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谷禾最初写下这首《生活之歌》，十几个艰辛的年头过去了，他依然在书写着并不美好的生活之歌。 在一首诗里他写下强作的欢颜，屈辱，泪和歌，写下寂静的厂 房，苍茫的奔走，月亮的冷/写下失却爱情的婚姻，懒散的性，五彩
缤纷的尿布，空空奶瓶/他不停地用双手磨着生活的锈迹，但除了在
锈迹里渐渐模糊，他还能在哪里生活呢……
这些诗句既可以看作谷禾的诗歌理念也可视为对生活世界的态度。一切美好的都已经从生活中消失，或许从一代人出生之始就没有真实地存在过。谷禾执意要从没有诗意的世界中获取一种“写作”?因此谷禾这里，诗歌将变成一种“记录”。他忠实于“记录”而非真正忠实于自己的时代，不轻易滑向那些似乎与诗意相似的事物与时刻，诗歌将在谷禾这样一代诗人手中变得与生活本身一样艰难粗粝。由于生活与时代的压力，诗歌开始从赞颂走向批评。我们注意一下谷禾早期还不是那么详尽地记录风格的诗《纪事》所透露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一首诗，让我荒芜的眼眶倾斜奔腾的洪水/除非我突然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不!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一种痛苦诱惑我壮怀激烈，也不可能，有对立的另一种幸福/让我欢笑着过完碌碌无为的一生
诗歌写作如同生活一样从没有希望的世界开始。就生活的意义与精神价值而言， “90年代”以没有任何德性的面目的到来比一切解构主义思想都彻底地消解了一切价值。“天使”“经书”这些神圣的事物不可能存在，连戏剧和诗这样的世俗形式也不可能。连“痛苦”“幸福” “壮怀激烈”这些感受也失去了真实性。谷禾是如此坚定地注目于这种事态，以本身即是否定性的语言表述着这一切。十八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说： “风气如此堕落，以致一个人越是尽力揭示事物之间真实可靠的联系，他越是冒着不过在写诽谤性文字的危险。”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中，许多温和地说出一点真实的人都早已被判过污蔑诽谤罪、造谣中伤罪、泄密罪或颠覆罪。如果说出真实具有诽谤中伤的特性，那么：那些标榜客观与真实、排除情感、保持中立的叙述岂不已经是一种与堕落风气的沆瀣一气?就不要提那些粉饰性文字的极不光彩的丧尽天良了。恰如《最终发出的信》所说的：“也许爱和健康都是疾病/为了救赎，我必须/病得更深!”
应该把谷禾的诗视为一首诗，谷禾后来的诗几乎连这些否定性的语言也没有，在早期，谷禾至少还否定性地提起一些富有诗意的事物，而在此之后，他只否定性的叙述生活世界。只有看了剪报一样的《宋红丽》，看了对一个打工女因悲惨而下贱生活境遇的如此不动声色的死亡报道，才知道《纪事》所说的一切美语神圣之物的“不可能”。“天使”早已堕落为不名誉的打工女，寻看街头广告谋取一丝生路代替了一切经书与经典的真实性。几乎可以把“农贸市场”视为这个非诗意的底层世界的一个缩影，它充满了写实主义细节的力量：
与你的想象几乎没有不同!混乱。肮脏，漂满鸡毛的污水翻着白沫，空气里/混合着苹果的清香和白菜的腐臭味道，堆积的萝卜、番茄、黄瓜，伤痕累累的土豆，缩在最不显眼的角落，哈着寒气的吆喝声，在人缝里撞来撞去，弯腰的男人挤着女人，穿梭的孩子背着鼓囊囊的书包――/但我仍步行三公里来这里转悠。不买什么/也拖到天黑……
谷禾不是一定要把肮脏可耻的颜色涂到人们的鼻子上，他甚至注意到晚上那些睡意中的黑色眼泪，那是无人给予尊重的受伤的尊严。生活的意义崩溃至如此程度，意义感蒸发如此彻底， “爱和健康都是疾病”，一个人要在这样的生活中寻求意义肯定会招来嘲笑，甚至要在写诗的行为中寻求意义，都显得滑稽，远没有那些嘲讽意义、解构意义的人显得深刻。在这样的世界上，在人们尚未成熟起来时，已经深感疲劳了。疲劳不是为什么事而奋斗，而是如谷禾的诗所描述，疲劳是因为世界的空洞。
谷禾的诗却不倦地记录着世界：卑微的父亲母亲，记录打工妹与车祸，城市郊区和农贸市场，书写着“北京记”。也许谷禾所描述的一切依然是一种社会精神分析：没有精神的精神分析，不过它不是精神分析学家所以为是的私人悲剧，而是以溃散的没有诗意升华的诗歌方式记录着社会病理学。如果说哲学失去了本体论之后成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在诗意消失之后出现了否定的诗歌。诗歌以此方式坚持着自身的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