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被誉为“诗歌大省”，据说仅新时期以来在《诗刊》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就有一百多人。所谓“诗歌大省”，我想不应只以人数众多为尺度，而要看那个地方诞生和贡献了多少重要诗人。因为诗是孤独者的事业，而不是闹哄哄的人海战术。在青年一代中，如果没有叶舟、娜夜、古马、人邻、唐欣、阳?、高凯等诗人的出现， “甘肃：诗歌大省”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正是他们，用异彩纷呈的诗篇撑起了甘肃诗歌的天空。
生活在甘南草原的诗人阿信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吸引并能打动我的首先是阿信和他诗歌中安静的品质。在一个现象过度的时代，这种品质是十分重要和难能可贵的。相对于喧闹和吵嚷，安静是一种自觉的疏离，是一种更值得我们信赖的声音，体现了珍藏在骨子里的自信心和力量感。我相信时间会在纷繁的现象史中甄别这样的诗人。
阿信深知“致虚极，守静笃”的道理。他的诗歌姿态总是很低很低，仿佛要使自己的文字和表达重归缄默无言，归于寂静、庄严、匆匆、无痕，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相对僻静的坐标”。相对于许多诗人所痴迷的夸饰过度的地域性表达，他似乎更愿无言地返回事物的根部去。虽然他说“一座古老的森林――它扩张着，携带着我的野心。”但我们一眼看出，他的“野心”是内敛而克制的，他的“野心”是对“生、汁液、相对自足”的微薄的需求。
阿信是西部风物的天然通灵者。他并不刻意追求大气磅礴的“超越”，更倾心于细微处的“挖掘”。像一株植物，在自己立足的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去。为了使诗歌拥有“根”，诗人的确应该变成一株植物，与无名的草木花卉交谈、呼应、共鸣。在这一点上，阿信总有独到的发现和收获：小草――遍布大地的忧伤独自，菊――黄金的杯盏独擎西风以及比西风远为凛冽的霜晨，丁香――一截恋爱中女子冰凉的：手臂．菩提树――移动的仅仅是一些从树冠上筛落下来的阳光的金箔……正因为把自己放得很低，阿信听到了于无声处的声音，收获了地域启示的“金箔”。
在返回根子的过程中，他的耐心和赞颂唤醒了事物的疼痛： “我缓冲的血流，只能滋养／天底下一朵柔弱的花朵。那是我未具姓名的女儿，／集美丽善良于一身，／在露水的大夜中疼醒。” (《墓志铭》)他的决绝和果敢触及了事物的暗夜： “浮华的、肉体的夏天／行将过去／我将要沉人那黑沼的中心” (《沼泽》)。
他的精神坐标在青藏高原和甘南草原，那是他诗歌写作的地理背景和灵感源泉。他频频写到那里的寺庙：大金瓦寺、年图乎寺、塔尔寺、郎木寺、炳灵寺……这些寺庙，是生活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人们的精神支柱。而那些彻夜苦修的僧人，如同诗人们的远房亲戚。阿信诗歌中的宗教感与地域性有关，是地域的恩赐。面对这一背景，他既有植物般的扎根意识，又视熟悉的地域为一个巨大的寺院。我想， “诗人+僧侣”的描述或许更接近阿信的诗人形象和诗歌特征。
通过写作，认识了大地上居住过的人与大地之间的某种神秘关系。“让万物有形，具备凹陷和凸出／支持心灵的钟表，并配以一座／吐故纳新的脏腑的工厂”(《空气》)。吐故纳新是好的，值得称道的。这样的写作，诗人从一个“忧郁的器官”变成了惠特曼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事佬”。他体验到的是人与万物交融的神圣、欣悦和庄严。
让我们来读读阿信的这首短诗：“有一种独白来自遍布大地的忧伤。／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聆听其灼热的绝唱。／我是在一次漫游中被这生命的语言紧紧攫住。／／先是风，然后是让人突感心悸／四顾茫然的歌吟：／“荣也寂寂，／枯也寂寂。” (《小草》)我听到了一个超然而独异的声音，它来自源头，来自我们的血脉。与其说它是有声，还不如说它是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