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我跟着母亲当了一回送货郎。 那时，我的母亲带着我不到一岁的小妹，生活在离县城十多公里的行政村，住在村中的“商店”里，我只有在假期才能回到她们身边。
三十多年前的驻村商店，大家叫供销社，门面跟今天普通百姓开在自家门户的小卖部差不多。从一针一线到盐、茶、糖、刀、斧、胶鞋、纯棉衣帽、床单、毛巾、茶缸、铁锅、铝盆等，都摆在10平方米房间的三层货柜上。顾客是周围村寨的农民，他们常在下雨的早晨，沿着一面靠山、另一侧临着深谷的小路来到柜台前。晴天对于他们如金子般珍贵，那是他们上坡地薅草、钻山林砍柴的日子。从简易畜厩放出来的猪和羊，急不可待地寻觅熟悉的野草与泥巴，鸡妈妈也领着孩子们融入阳光下的游戏场子。
母亲是售货员，常在晴天关门，背起货物到远处的村子卖。我已经十岁，有力气跟着母亲送货了。我的背箩里装的是毛巾、火柴和水果糖；母亲背着盐巴、砖茶、红糖、蜡烛，还有几块腌过的猪肉，每一块重四五公斤，分量都不轻。我们当地把敷着一层盐巴不见瘦肉的猪肉叫腊油或板油。除了货物，母亲胸前还兜着小妹。
这个供销社名为双拉娃商店，附近的村子有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的居民，三五户到十多户不等。这算是聚居的村子，还有的东一家西一家散居在密林深处。我和母亲进村，走山路?河流，一路水响鸟叫，不见人影。平缓草浅的那一截路我在前面；下坡穿沟背阴处，母亲走前我尾随。她挽起裤腿，一双脚从容地踩上鹅卵石夹着的手掌一样宽的路面，遇水不避。见乱草就用手杖左右敲击，算是预防蛇虫侵害。背箩遮挡了母亲的背脊，但我听得见她重物压身的喘息。
水冬瓜树林背后传来狗叫。母亲说：“到了!到了!”只见两条翘着尾巴的黑狗迎上来，停在那儿，它们身后是一间茅草覆顶、木板当墙的房子。我们把背箩靠在竖起身子的石头上，母亲解开胸前的布结子，把小脸晒得通红的小妹往我身边一放，就开始卖货了。
知道这个村子有几户人家，备的货物八九不离十，最后只剩下一条腊油、两饼砖茶、半碗盐巴和几十颗水果糖。忽然，一股浓浓的烟熏味儿从脸的左侧扑过来，还有人在拉扯我的衣角。我骇得头发昏，只觉得一坨长了脚的石头挪到我旁边了，恍惚间石头缝里还跑出了什么东西。“阿妞不怕，阿婆给你梨，双手接着!”母亲的话把我惊醒，我看清楚旁边是一位驼背的老太太，十根手指头弯曲得厉害，两个又大又黄的梨儿快捧不住了。我慌慌地接了过来，见老太太咂了咂没有几颗牙的嘴，身子缓慢地转向母亲。
好像有约在先，母亲把剩下的那条腊油、两饼砖茶、盐巴和水果糖全部装进了蹲在主人屁股后面的小竹箩。老太太的眼睛变得比之前亮而有神，盐巴和茶叶仿佛使她的五官和身子变得柔暖了，她背脊上凸起的骨头也不那么刺眼了。
那几样商品价值七元。老太太是村子里的五保户，平时偶有村民接济她。碰到母亲送货，她便用鸡、蛋抵作钱币买日用品，这次是用两个大梨儿。卖出了货物，收的钱数账目上要吻合，那七元钱母亲也凑不出来，我记得是用一件单人床单抵消的。那是一件天蓝色作底，上有牡丹和风凰图案的纯棉床单。母亲心仪很久，攒够钱买了它，却一直舍不得用，现在又不得不把它放回柜台出售。母亲面露不舍，我听见她轻轻地说：“到月底那笔七元钱的缺款就能补上了。”
那个晚上，母亲铺开准备弃用的旧床单缝补。煤油灯光笼罩的小屋似乎要在漆黑的山谷游荡。隔着一层木板，柜台上水果糖的气味飘过来了。
想念母亲的时候，她手心上的味道和刚刚揩过汗的脸颊，常常让我感到甜蜜而心酸，当然，还有那两个赛过小碗大的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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