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发展到清末，已经熟透。艺术经验与技法积淀，都很丰厚。某些陈规因袭。也窒息或束缚了内容自由伸展的生机，形成了僵萎的桎梏。一些富有才华和创新精神的诗人，欲有所作为，需在固有形式的樊篱中寻求突破，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仿佛听到新的肌肉挣脱那重重蛹壳的铮铮之声。这种艰苦的创造，其难度或更甚于“五四”时彻底废除古典格律另创新诗体例的那种革命。唯有像龚自珍这样既拥有极高传统艺术修养，渊博的学术造诣，又富革新创造的思想胆识与过人才华的诗人，方能成就这种卓绝的事业。柳亚子称他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其实何限于此，阅遍中华诗史，他也是独树一帜的大师。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他一生曾多次戒诗复又写诗，或编集又废，或成诗后焚，其中消息，透示了诗人思想上、艺术上的矛盾、苦闷，挣脱、创造之复杂历程，也看得出他对自己艺术创造严格要求的一番苦心。编成二十七卷诗作后，他曾写道： “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诗渐凡庸人可想，侧身天地我蹉跎。”似也能看出他一生对自己诗艺创作那种充满痛苦追求的精神境界。作为一个现代的读者。我所感兴趣的是从他博大精深的诗歌遗产中，学习并吸取其对于今天的诗创作在精神气质和艺术技巧上息息相通的有益营养。在这篇小文中，想就情真、气壮、意象新奇三方面，略记读后心得。
情真：歌泣无端字字真
龚自珍幼小时便依于母亲膝下读吴梅村诗。他在《三别好诗》中回忆：“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谈及这事，他说：“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真是情真意切，依稀如绘。他的诗中常常出现“哀乐”和“歌哭”的词语。《琴歌》中说： “乐亦过人，哀亦过人”，《己亥杂诗》之152首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无端而来的歌唱和哭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有着超过常人的真挚感情。亲情、友情、爱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成为他的诗之情魂，不断地在其诗行中激荡回旋。
真正的诗人总是怀着一颗纯真的童心走向人间，自然难与庸俗的世态相容，因而总是忧患情怀，总是孤独苦闷，总与邪恶、虚伪格格不入。“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与世周旋，有时还保留着几分憨直的“痴”，有时便难免于沾上了一点“黠”，内心郁抑，唯有在梦中才有那天真童心翩然来归。在《歌哭》一诗中，他的痛心疾首的悲愤，是通过一种冷隽的反讽曲折地传达出的：“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慷慨为苍生。西邻吊罢东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
阅历官场名场世态，看到大人先生们戴着堂皇的伪善面具，时而哀悼，时而祝贺，慷慨陈词，装腔作势，哪有一点点对黎民苍生的真实关怀?诗人慨叹，还是古代贤哲的歌与哭。有几分真情实感。
诗人自己的“歌哭”却是真情毕露的。在《投宋于庭》诗中写道：“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缠绵悱恻，多情如许，使人读后怦然心动。自京师辞官返里，途经清江，听到运河运粮船上纤夫们哀声四起，感叹万千，吟道：“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从纤夫船民的哀声盈耳，想到辛苦种田人的负担过重，想到自己也曾为官，妄受百姓恩养，自谴之泪滂沱而至。状其泪不言“潸然”，不用“莹莹”，而称滂沱，其情之烈，其气之壮，其词之雄沉可见，这才是龚自珍!
诗人目睹民生疾苦，官场昏昏，而又回天无力，心情很不宁静。《己亥杂诗》之96首云：“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又一次提及少年。他念念不忘那种豪情。而今归来，他用了“归棹”二字，极富诗的形象感，似听到流水汩汩之音。谁与我分担这份苍凉心境呢?“万千哀乐”，他一生都浸淫其中，此正是诗人的灵感家园所系之魂吧。
气壮：霜豪掷罢依天寒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道”的观念根深蒂固。文以载道，所谓“道”，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一方面是蕴于其中的理念、哲思，一方面则是生命的本源，人的主体人格与气质的贯通。龚自珍诗的一大特色，是那种雄劲之气，这种气脉是他光辉人格的体现。只有真思想真感情的自然涌注，才能有真气势流入诗的肌体中，非装腔作势者流的“豪言壮语”所可比肩的。
“声情沉烈，恻悱道上”“精光内蕴，气脉贯注”，所谓“下笔清深不自持”，都说明了龚诗的，气壮，乃是情发为声，气注于文的自然流露，不是字酌句斟那样的雕饰做作。“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虽是写应试为文时的豪迈之姿，似亦可视为他平日吟诗神态的摄照。淋漓酣畅一挥而就，写完便掷笔倚天，好一副诗神的雄姿。可作佐证的还有大型组诗《己亥杂诗》的形成。他于1839(己亥年)辞官南旋。行程九千里，历时九个月，沿途见闻，挥笔留诗，溶景物、人事、思考、议论与回忆于一体。最有趣的是落笔成章后即搓成纸团，投一破筐中，抵家后启开展数，得315首。这说明他的创作得之于胸，出之于情，“百年淬厉电光开”，思想艺术修养淬厉成熟。“万物皆备于我”，流出来的自是好诗文。他的那些郁怒横逸的章句，全是胸中块垒的诗化，磊落豪情的倾吐。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若潮。”(《梦中作四截句之一》)
深夜静坐，月照花影，本是平静的诗境。但在他这里，却自有热血澎湃的情绪生出。他用了“叱起”二字，精神顿出。那婆娑花影动若怒潮，这种驱使幽静风物发抒主体情怀的写法，体现了他的豪情壮气，是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也是象征主义的手法。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己亥杂诗》之315首)
意境与心情均是宁静的，心潮似已沉落。但仍有种无可奈何的怅惘，是寄沉痛于淡雅的曲笔，仔细玩味，心灵的雷声隐隐可闻。
龚诗中也有直抒胸臆的，气势更为雄劲，充满力度和壮美风骨。最为人传诵的便是毛泽东所引的那一首了。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之125首)
南行途中，诗人在镇江逢赛玉皇和风神雷神的盛会，主持祭神活动的道士请他写“青词”即祝文，他便写了这四句。这仅是表象，诗显然另有深意。龚自珍曾上书提出变革主张，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有段话提到人才的匮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直到“薮泽无才盗”，连盗贼均无能，痛心疾首之情乃出此夸张之词。没有人才，人才遭到压制，是“万马齐暗”的最好诠释。他的《咏史》诗中有一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官场与仕途中的风气，人人怕说了真话因文肇祸，便只写点不关痛痒的文章混碗饭吃，这是“万马齐喑”的又一注解。其实，何尝无人材?定庵先生即其一也，又怎样呢，不是只得归隐而去吗：“万一飘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庵诗”，寄希望于来世修定自己的诗作，可怜的诗人，唯从此中寻一点自我安慰了。
意象：化作飞仙忽奇阔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将阅读欣赏和学习技巧的注视中心转向西方，经过多年的禁锢封闭后出现这种倾斜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蕴藏也是值得珍视的，即在技巧上，也有取之不竭的财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龚自珍的诗中，便有许多独创性的新艺术技巧，和现代诗的艺术精神有息息相通之处，值得我们开掘和重视。
现代诗讲求意象运用的新奇和准确，在这方面。龚自珍是一位杰出的先行者。他善于从外部世界中寻求准确的对应物表达复杂的内心感情和抽象的意念。如《杂诗十有四首》之一：“少小无端友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这是一首自嘲或自况的诗，“也无学术误苍生”，于反讽中隐蓄有自得之意，不甘随俗的人格风态，在“白云一笑”这一生动的意象中传神地绘出。“懒如此”也是反讽语言。而“忽遇天风吹便行”，则满不在乎，潇洒飘逸，调侃情趣自然形成。
《己亥杂诗》之八：“太行一脉走媪蜿，莽莽畿西虎气蹲。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
这是他离京时的感怀之作，太行山的余脉如龙蛇般蜿蜒，一个“走”字使之动了起来。“送我东去”，使山成了充满人情味的送行者。有什么可以言谈的呢?其实是诗人的满腹心思。胸中块垒，难以尽吐，却全托之于山来表达了。此山不语却又遥看中原，脉脉含情，尽在不言中。是对去者的留恋，对中原大地的寄意，兼而有之，无限情意。蕴于此平易近人的淡淡一笔，诗人运用意象以抒情的技巧之成熟，于此可见一斑。
《已亥杂诗》之312首更为奇绝：“古愁莽莽不可说，化作飞仙忽奇阔。江天如墨我飞还，折梅不畏蛟龙夺。”
诗人冬日游焦山，归舟时逢江上大雪，他以雪的意象抒写胸中情思，奇想联翩。抽象的“愁”以“莽莽”形容，便有了质感、动感，进而过渡到“化作飞仙忽奇阔”，漫天飞雪这一飞动的阔大意境便成了他胸中愁思的意象出现了。“江天如墨”是阴云蔽天的写照，也是对当时昏暗世道的象征和隐喻。它引发了“蛟龙”这一幻觉性意象的产生，并以“梅”的意象为对应，形成了圣洁和污浊的对立性象征意象，以烘托出人物不畏强暴的崇高精神境界的升华。可以说，这四句诗中容纳了浪漫、象征、通感、变形、幻觉，以至荒诞和超现实主义诸多艺术技巧的踪影，与现代诗有多少血脉相通的神似之处呵。
积千年经验，古典诗歌在灵活运用汉字语言上有许多独特创造，在龚诗中有许多“反语言”的尝试也是很值得琢磨的，如《夜坐》之一的诗中的两句：“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姬娥诗与昕”，“诗与听”这样的语言结构是反常规的，却产生脱俗的陌生感；再如：“忽闻海水茫茫绿”，将形成海之辽阔的茫茫移置于“绿”之前，骤然增加了色彩的苍茫感；“五更浓挂一帆霜”，将形容霜的浓移置于“挂帆”的动词之前。又将“帆”转嫁给“霜”，产生了奇妙的语境效果。这种移位、倒置，错综交替灵活运用，初读或感生涩，越读越出韵味，极耐咀嚼，构成了龚诗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对我们今天的现代诗创作在语言上的继承和创新。也是不无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