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是古希腊时代即已存之的斯芬克斯之谜。自从生命意识初醒,在不断地回溯、审视与展望中,个体要与“故乡”无数次地相遇,它可能是人类能够顺手找到的那个永恒悬疑的解答之一。当一个人在面对作为整体的“故乡”的时候,很容易感到语言的召唤,从而试图以意象凸显和固定被遮蔽和被显现的一个故乡,同时述尽其间复杂而又丰厚的精神联系。正因为此,“故乡”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的母题,故乡题材的诗歌层出不穷,并且逐渐建立起月亮、河流、村庄、土地等原型意象。《乡愁的远方是水》这卷诗歌里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怀乡诗的传统,用绵柔的水将读者集体无意识的乡愁浇得更愁。在诗中诗人用原型说话,即是用所有读者的声音说话,发出的声响自然撼动心灵。
黑马的诗,无论是镶嵌“爱情”字眼的《牧羊女》,还是沉郁忧伤的《孤独》,都出现了“月”与“村庄”,在他看来“美属于村庄”,新月似镰“收割朴素的乡愁”; 王兴伟把自造的天堂“叫月光,叫愁,也叫故乡”;涂灵在《月影之下》想象家乡后山夜晚的宁静;冯金斌在《月光》下等待一个人,“静到最远的苍茫”;李万碧说“水的远方是雪花”,而“乡愁的远方是水”;胡济卫知道生命中最初的部分“与红薯和土地有关”;杨虎的“左边是阳光下午睡的土壤/右边是炊烟,鸡鸣”…… 一轮明月一座村庄一条小河一片热土,诗中的这些原型意象极其写意地勾勒了故园的大致轮廓,旧时的风景跃然于眼前,但是这些并不是诗人乡愁的全部。
如果仔细辨识乡愁,它首先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在现代城市里,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患上了“怀乡病”,纷纷踏上返乡之旅,这样的转向是有深层动机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一个式子:安全←(人)→成长,简单解释就是当个体遇到挫折时,就会倾向于寻求安定的庇护,这与孩童遭欺就会回归母怀相似。现实的残酷和生存的艰难使得诗人群体产生了深度焦虑,拯救诗性的唯一方法只有“向后看”,从身后的故乡获得安慰,所以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胡济卫终于在那天夜里“梦见我躺在家乡的红薯地里/周身缠满了紫色的薯藤”,唐以洪在异乡的舞台上,一直忍着《一滴千吨重的泪水》,只因“故乡的红苕,麦子/玉米和稻草,是观众”。
其次,乡愁是个时间概念,乡愁诗常常以回首的姿态再现昨日的人与事,字里行间不自觉地漫溢出对亲情深深的眷恋。刘福君的《与父亲有关的诗》,为我们描述了一位淳朴善良的父亲,他笔下的父亲简直就是中国当代农民的缩影。汪世学描绘《乡村的春天》,头发斑白的母亲是最明媚的一景:“风吹她一身落花/――单薄,衰老的身子/也盈满了春光”;李凌形容“母亲如院前/那棵静止的槐树/和我遥望”;霍海儒牵挂的“我的父老乡亲/到哪儿都能成活/可根,就扎在那个老炕头”。
再有,乡愁也属于地理概念,无论走多远,无论在何地,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说出故乡的名字。正如黑马所写:“这是安放我诗篇的苏北”,诗人的怀乡之情需要一个具体的安放之所,何生的《乡情》不仅“在挥之不去的记忆里”,“在游子身上的烙印里”,更铭刻在诗人的骨髓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得意或者落寞/你永远是我精神的依托”。
最后,乡愁是个形而上的概念,因为“故乡”在更多的时候直接指向广义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有个著名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只有通过诗性才能将人引入存在的居所,感受还乡的喜悦。现代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乃是因为丢失了语言的澄明。除在哲学层面外,现代人的悲剧还在于丢失了物理意义的家乡,在返乡之后,才发现那个心中念念不忘的故乡并不是真实的故乡,它只是诗人们一厢情愿编就的“故乡神话”(尽管黑马“对故乡的爱有着清晰的隐忍”,但是综观古今的怀乡诗,对故乡秉持理智批判态度的篇目仍是异数)。现代文明对落后故乡的改造,让诗人在赞颂和痛惜之间矛盾挣扎,如果与面目全非的故乡迎面碰见,可能要与鲁迅先生一样疑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所记得的故乡?”故乡成异乡,欲归而不能归,这是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至此人类陷入了漂泊的宿命。所以在文末重新思考开篇的那则谜题,得出的答案怕只是人人都是大地上的永恒的异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