自己抱着的是一个小枕头而不见了妈妈，他扭着大姐找遍了屋里院外，当确认我们真的走了时，他竟一直叫着妈妈号啕大哭了好半天……读到此处，不知不觉中，手里的信纸湿了一大片(以后，又与大儿子别离过几次，而且上学后一直将其放在成都或拉萨八一校住校)。
时间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但这些镜头总在我脑际频闪。而且，特别是我的大儿子，无论怎么迁就，虽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已为人父的他至今仍在感情上与我们格格不入，没有一点父子、母子和手足情分。不知是否因为当年小小年纪的他，在他最需要父母之爱的时候，父母却三番五次离他而去，情感受到了伤害所致。而现在他所缺失的已不再是父母之爱了，所以无论父母怎么补偿都无济于事但这却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和心痛。如果说这就是我们为革命事业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就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