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 北京人。1971年加入铁道兵，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现就职于纽约市政府，主任数据师，居纽约。著有诗集《漂泊有时很美》，随笔集《域外随笔》，及小说选《纽约有个田翠莲》等。曾任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会长，第十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获得者，现为《侨报》专栏作家。
苛政猛于虎，征税是政的一部分。当年造反的陈胜吴广和怨死的范喜良都与征税有关。人死了，像被老虎吃了，因此苛政猛于虎。现代社会不兴吃人，更不许造反。取而代之是罚款封门外加关监狱。后两条我尚未亲历，头一条咱在纽约是经过考验的。那感觉让我想起老虎，说老虎并不准确，因为这毕竟无关性命。那就公牛吧，连踢带顶，后来有人为此还谱了曲，叫《斗牛士之歌》。
那是个报税季节。美国报个人税的截止日期是每年四月十五日，以此倒推三个月，均属报税季节。这年我家做了点儿小生意，结果光赔不赚，留下个不小的亏空。为确保得到联邦退税，我特意花钱雇了执照会计师帮我填写税表。我殷切嘱咐他，兄弟，今年我赔了，看能退点税不？会计师也是华人，可回答我时用英文不含中国字儿，翻译成北京话应该是：哥们儿，擎好吧您呐。
还真不错，个把月后果然收到联邦政府的退税。一看吓一跳，四千块零三毛八，咱小门小户，从未见过这么多退税。我下意识环顾左右，像小时候偷隔壁家的枣。说实在的，从那一刻起我就不踏实，担心这笔钱再被要回去。我太太质问，见过钱吗，你见过钱吗？现在看来很多倒霉事儿并非本该发生，而是愣让你念叨出来的。命中原没有，念叨来念叨去，老天爷一烦，给他给他，省的搅我清梦！几个月后的深秋，我们居然‘如期’收到国税局的查税通知，查税就是对你税表中的某些内容提出质疑，让你当面说清。换句话说，要揭你个底儿掉，鸡蛋里边挑骨头。
我慌忙去找那位会计师，解铃尚需系铃人，他应最清楚此刻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这位仁兄看了通知，问我生意的账目是否清楚，每笔收支可有发票？我马上说有。别的不敢说，你问我今年多大我一时答不上，因为那得现编，人越老越不爱说真实年龄。可账我记得一清二楚，所有活动均有单据。他听后说，当然仍是用洋文，好，把所有发票准备好，到时我亲自陪你去国税局，看怎么说。
从会计事务所出来，我有两种感觉交相辉映，一是放心，你看，咱有发票咱怕谁，美国这地方是‘理’仪之邦，国税局怎么了，国税局也得讲理不是。我能证明收少支多赔了钱，能证明的事你不信也得信。另一种感觉是感激涕零，你瞧瞧人家，虽然不说中国文，但一张口就亲自陪咱去，多够意思。有他陪着咱还怕啥？人家是专业的，越不说中国文越专业，懂什么呀你。
那天一早，我提着一包发票，会计师也提个文件箱，我一直没闹清那文件箱里装的什么，因为他始终没打开过。我俩信誓旦旦，步履如飞跨进国税局大厦。等待查税的人很多，我们绕到后面找座位坐下。发票带了？会计师问。带了。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吗？是。他的嗓音突然低沉，给人一种地下党接头的感觉。不知不觉我也受了影响，也压着嗓子与他答对。那天碰巧我又戴了顶鸭舌帽，就是电影里特务常戴的那种，空气中顿时充满神秘。
过了好半天，一个白种中年汉子唤我名字。他看上去四十多岁，灰白头发，身材不高但很干练。陈九，谁是陈九？我连忙站起来，我是。进来进来，带会计师了吗？带了一块儿进来。我的会计师这时格外安静，一声不吭跟我走进中年人的办公室。刚落座，中年人把手中的圆珠笔往桌上啪地一扔，说，好，来了就好。东西带来了？我心说，什么东西，密电码还是联络图？我手里只有发票，连忙打开书包把一捆儿发票摆在他面前。他捡起那支笔，用笔尖挑开发票看了看，就这一年的吗？是，就这一年的。这听着怎么像给地主老财交租子啊。
不不不，我要五年的。中年人升高调门儿。
五年？你没说过啊。再说我生意也没做五年呀。
你是家庭生意，与个人财产相连。我要看五年的个人资料。
可，可可，我没保留这么久的资料。
听到这儿中年人笑起来，那笑容无比真诚灿烂，让我顿生疑惑，不知该感动还是忧虑。只见他回到电脑，霹雳啪拉打印出一张表格，然后用那支笔在纸上画了个圈儿：我就要这个数儿，你答应咱就两清，否则一张张查发票，连查五年的。我低头一看，他画的圈儿里是个数字，四千整。我惊愕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憋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我，我是有单据的。你为啥不把这一年先查完，然后再说？我话音未落，中年汉子的脸变得赤红，顷刻激动起来，他用极高的频率射出一串话，让我产生强烈的被鱼雷击中之感，好像甲午海战中的致远号，船身中弹，开始倾斜，船头下沉了。邓世昌邓管带，咱怎么办？他的话大意是，我每天要见像你这样的人千千万，一张张查还不查到猴年马月，我怎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你说吧，四千块，不接受咱就查，到时可能罚得更多！
哇塞，太给力了，简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邓世昌邓管带多么伟大，被鱼雷击中还能全速撞向吉野丸，虽功败垂成也石破天惊。可不行啊，咱不行。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垒的，我用目光向会计师求助，他却木然地望着我沉默不语。我开始泄气了，今夕何夕此地何地，这里是比联合国还大的联邦政府，居然上演秀才遇见兵的古老游戏。我强忍悲愤命令自己冷静，退了四千零三毛八，还四千整，还剩三毛八，这，这太不讲理，太窝囊了。可又怎么样呢？日子得过生活得继续，漂泊到天涯海角讨生活，孤单不是一个人的意思，是无助，无助懂吗？我点点头，好，我接受。
接下来是一幕政通人和的轻喜剧。下一个节目，相声。表演者，侯宝林郭全宝。中年汉子此刻取代了侯宝林的位置，并逼我做他的郭全宝。他朗声大笑，不住地说我是聪明人，嗯，你真很聪明。说着还站起来拍拍我的肩，像上级委任我当部门经理似的饱含期待。他打印出另一张纸，和蔼可亲地让我签字，这儿，对对，就这儿，签吧。我刚要签，突然抬起头色厉内荏地说：好，四千块全包括了，不能再附加其他费用。中年汉子赶忙强调说，我保证，绝对都包括了。我深为自己感到悲哀，奶子都让人摸了，还装出一副死要面子平起平坐的样子。当年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时，肯定也是这样对伊藤博文厉声说，好，台湾割给你，不能再要别的了。
秋风吹过。我和会计师走出那座大厦时，一群仓皇的落叶像逃亡者从我们脚下掠过。望着会计师离去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在整个查税过程中，他竟未发一语，无论中国文还是外国文。为此我打电话问他，他破天荒地用流畅的中国文对我说，我不好说话的呀，我执照会被吊销的呀，这结果还可以的呀，否则罚得更多的呀。他还说，这样好了，我给你半价，一百块，一般陪客户查税都收两百的呀。
很多年后，在一个电视节目上，我再次看到那个查我税的白种中年人。他已升任什么长，不小的官儿，正向记者介绍国税局的一项新政策。我问太太，你看这家伙多大岁数？五十多岁吧。嗯，差不多，他应该是属牛的。什么，连他属牛你都知道，怎么回事，你认识这个老外吗？我静静地盯着电视，没说话。
做男人的，不是什么都能说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