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诗歌创作几乎是在对诗歌一无所知的状态下自发地完成的。那些在语言上粗陋、情感上单纯的作品至今仍使我深深感动和难以忘怀。那些诗充满了向往、梦幻、情思和忧伤，像早晨的天空馈赠我的一片片云羽，在我贫穷而苦闷的青春岁月里，构成了最值得纪念的部分。
我把那些诗收在我的第一本诗集《草叶上的海》里，以此作为我对自己短暂青春的告别，同时，也告别了在创作上的纯抒情时代。
后来，我开始进入了一种貌似自觉的学习和创作阶段。除了要求自己静心思悟之外，还对诗的语言、形式等进行了大量的模仿和探索，并为能够偶尔解决一些表现手段方面的难题而自我满足和深深陶醉。 我曾把那个时期的作品编成一集，名之为《黑暗中的花瓣》。
我固执地认为，只有睁开第三只眼睛，调动起全部的灵性和智慧，向黑暗中不颐探寻，不断叩问，初嗅其香，再观其形，再进人花朵的内部，进而成为其一部分，使自身也美丽芬芳起来，才是通往纯粹艺术和真正生活的必由之路。那个时期我的写作产生了明确的倾向，也留下了一些让我至今依然十分感激的作品。但那种在心智和技术上的过于苛求却使我险些走进绝境，陷入创作上的彻底黑暗。
在那个时期，“黑暗中的花瓣”这一意象，的确是我对生活和艺术的认真与理解，是我当时心境的一种真实写照，也是我在创作的旅途上所要必然路经的一道峡谷。那时我对“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的观点虽表面上颔首称是，内心里却顽固地加以排斥和拒绝认同。我坚持认为：只要满怀虔敬，孜孜以求，就一定能够抓住那缕飘忽不定的天国的光辉，一定能够写出美仑美奂的诗歌作品，也一定能够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居所。
但一个偶然的事实，却无情地打碎了我这一“乌托邦”式的梦想。
那是1990年初秋，第二届“黄河口诗会”期间，我们与会人员一起乘船到黄河人海口游览。在黄河与大海的交汇处，正午的阳光照得海水一片辉煌。就在这耀眼的海水之上，有三个人从远处缓缓地向我们走来。当时满船的人都非常惊悚和讶异。那三个人像神祗，又像幽灵，从远处的水面上，从容不迫地渐渐靠近我们，又渐渐离我们远去。循着他们走去的方向眺望，我看见在很远的河湾里停泊着他们的船只。这三个人是趁退潮之机去海边插下渔网，等下一次退潮之后再去收网的。当他们下网归来，沿着浅滩向船上走回时，浅滩上已涨满了齐膝深的海水。当时大家对那三个人一方面非常敬畏，一方面又满怀担忧。大家的担忧是非常正常的。实际上，那三个人的确存在着随时陷入泥潭，或者为海水淹没的危险。潮水飞涨，浅滩上又沟壑纵横，即使水性再好，行走再谨慎，他们随时也会有灭顶之灾的。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尤其是我几年来营造起来的诗歌与生活信念的堡垒因此受到了强烈的摇撼与冲击。在那苍茫的、变幻的河水面前，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的软弱无助和微不足道。
那三个人从刚才的浅滩上下网归来
转眼间那里已水波苍茫
这个事实谁能够改变?谁又能够逾越?仅仅凭借他们内心的愿望、企求以及艰难困苦的跋涉，他们就能够必然地到达停泊在远处的船、到达他们理想中的陆地和生活吗?
这个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使我看到了自己以前的虚妄和偏执。语言的磨砺、形式的探索对诗歌艺术当然至关重要，对神性的领悟、深意的追究也是一个优秀诗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但倘若完全为梦想而梦想，为诗歌而诗歌，忽视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一巨大背景，那么他的作品很可能或许足够纯美，但同时也会因为缺乏生命感而显得软弱无力。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一个诗人即使再敏锐、再刻苦、再充满神性，具备成为一个大艺术家的先天素质和不懈努力，但当他在艺术的河水中跋涉与浮沉时，也绝对避免不了被潮水覆没的危险。这一点尤其令我后来感到恐惧和悲凉。
《变幻的河水》作为我那个时期精神的产物，自然留下了我当时认知到的现实世界的残酷烙印。在这些诗的写作过程中，面对无法预料的世界和人生，我显得困顿不堪和茫然无措。我已无意再去潜心营造忧伤的梦幻境界和清纯的抒情辞章，而代之以对整个世界的怀疑、惶惑、探究与诘问。我试图用最自然的、不加雕饰的句子来对这片变幻的河水进行描画，对那份悲哀的心情进行抒发，以尽可能看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求得精神上的短暂安宁和心灵上的稍微平衡。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我放弃了对技术上的刻意追求，丧失了自己多年来已初步形成的梦幻色彩和抒情风格。这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我要使自己变得坚定、沉着必然应该付出的代价。
今年我的诗歌创作的题目叫作《内省与远骛》，这是我给自己制造的另一个悬崖。我明明清楚，对诗而言，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可能被写出的，而对一个诗人而言，那些最好的诗又恰恰是隐藏着、永远无法写出的部分。但我还是把自己推到了这个悬崖面前，让自己在绝望中进行最后的思考和挣扎。
因为我知道，这是宿命，是我在创作和生活中所要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