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根?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人们的社交活动提出了要求和建议。本文从介绍尤根?哈贝马斯的核心观念――理性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入手，分析了文学作品《黛西?米勒》中的主人公黛西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交往活动失败的成因。
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 小说《黛西?米勒》 文化冲突
交往行为理论是由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根?哈贝马斯提出的。哈贝马斯认为，任一社会共同体都通过人际交往得以形成和维系。社会交往结构作为人类长期历史进化的结果，是人与人关系的沉淀与结晶。人的交往行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唯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个人才能组合为社会。语言交往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乎理性的要求。语言行为的基本要素是话语，但是不论交往行为是否以外在的语言形式进行，它都必须在某种行为规范与价值的语境中发生，一切交往行为都满足或违背规范确认的社会期待与常规。而且，每一位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进入相互理解的过程：运用可理解的句子，以一种能被他人接受的方式，实现三种有效性要求――所做陈述是真实的；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言语者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据此，哈贝马斯将语言交往划分为三大类型：①包含了“真实性”要求的断言式；②体现了真实“正确性”要求的调节式；③蕴含了“真城性”要求的表达式。只有实现了上述三种有效性要求，社会成员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与认识，协调彼此的行动，从而在生活世界取得成功。（尤根?哈贝马斯：100）
小说《黛西?米勒》（以下简称《黛》）的作者亨利?詹姆斯年轻时在欧洲读书、旅游，经常往返于欧美两个大陆，在创作中他有意识地分析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交流时必然遭遇的困难。“亨利?詹姆斯心中所想的无不是关于男女之间的社交关系”。而游走于欧美文化之间，詹姆斯注重的是表现这两种文化冲突中人的表现。因此不管詹姆斯的小说在视角和情节方面有怎样变化，批评界都把它们归类为“国际题材”的小说。在这些“国际题材”的小说中，詹姆斯最常做的就是把拥有百万资产的美国小姐（代表美国充满活力的自由精神）置于底蕴厚重的欧洲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中。她们或对欧洲文化一无所知，或对异质文化一知半解，或成功地认识并利用这种异质文化解开生活中原本可能错综复杂的结。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詹姆斯小说的焦点，而且是许多其他作家关注的中心。《黛》以旅居欧洲多年的美国青年温特伯恩为故事的聚焦点，围绕美国姑娘黛西在欧洲的社交经历而展开，可以看做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活生生的现实读本。
《黛》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多元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环境中：夏季的瑞士巍威小镇。这是个有着浓郁的欧洲风光的小镇，一个在新生事物涌现的时代传统力量岿然不为所动的小镇。巍威是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地方。在这里，来自各地的人们各行其是，更衬托了欧美人之间的差别，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端庄得体的行为规范和社交礼仪方面的差别认识。公共场所的欧洲人，或坐或漫步都表现出幽静、文雅；穿着方面，连侍者都像是司法官的秘书。而美国人则更张扬，更显活力：穿着时髦的年轻小姐自由随便地活动，大清早就能听到她们跳舞的乐曲声，随时都能听见她们的高谈阔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黛茜认识了温特伯恩。
《黛》中，詹姆斯让一个对欧洲文化一无所知的美国姑娘和一个对美国文化充满好奇却并不真正理解、旅欧多年的美国青年打交道，接着又让她深入欧洲文化的腹地，却并不赋予她勤学好问、虚心求教的个性特征，所以他们根本无法满足理性交往的有效条件要求。黛茜身上洋溢着的青春活力，她的纯洁又像是无知的率性，她的固执导致温特伯恩的新鲜好奇、迷惑犹豫、失望和最后的遗憾。没有任何前文化知识准备的黛茜在文化积淀深厚的欧洲便显得格格不入并始终遭到排斥。
黛茜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向读者叙说着这样的事实：只有按照交往实践中的理性要求，一个社会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进而协调他们的行为，在以客观事件为对象的各种活动中获得成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大家认同一致的伦理道德规范，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
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说，衡量交往行为是否理性，必须参照三个标准。第一，交往主体对某一事实的陈述是否真实；第二，与行为相关的人际互动关系的规范是否正确，并得到普遍认同；第三，在交往话语中，人们是否真诚表达了自己的意向。“也就是说言语者要求其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合法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体经验的表达具有真诚性”。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黛》中，在围绕黛茜展开的所有言语交际中，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能自觉地建立这种交往秩序。比如温特伯恩为了再见黛茜，怀着迫切的希望从日内瓦赶到罗马时，姑妈对他说：
“The girl goes about alone with her foreigners.As to what happens further，you must apply elsewhere for information.She has picked up half a dozen of the regular Roman fortune-hunters，and she takes them about to people’s houses.When she comes to a party she brings with her a gentleman with a good deal of manner and a wonderful moustache.”
“And where is the mother？”
“I haven’t the least idea.They are very dreadful people.”
Winterbourne meditated a moment.“They are very ignorant，very innocent only.Depend upon it，they are not bad.”
“They are hopelessly vulgar.”Said Mrs.Costello.“Whether or no being hopelessly vulgar is being‘bad’is a question for the metaphysicians.They are bad enough to dislike，at any rate；and for this short life that is quite enough.”（Henry James：79-80）
从这一轮对话中可以看出，科斯太罗太太对黛茜一家的行为是极为鄙视的，但她对他们的断言仅仅满足了语言交往的真诚性要求，而违背了理性交往行为中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两个条件。任何一种沟通都是发生在文化前理解的背景上。背景知识往往是没有问题的，但参与者用于解释而使用的部分知识需要接受检验。换言之，对语境的明确造就了一种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参与者对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行为语境的不同因素进行归整，并把它们与先前分析的生活世界中的实际行为语境结合起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对方语境的明确与自身语境的明确是有一定距离的。因为在合作解释过程中，没有哪个参与者能垄断解释权。对于双方来说，解释的任务在于，把他者的语境解释包容到自己的语境解释当中，以便在修正的基础上对他者的生活世界加以确定，从而尽可能地使相互不同的语境解释达成一致。科斯太罗太太一味用欧洲的道德标准衡量黛茜一家，忽视对方语境与自身语境之间的距离，垄断话语解释权，在如此严重的偏见前提下，她的断言自然没有正确性和真实性可言。
黛茜对对方语境的了解自然也是很可怜的，她在交际行为中失礼就在所难免，比如，当温特伯恩试图和她探讨她和吉奥瓦尼里的Pincio之行是否合适时：
“He should not have talked about it at all”，said Winterbourne，“he would never have proposed to a young lady of this country to walk about the streets with him.”
“About the street？”cried Daisy with her pretty stare，“where，then，would he have proposed to her to walk？The Pincio is not the street，either；and I， thank goodness， am not a young lady of this country.”
...
“I’m afraid your habits are those of a flirt，” said Winterbourne gravely. “Of course they are，” she cried， giving him her little smiling stare again. “I’m a fearful， frightful flirt! Did you ever hear of a nice girl that was not？ But I suppose you will tell me that I am not a nice girl.” （Henry James：156）
在缺少前文化理解的背景下，两个人之间难以顺利沟通。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导致对话双方对walk about the streets和flirt 毫无共识。缺乏这种普通的共同话语，理性交往的正确性条件自然也就无法得到满足，读者自然就能理解科斯太罗太太对戴茜一家的另一断言式评价：“...they are the sort of Americans that does one’s duty by not-not accepting.” 在她的眼中，黛茜的一切行为都有悖道德规范（“does one’s duty by not-not accepting”就是“有意地逆潮流而行”）。
在跨文化交际中，差异与同一、我性与他性的关系既不可抹杀，又不可绝对化。而且共识的建立与达成，并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要达成共识，就必须在多元价值领域内，对话语论证的形式规则形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而理性交往的关键是消除隐蔽进入交往结构的权利关系，因为正是这种隐蔽权力关系，造成了人际交往的壁垒与隔膜。理性化还意味着克服被制度扭曲的交往障碍，因为在被扭曲的交往结构中，规范行为的共识违反了主体间的有效性要求。因此无论话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如何，在摒弃权利和暴力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话语权利。《黛》留给读者永远的教益是：生活就是一首永恒的变奏曲，但不管生活如何变化，生活中的交际行为都无法抹杀。理性交往要满足的有效性条件，而达到“有效”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在正常处理文化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自觉地做理性交往的实践者。
参考文献：
［1］Henry James.Daisy Miller［M］.NewYork：Penuguin Books Ltd，1987：47.
［2］Jonathan Freedman.Henry Jame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1.
［3］殷企平等著.英国小说批评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6.
［4］尤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0.
［5］章国锋.交往理性［J］.外国文学，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