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水浒传版本流变
许勇强，李蕊芹: 近 20 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评 察，认为“《古本水浒传》疑点重重应该说是一本后 人伪托之作”
［32］
。应坚则对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
《古本水浒传》的论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33］
。
小说版本数字化是当前小说版本研究非常值得
注意的一个方向，目前学术界已经在国内外先后举 办了 11 届小说( 戏曲) 数字化的专业研讨会。其主 要代表人周文业在《〈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应用》 一文中介绍了当前《水浒传》版本数字化的进程、使 用和其他小说版本的数字化进程
［34］
。可以预见小
说版本数字化工程将对今后《水浒传》和整个小说 版本的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
在小说版本研究综述方面，谢卫平概述了日本
的《水浒传》版本研究情况，为我们了解海外汉学家 的成果提供了门径
［35］
。何红梅《新世纪〈水浒传〉
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综述》一文也涉及近年国内 《水浒传》版本研究的情况
［36］
。
郭英德对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进行了宏观的
思考。文章以《水浒传》作为例证论述了中国古代 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一书各本”的现象、文本“原 貌”的追寻、不同版本的价值等问题。作者认为一 书的不同版本系统之间具有显著的、甚至巨大的差 异，这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通 俗小说版本研究的难点。因此，中国古代通俗小说 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恢复一书问世之初的文本 “原貌”，而是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 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 国古代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版本系统对正文文字内 容的不同处理，不仅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其 各自的价值。
［37］
五、结语
回顾近 20 年来《水浒传》版本研究，我们发现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范围由集中趋于零散，没有形成比较
突出的研究亮点。与前一阶段版本研究集中关注繁 简本关系、古本水浒真伪讨论等热点问题相比，这一 时期版本研究比较分散，没有聚焦在某几个特别重 大的问题上。其原因除了研究者兴趣的变化之外， 前人在某些重大问题( 如繁简本关系) 上的成果很 难突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研究对象由宏观趋于微观。如果说前一阶
段《水浒传》版本研究还停留在宏观问题的研讨( 如 繁简本关系、版本演变史等) 上，那么这一阶段学者 关注的重心已经逐渐过渡到中观( 如齐裕焜对繁本 内部关系的思考) 甚至微观( 如刘世德、李永祜对 《京本忠义传》的研究) 的版本研究上了。由于研究 对象的细化，其结论自然更加深入细致，但理论性、 系统性也就相对显得薄弱。
三是简本研究由冷落趋于重视。由于历史的偏
见和简本自身艺术水平的相对低下，学界历来忽略 《水浒传》简本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马幼垣 先生力倡简本研究以来，这一状况逐渐得到改观。 如刘世德的简本研究成绩比较显著，个别年轻学者 也开始关注简本。但是就简本在整个《水浒传》演 变史的地位来看，目前的研究仍然很欠缺，今后进一 步开拓的空间还很大。
四是研究队伍日趋老龄化，呈现出后继难续的
困境。版本研究除了客观条件( 掌握众多版本) 比 较难以具备之外，研究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如版本、 校勘知识) 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新时期成长起来的 年轻学者由于历史环境原因，在版本校勘等方面的 素养明显不如老一辈学人，加之当前日趋功利化、产 业化的学术环境也难以让年轻人沉下心来做枯燥的 版本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版本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年 龄偏大的学人( 如刘世德、李永祜) ，《水浒传》版本 研究呈现出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水浒
传》版本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避免一些问题的重复研究。有的问题通
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基本解决( 如版本演变史) 或在目前条件下暂时无法解决( 如繁简本关系问 题) ，对于这些论题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搁置的态度， 避免浪费精力。
其次是出版一批影印本，为版本研究提供文本
条件。尽管台湾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和社科院 的《古本小说丛刊》已经出版了几本《水浒传》影印 本，但还有不少本子尤其是简本没有影印出版，并且
这两套丛书价格昂贵，一般学者不易得到。为此应 专门出版一套包含若干代表性繁简本的《水浒传》 影印本丛书，为学者提供研究便利。
再次是加大对《水浒传》简本的研究。前面已经
说过，尽管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马幼垣先生就已经 呼吁重视简本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简本研究 的论著还是非常少，今后进一步开拓的空间还很大。 最后是培养新人，为版本研究队伍输入新鲜血
液。目前从事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大多是老一辈学 者，后继乏人，为此学界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一批年轻 的硕士、博士从事小说版本研究。另外，由于版本研 究是个枯燥的“冷门”，因此还需要研究者有奉献精 ·25·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4 期 春秋时期事件的联系，认为作为《春秋》专家的冯梦 龙很可能就是田王二传的作者
［17］
。后来作者比勘
了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发现袁无涯本的增补和修 改为同一人所为。傅承洲将袁本修改者对小说诗词 的看法及处理方式与冯梦龙晚年重写《新列国志》 对诗词的处理方式进行比较，并根据冯梦龙诗歌的 特征，从内外两方面论证了“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 全传》的修订工作也是冯梦龙完成的”
［18］
。
日本学者马场昭佳对清代《水浒传》的传播接
受进行了考察，认为清代前期的《水浒传》接受情况 与明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金圣叹的七十回 本作为《水浒传》定本地位的确立在乾隆年间中期 到后期之间，清代后期以后的人几乎没有人认为征 四寇的故事与七十回本《水浒传》原来是同一个作 品，而只能以《水浒传》续书的面貌继续出版。 ［19］
无穷会藏本《全像忠义水浒传》是比较罕见的
本子，20 世纪80 年代范宁先生曾作简单的报道 ［20］
。
王利器认为这个本子才是李贽的真评本，其依据的 底本是郭勋刻本，但没有进行详尽的论证
［21］
。刘世
德对这个本子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比勘，认为无穷会 藏本的底本，不是天都外臣本、容本、袁本或钟伯敬 评本，但与袁本在版本系统的血缘关系比较亲近。
从其纸张、墨色和避讳等来看，当是清初顺治年间的 刊本
［22］
。但谈蓓芳对刘世德的考证结论提出了不
同看法。她认为无穷会藏本应该是“明刻清初重印 本”; 天都外臣序本与无穷会藏本在引头诗、回目、 情节和文字等方面存在着不少差异，而后者更周密 合理，因此天都外臣序本在前，无穷会藏本在后; 作 者详尽比勘了袁本和无穷会藏本，发现除第七十二 回的“四大寇”名单及与此有关的交代是袁无涯刊 本同于天都外臣序本而异于无穷会藏本的之外，还 没有发现袁无涯刊本存在其他的异于无穷会藏本而 同于天都外臣序本的例子，因此作者认为“袁无涯 刊本当出于无穷会藏本或其底本、祖本”。此外，作 者还认为无穷会藏本大致保存了郭武定本的面貌， 其批语是李贽评点《水浒传》的初稿，而袁本中的批 语乃是最后的定稿。
［23］
大涤余人序本《水浒传》的刊刻时间还存在争
论，马蹄疾等学者认为在万历早期，孙楷第则认为在 昌历之际
［24］
。李金松根据大涤余人序本刻工黄诚
之在 1632 年刊刻遗香堂本《三国志》、刘启先 1645 年刊刻《清夜钟》的事实，认为大涤余人序本刊刻年 代不可能在万历早期，而当在万历晚期或更后，其刊 行时间的下限当在李渔刊行芥子园本《水浒传》之 前，因而它不可能成为袁无涯刊行的百二十回《水 浒传》的底本
［25］
。
在繁本关系问题上，齐裕焜将《水浒传》繁本分
为甲乙两个系统: 甲系统版本有“致语”，即引头诗， 乙系统版本没有; 甲系统版本未移置阎婆事，乙系统 版本已移置; 诗词和文字有不同。乙系统繁本是在 甲系统繁本的基础上修改加工的，其忠奸斗争的思 想倾向加强了，艺术上有所提高。袁无涯本是用乙 系统的百回本作底本加上经过脱胎换骨改造的征田 虎、王庆故事成为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本。 ［26］
章培恒通过解读袁本《发凡》的内容，认为这段 文字系李贽所写而被袁无涯修改。根据这段文字所 提到的郭勋刻本的特点( “移置阎婆事”和在七十二 回的“大寇”名单中删去王、田而加上辽国) ，天都外
臣序本等各种版本的《水浒传》都不是出于郭武定 本，而是以一种比郭本更早的本子为祖本，袁无涯因 为保留了“移置阎婆事”而比容本等更接近郭
本
［27］
。但李金松却认为所谓“移置阎婆事”并非郭
勋，而是袁无涯和冯梦龙。因此作者认为繁本《水 浒传》的版本流变依次应是祖本、郭勋本、天都外臣 序本( 由此派生出简本系统) 、容与堂本( 四知馆本 以此为底本) 、百二十回本、大涤余人序本等。金圣 叹的“七十回本”乃由百二十回本出
［28］
。
四、其他问题
除了以上三方面外，这一时期还有部分学者对
《水浒传》版本的其他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讨。 繁简本的关系问题是《水浒传》版本研究史上的
大难题，20 世纪80 年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 深入，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这一时期个别学者也对该 问题进行了思考，但基本是重复以前的观点。如李殿 元认为“《水浒传》的第一个刻印本当是繁本，是直接 记录说话。这个本子名字可能叫《宋江》，大概只有
40 回，其内容为现在 120 回本的第 3 回至第 50 回”。 作者认为，在《水浒传》繁简本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上 存在有两条线。一条线是书商们，他们专拣简本; 另 一条线是以郭勋、都察院为代表，他们不以赚钱为目 的，所以重视书的质量，他们专拣繁本。
［29］
针对1985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古本水浒 传》，张国光指斥为“伪中之伪”，认为其作者是 30 年代的梅寄鹤
［30］
。魏达纯通过大量统计和比较前
七十回与后五十回在用词和句式等七个方面的差
异，认为后五十回与前七十回决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将后五十回也说成是“施耐庵著”是欠妥当的
［31］
。
刘明远则从语言、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考
·24·许勇强，李蕊芹: 近 20 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评 备，这一时期的学者鲜有论及，个别学者如黄俶成在 其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整体看来并没有多少新
意。
［5］
篇二：水浒传的主题
《水浒传》的主题
关于《水浒传》的主题，学界众说纷纭，有“农民起义说”、“忠义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农民起义说”和“忠义说”。这两种对《水浒传》主题的论断不无道理，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当。
首先，就“农民起义说”而言，这个说法本身就很牵强，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阐释《水浒传》主题这个问题上，这一说法仍为一尊。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们习惯将大部分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划分到农民起义的范畴，但是就梁山泊聚义来讲，这种说法并不合适。1984年，周克良在《大庆师专学报》上发表了《<水浒传>非写农民起义说》一文，主要观点是：第一，梁山一百零八头领并非农民起义的代表，而是解民于倒悬的仗义疏财之士或绿林豪侠；第二，梁山好汉所发动的战争并不具有农民革命战争的性质，实乃绿林好汉大规模的打家劫舍之举：第三，梁山泊聚义的纲领不是农民革命的纲领，它所表现的是游民无产者的思想倾向，所谓的梁山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以绿林豪侠为主的游民无产者武装集团。周克良对梁山泊政权本质的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农民起义说”不攻自破。王学泰在《<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从梁山好汉的成分构成、梁山泊主人公的经济与政治诉求以及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水浒传》主旨并不是写农民起义的成败，而是描写游民起义的过程始末。
游民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的约束，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一类人的总称。游民涵盖的范围很广《水浒传》中，包括原为富产地主的梁山泊头领、泼皮无赖之流以及帮闲之徒。不同的是：高俅凭一技之长被封为太尉，一步登天。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中农民出身的少之又少。他们中大部分是落草为寇，占据山林，依靠打家劫舍过活的草贼；一部分是富户财主或地方一霸：还有一部分是原本为吏胥，后为封建关系所不容，最终走上梁山的；一小部分是具有某方面特长，为求富贵而上梁山的：勉强算作农民出身的，除了渔民“阮氏三雄”很难再找到其他人。而梁山泊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无论犯了什么罪，即使是杀头之罪，如果想要平安保命，投奔梁山泊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因此，《水浒传》中梁山泊的众多头领大部分是游民，而梁山聚义本质上并不是农民起义。 梁山泊众多头领占据一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满足“论秤称银两，换套穿衣服”的物质追求，并不像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所表现出的对土地的要求，而他们本身也不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他们所标榜的是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打的是“杀尽贪官，伸张正义”的旗号，所要达到的绝不是农民阶级的要求。他们求的是富贵，绝不仅仅是温饱，有着很浓重的巧取豪夺色彩。所以认为《水浒传》的主旨是农民起义，是不恰当的。
其次，有学者对其主旨持“忠义说”，也是一种误读。《水浒传》中，我们认为集忠孝义，于一身的最明显的人物就是宋江。对待任用四大奸臣的宋徽宗，宋江念念不忘招安，即使是在众头领都反对的情况下仍是如此。《水浒传》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大小头领开怀畅饮，宋江醉酒，趁醉作《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黑旋风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作粉碎。这充分说明除宋江外，梁山泊头领是不赞同的。对于江州劫法场曾救过自己的李逵，宋江竟不顾救命之恩，一怒之下要将李逵推出去斩首。我们不难看出宋江招安心切，但他却从未想过招安的后果。梁山泊受招安后，先征辽国，后平方腊，解决了朝廷的内忧外患
之后，损兵折将，实力消耗殆尽。后又受朝廷排挤，最终四分五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江的愚忠造成的。这种“忠”和儒家所提倡的“忠”并不完全一致。
至于“孝”，《水浒传》中宋江被称为“孝义黑三郎”，“孝”在宋江性格中占重要的部分。作押司前，他将自己的户籍从家中脱离出来，名义上与家人断绝关系，以便自己遭遇不测时，父亲和弟弟不受牵连。而后，宋江接到书信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立即决定暂不去梁山泊，改道回家，自投罗网，最终身陷囹圄，险遭不测。毋庸置疑，宋江对于自己的父亲的确做到了“孝”，但他对别人的父母又是怎样的呢?李逵下山接双目失明的母亲上山，母亲不幸被老虎吃掉，李逵一怒之下杀死四只老虎，回到梁山泊诉说这段经历时，宋江的表现又是如何呢?宋江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丧身虎口的李逵母亲的悲伤与同情。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对待自己父母的心去对待别人的父母，这才是真正的孝。而宋江的“孝”是狭隘的。 “义”是宋江闻名绿林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很多江湖豪侠之士投奔梁山泊都是慕宋江之名。可以说宋江一向是以义气为重，虽只是个小小的押司，但在江湖上却有很高的地位，提到宋江，人们都有所耳闻，连一向自负的李逵，第一次见到宋江的反应就是：“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江的江湖地位。因此，朱仝义释宋公明，锦毛虎义释宋江，使宋江能够数次逢凶化吉。很多次两军对垒，梁山泊活捉对方领将，宋江都以礼相待，亲自松绑，把酒陪话，并且亲自送下山，为的都是义气。但不可忽略的是在“镇三山大闹青州道，霹雳火夜走瓦砾场”一回中，宋江为骗秦明上山，定
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无法容许类似梁山泊一类组织的存在，即使他们不侵州县、仗义疏财、劫富济贫。因为，他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终究会爆炸。梁山泊英雄聚义虽然最后接受朝廷招安，以悲惨的结局收场，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统治阶级。而就梁山泊政权的本质来讲，绝不可以简单归结到农民起义的范畴，而所谓的“忠义说”也是很牵强的。
论《水浒传》的主题
一、传统的主题说法
对《水浒传》的研究自成书以来便不断，对其主题思想的说法更是争讼不绝各持一说，由于各位前人研究的角度不同，渐渐形成“农民起义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投降主义说”等等。
1.“农民起义说”
在《水浒》众多的主题说法当中，“农民起义说””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权力话语。一直被认为是正统的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压倒其他的说法，直到后来才遭到质疑。“农民起义说”认为水浒人物和故事反映了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是一曲农民起义的颂歌。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学校的教科书，也一直使用这一观点。
这一说法可以归纳为4点：（1）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官逼民反”、“乱自上作”。作品展示了北宋末年奸臣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品具体刻画了高俅、蔡京、杨戬、童贯为首的封建官僚贪赃枉法、互相勾结、无恶不作，但这些贪官的总后台就是徽宗皇帝，昏君佞臣组成的统治集团压迫人民，激起人民反抗的怒火。“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这是起义的根本原因。（2）歌颂农民起义英雄。一百零八位头领个个都是勇武智慧、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反抗黑暗的封建统治，对抗腐败的官府，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3）揭示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招安”是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也体现了农民起义领袖思想上的局限性——宋江、卢俊义等人具有浓厚“忠君”思想，他们又是梁山义军的主要领导，影响和左右着义军的发展趋势，宋江上梁山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梁山泊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他们起义的原因是博取功名，封妻荫子。故“招安”是其必然选择，失败是起义的必然结局。（4）严重的忠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进步意义。
应当说，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仍然是水浒评价体系的主流。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所写不是“农民起义说”，而是“市民起义说”。魏世民在《<水浒传>主题再讨论》一文中提到，“梁山义军算不算农民起义军，早就有人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这首先可以从梁山英雄的构成成分上看出。梁山一百零八将有王孙、将吏、富豪、地主、商人、刽子手、猎户、渔民、屠夫等，而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李逵、张青、陶宗旺三人，所以从阶级成分上来说，农民只占极少数。”[①] 按照这些人的话说，水浒人物和故事，更多的不是农民和农村的故事，而是市民和城市的故事，因此，应当说是一次市民起义。这种观点，与“农民起义说”小异大同。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一些，但远没有持农民起义观点的多。
2.“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说法，首先出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75 年，伊永文撰文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事件为原
始素材，根据市民阶层的理想，着重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反抗思想行为……概括了市民阶层的生活、意识和斗争”提出了“市民”说。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及《〈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二说》则从作品本身展现的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水浒传》中众多的市民活动和《水浒传》成书过程详细论证了这一说法。后来又有一些学者相继从小说中的领袖出身、队伍成分、政治口号和发动战争的性质论证《水浒传》不是写农民起义，而是为“市井细民写心”。20 世纪90 年代， 纪德君在《〈水浒传〉写“心”说总析》中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是以写“士心”为主、其他阶层为辅。
《水浒传》作为一本内容丰富的长篇章回小说，涉及面相当广泛，其中有很多关于城市生活和市民心理的描写不足为奇。况且《水浒传》是在元话本，水浒戏及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作者的再加工而成，而元话本、水浒戏本来就是供市民阶层观赏的，必然要反映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否则这些话本和戏曲就没有生命力。在此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小说《水浒传》也同样如此。我们不能因为《水浒传》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憎感情、有大量关于城市生活的描写就说其主题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反映市民心理、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只能说是小说反映出来的审美趣味，而不能说成是《水浒传》的主题。
3.“忠奸斗争说”
“忠奸斗争说”认为《水浒传》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当权派与在野派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而斗争。然而忠奸斗争主要发生在招安之后，那么招安之前，众多水浒英雄好汉为了能够生存而逼上梁山，又如何能够用“忠奸斗争”来解释呢？郑公盾认为“忠义说”“把《水浒传》看作是反对权奸、为王室尽忠的小说，用?忠义?二字来概括《水浒传》，这样就把《水浒传》所主要反映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说成为?忠臣义士?与奸臣之间的矛盾”从这一角度来说，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守旧派斗争说，在本质上，其实还是“忠义说”的另一种说法。
忠奸斗争是《水浒传》一个重要内容，但仍不是其主题。一部《水浒传》不仅反映了忠奸斗争，还反映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民族斗争以及维护宋朝统治和反宋朝统治的斗争。“官逼民反”反映的便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与辽的战争反映了民族斗争，征田虎、王庆和方腊的战争反映了维护宋朝统治和反宋朝统治的斗争。《水浒传》正是通过所有这些斗争显示出了梁
山一百零八将的英雄形象。尽管忠奸斗争贯穿全书的始终，并且是其重要内容，但它并不是全书的主题。实际上小说正是通过忠奸斗争这个主要内容刻画了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宣扬了尽忠报国思想。
4.“投降主义说”
“投降主义说”是20 世纪70 年代中共在“防修反修”的历史背景之下，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为了红色江山永固，社会主义长存的权力话语。毛泽东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 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其实“投降主义说”把“招安”说成是“投降”，也有不妥之处。（1）梁山英雄上山大都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带着造反的目的上山；即使很多英雄是被“逼”上梁山，但他们也不反朝廷，他们所反的只不过是朝中的几个奸贼罢了。（2）从他们在招安前发动的战斗来看，其目的或是为了救人，或是为了打击与他们为敌的恶霸，或是为了抗击围剿他们的官军，也不是为了推翻封建朝廷。（3）梁山英雄的招安不是在朝廷的诱降下，也不是在被打败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而是在取得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朝廷对其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由梁山自己主动派人通过宿太尉、李师师这两个环节排除奸臣阻扰后投归朝廷的。
二、异军突起的“黑帮说”
近年来，认识多元化局面形成，对许多事情重新审视，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对古典小说《水浒传》的评论也是这样。“黑帮说”这种观点，近年来比较突出。比如无斋主人的《黑话水浒》就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梁山头领的“黑帮”性质，把宋江称之为“黑帮老大”，把一百零八将称为“黑帮大哥”。[②]
在无斋主人眼里，梁山组织是一个大型的黑帮组织，而不是义军。他说：“替天行道的玫瑰色彩只是为了掩盖好汉们的暴行。个别好汉的正义行为，并不能改变梁山组织整体上的掠夺性暴力团伙的本质。所谓的义气， 也不比黑帮江湖义气高明多少。”[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4日第1148次审判委员会通过，法释[2000 ] 42号），我国《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篇三：水浒传写作背景
水浒传写作背景
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著。《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思想内容《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地描写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描写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斗争，展示了宏伟壮丽、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场面。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写出了“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的历史真实，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在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肯定和歌颂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小说描写从高俅到郑屠之流上上下下各色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由他们组成了一个黑暗统治网，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农民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小说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英雄气概、斗争意志和伟大力量。《水浒传》描写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而汇合、由盲目行动而变为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以及最后受招安、彻底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一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斗争的兴亡史。《水浒传》在真实地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生活的过程中，也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一些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农民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斗争策略方面的经验。《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反映了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农民阶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历史形成的思想局限。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忠君观念也对《水浒传》的作者产生影响。书中“赵官家”作为汉族政权的象征，显然同小说成书过程中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有关。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实行的招安政策，无疑也对招安的描写产生影响。因而招安的描写，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作者复杂的思想矛盾。 作者简介
施耐庵（约1296--1370年）。元末明初的小说家。元末中过进士，在钱塘做了两年官，因对当时黑暗腐败的官场愤慨不平，后弃官还乡，从事文学创作。本名彦端，号子安，别号耐庵，泰州兴化人，祖籍或苏州吴县阊门（今江苏苏州），（游历客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博古通今，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一切技术无不精通，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述，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其故里江苏兴化新垛乡施家桥村有墓园、纪念馆。有《施氏家薄谱》存世，依据后来在兴化发现的史料，传说及习俗等信息推断，其生平可概括为定居兴化，游历南到江浙，北到淮安。
水浒之五-武松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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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是山东清河县人，父母死得早，他是卖炊饼的哥哥抚养大的。奇怪的是，武松长得高高大大的，哥哥武大郎却十分矮小，外号叫"三寸钉"。武松个子大力气
也大，一次喝醉酒时，一拳把人家打得不省人事。他以为出人命了，慌慌张张离家避难，在小旋风柴进庄上住了一年多。后来听说那人没死，武松这才放下心来，告别柴大官人动身回家。
武松提着哨棒在路上走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走得又饿又渴，望见前面有个酒店，门口挑出一面旗子，写着五个字："三碗不过冈"。武松走进店里，叫店主人快端上酒菜。店主人便切了一大盘牛肉，倒了一碗酒。武松喝下这碗酒，称赞道："不错，再来一碗。"店主人就又倒了一碗。但倒了第三碗后，再不肯倒了。店主人说："客官，你没见门外旗子上写的？我这酒很厉害，喝到三碗非醉不可，就过不去前面的山冈，所以叫'三碗不过冈'。"武松说："别废话，我喝一碗给你一碗钱，你只管倒酒！"于是左一碗右一碗，武松足足喝了十八碗酒，这才抓起哨棒出了店门。刚走几步，店主人追出来，"客官，你要过冈么？这景阳冈有老虎伤人，官府出了告示，要行人结伙成队，只有在中午时间才能过冈。"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这座景阳冈走过一二十趟了，从没听说有什么老虎。你大概是想留我住店，才编出个老虎来吓唬我的吧？"
武松走了四五里路，来到冈子下。这时红日渐渐西沉。武松乘着酒兴走上冈来，见有一个破庙，庙门上贴着官府的告示，近前一看，才知道店主人没说谎。可是，再回去吧，会被人家嘲笑的。"怕什么，"他对自己说，"就算有老虎，今天也不一定让我碰上。"往前再走，天黑了下来。肚里的十八碗酒开始发作，武松走路摇摇晃晃。走到乱树林边，他撑不住了，就在一块大青石上躺下来。刚要睡，忽然起了狂风，狂风过后，乱树后扑的一声响，跳出一头斑斓猛虎！武松叫声"啊呀"，从青石上翻下，赶紧将哨棒抓到手里。那老虎好容易等到这一餐，恶狠狠从半空中扑过来。武松这一惊，喝下的酒全变成冷汗冒了出来。他急忙一闪，闪到老虎的背后。老虎再往后一掀，又被武松躲过。接着那铁棒一般的老虎尾巴扫过来，还是没碰到武松。原来这一扑、一掀、一扫是老虎的看家本事，三样落了空，气势也就去了一半了。轮到武松发威了，他举起哨棒用全力劈过去，啪！谁知打在树枝上，哨棒断成两截。老虎又扑过来，武松往后一跳，老虎正好落在武松面前。武松两只手用力按住虎头，一边往老虎的脸上、眼睛里乱踢。老虎痛得咆哮起来，爪子刨出一个土坑。武松死死不肯放松，按得老虎渐渐的使尽了力气。这时武松腾出右手，铁锤一般在老虎头上打了五六十拳，只见老虎的眼里、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都流出血来，再也动弹不得，只剩喘气了。武松怕老虎没死，捡起半截哨棒再打，直打得气也没了。
武松自己的手脚也软了，在青石上坐了一会儿，慢慢地走下冈去。走了不到半里路，只见枯草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武松想：这回完了。没想到两只老虎站了起来，原来是穿着虎皮衣的两个猎户。猎户们很吃惊，怎么竟有人敢在夜晚独自过冈。武松就把打虎的事说了一遍。两个猎户怎么也不信，直到亲眼看见死老虎．．．．．． 武松成了声震八方的打虎英雄。众人给他披红挂彩，抬着他，也抬着老虎，在街上游行。男女老少人挤人，都来看武松看老虎，好热闹。游行队伍来到县衙门，县官很高兴，把大户们凑集的赏钱一千贯发给武松。武松却不肯领赏，说："我打老虎不过是碰巧了，那些猎户更辛苦，为了这个畜生老是被官府责罚，就把赏钱分给他们吧。"县官见武松这样忠厚，有心栽培他，就让他在衙门里做了一名都头，跟现在的警官差不多。
1、他武艺高强。不仅能一人打虎，而且在梁山上也是名列前茅。
2、他为人正直，刚正不阿。
3、他主张正义，嫉恶如仇。
4、他对腐败政权、贪官污吏认识深刻，不抱幻想。
5、他生活严谨，作风正派。
6、他不贪财、不好色。
7、能体谅贫困群众之苦。
8、他反对宋江“招安”。
性格：急侠好义、刚猛不屈、敢作敢当（在张都监府杀人后留名“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嫉恶如仇、正义、勇敢（对蒋门神）恩怨分明，知恩图报（对宋江，对施恩），不向恶势力低头（怒杀西门庆）。其中敢作敢当（阳谷私设公堂审王婆，张都监府）是武松这个人的最大的人格特点。一身虎胆,武艺高超,嫉恶如仇,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金圣叹评武松，有所谓“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景阳冈打虎
斗杀西门庆
十字坡遇张青
醉打蒋门神
大闹飞云浦
血溅鸳鸯楼
夜走蜈蚣岭 斩杀耶律得重 斩杀沈安 斩杀方貌 斩杀贝应夔 醉打孔亮 单臂擒方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