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只有两天。第一天,海棠遇到了狂风,花瓣虽然没有散落,但是被吹得浑身发白。第二天,丁香遇到了骤雨。我不是李清照,所以我觉察到了其中的色情意味。 然后,夏天就来了。在曼谷,人民在阳光下战斗,就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战斗中的人民永远都是盲目的,而唯一的胜利者,是俯瞰着动乱和死亡、并在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的所谓历史。
春天的末尾,我去了一趟上海,累得像狗一样。我给上海带去了一场雨,那是我为世博会能做的唯一的贡献。站在世博园里,根本想不起来是在上海。从上海郊区纷纷赶来的人们,在一个接一个场馆前排队等候,只为了在世博护照上多盖一个戳。老人们坐在地上喘息,吃着他们的干面包。身材短粗的姑娘们无一例外地穿着黑丝袜,让我这个看惯高挑骨感女性的中年男人备感不适。最雷人的景象并不在网上, 而是蛰伏在我们身边, 随时都可能拉响引信。
如果以国家或以人类的名义,在上海办一场外星人遗体展览,肯定不用担心游客的数量。而且不用修建那么多的临时建筑,不用制造那么真实的幻象。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糟糕的事情正在悄悄临近。有时坐在家里下着围棋,我会忽然感到世界在晃动。很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就是这样坐立不安的。
当悲剧在远方发生时,它对我也意味着什么。凶手向孩子挥舞屠刀,孩子们没有吓得四散,反而跑向他的身边。这没有让我愤怒,而是让我疼痛。一个又一个年轻人从富士康的楼上跳下去,他们跳得那样鱼贯而轻盈,最终变成了一幅可笑的、无人喝彩的漫画。黄光裕被判刑14年、罚款10亿元,这丝毫没有减弱我的被剥夺感,反而加剧了我内心的不幸。我既不知道他为何暴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身陷囹圄。就像我从来没去过天上人间,从来没有目睹第一名妓的风采,它的被查封,同样没有让我体会到正义的味道。我只为自己感到惋惜。
昨天晚上,干完乏味的工作之后,我跑到唐师曾的博客里低头一通狂读。忽然发现,我这位向来张扬、高调、天马行空的大师兄,文字间竟流露出些许痛苦与沉郁。深夜,我给他发了个问候短信,他第二天回复我说:人生无趣啊。
十多年前我编《北大往事》时认识了唐师曾,虽然我们学的并不是一个专业,也从来没在北大的澡堂子或食堂里厮混过,但为了套近乎,我还是管他叫师兄。那时候我们都住在石景山,师兄经常一个电话,就把我拎到了他家里。他会给我喝最好的铁观音,有时甚至给我倒一杯朗姆酒。事实上,我是在他家里第一次喝到了摩根船长,他说那是海盗的酒,也是海明威最喜欢的酒。我有时带他去看贾樟柯的电影,或者参加纪念海子的朗诵会。唐师曾是个感情细腻的人,但与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不同,他的细腻是藏在炽热而霸道的铁皮鼓里面的。在他身边,你很少能感受到潮湿而阴郁的东西,他永远都像太阳一样曝晒着周围的一切。正因为我对他如此了解,所以才会被他文字的微妙变化所惊吓。我希望他没事,希望他只是因为感受到了我正在感受的末世情绪,而觉得人生有那么点荒凉。
我的工作,把我和现实深深联系在一起。但所谓现实,于我而言只不过拉康所说的符号界。可以观察它、评论它、侮辱它、嘲弄它,但绝对无法进入。我看到的现实,都是别人给予的。有时,我会收到某个老人从北京某个角落写来的信,诉说她所遭遇的不幸。那时候,才会出现电光石火般的短路,把我从符号的丛林里拯救到现实的岸边。我知道,我说的这些,没有人会懂得。
我的世界到阳台为止。我的花,我的鱼,我的女人,我的孩子。更远处,是我的梦。我下楼,一脚踩进夏天,那白花花的阳光恰恰如同幻觉。
(橡子,诗人,作家,北京某报社评论员。出版过长篇小说《脆弱》《水果》,散文集《王菲为什么不爱我》、诗集《致命的独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