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收破烂的普通中年男人，为了女儿的前途而走上拾荒者的道路，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捡拾与积累着微薄的财富，在各种不同的目光交错中坦然地积蓄着强大的力量。都说父爱如山。这是怎样沉重如山的大爱呢？原来，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做到。而我，也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终于明白彼特拉克那句“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深刻含义。
那一声吆喝飘过童年天空
我的父亲是个收破烂的。
父亲，是每个人生命中无法选择的，但我想从不会有人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个收破烂的吧？常常，我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父亲而在同学的轻视鄙夷前低下头。
我的家是在1996年搬到哈尔滨的，因为没有钱，动力区垃圾山附近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成为了我们的家。父亲开始骑着三轮车收废品，母亲则开始在一条马路旁边爆玉米花。
第一天，母亲送我去转学就读的学校。那是一段需要步行将近两公里之后再乘坐８站地的路。去学校的路上，母亲叮嘱着我，让我记住路，因为她和父亲都将要为生计去奔波忙碌，不能再接送我上学放学。
我开始一个人上学、放学。每天，往返在家和学校那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是我最为孤单、落寞和恐惧的时间。大概是在我上学后的第九天，放学的时候天很阴，匆忙中我挤上了一辆２路公共汽车，等我数到第８站下车后，发现我到达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原来，我坐反车了。那个陌生的环境对于一个8岁的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刚刚到这座城市不到一个月的我来说，是那样的恐惧和无助。天又下起了大雨，在瓢泼的雨中，我不知所措。有好心的阿姨告诉我赶快往回坐。我忐忑地坐上往家方向去的公共汽车，可是，我口袋了已经没有一分钱了，每天出门的时候，父亲只给我上学和放学的车钱，多一分都不给。幸运的是，售票员听了我的解释没有让我买票。但因为时间太晚了，2路车在距离我家还有两站地的地方就不再往前开了。下了车，已经是夜里9点钟。那个夜晚是那样的漆黑、幽冷，我一个人走着，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恐惧在心里膨胀，我一遍遍地在心里喊叫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走了一半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寻找我的爸爸妈妈。妈妈抱着已经被雨淋得透湿的我不停抽泣。父亲什么也没有说，接过去我的书包，把一件破旧的雨衣披到了我身上，头也不回地往家走去。
那个晚上，我哭了很久。我哽咽着问父亲，为什么我们家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住在学校附近？为什么他和妈妈不能像其他学生家长一样的接送我放学上学？为什么他不能给我买新衣服？父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久久地沉默着。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去上学。因为，我喜欢读书。
我喜欢读书，但不喜欢那里的同学，他们总是用高高在上、鄙夷的眼神看我。甚至给我起外号，叫我“老太太”。我知道，同学们这么叫我，是因为我穿着的总是破破烂烂，没有过一件新衣服。大多时候，我都选择了沉默，将所有的悲愤都发泄到读书中，用我优异的成绩回击着那些轻蔑。
我清晰地记得，一次学校检查卫生，我回到家认真的洗了头，洗了身上那又土又旧的衣裤。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对几个卫生十分差的同学说道：“你们看一看，连苏锦都做到了，你们却做不到，真让人伤心啊！”老师是不是真的伤心了，我不知道。但那个上午却成为我生命里永远无法剔除的一个上午，老师的话如同一根针，深深刺进了我的心中，疼痛愈久愈增。
这让我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自卑。但父亲和母亲都管不了我这些，他们都只知道忙碌着收废品，爆玉米花。在我幼小的心里，废品和爆米花对于我的父母，都比我重要。
在同学们的外号和鄙夷中，我孤单地躲在书本和学习中。可是，每当课间，看到其他同学欢快地跳皮筋的时候，我多想也能够试一试啊！但是，没有同学肯理睬我，肯和我一起玩。我开始变得冷漠起来。靠着成长以来一点一点积蓄的坚强，我固执地咬紧牙不肯流泪，用微笑舒展眉端，在校园里永远展示自己孤傲的快乐。
“收破烂喽！”那一声吆喝，如同乌云，遮盖着我的整个童年，让它成为阴霾的天空。
就这样，我升到了五年级。那年，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三等奖，整个学校都轰动了，校长和主任亲自到班级来看我，他们都想见见我这个给学校带来开天辟地荣誉的学生。同学们也开始有意主动亲近我了。可是，我心里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躲在书本里，我固执地拒绝着一切靠近的目光。不去管它是恶毒的，还是友善的。
1999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哈尔滨市第47中学，但是，我却连皮筋都不会跳，这成为我童年里耿耿于怀的疼痛。
在都市中漂泊，哪一缕阳光把我照耀
母亲曾经是农场职业高中的公办教师，是那个农场很多人艳羡的女人；父亲曾经是农场的资料政工干事兼后勤管理员，平日里深得邻居朋友的敬重；在农场，作为这个家庭惟一的孩子，除了在学习上需要面对父亲的严格外，其他方面我是被娇宠的，并且是快乐的。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放弃在农场安逸的生活，来到这座城市遭受他人的白眼。
父亲这样对我解释过：我6岁时，按照有关政策，下乡知青的他和母亲将我的户口落到了哈尔滨的大伯家，希望我将来能有个好的发展。我8岁的时候，就要升入三年级了，他们为了让我能够在更好的教学环境中学习，才变卖了老家的祖屋和一些家具，搬到哈尔滨的。在搬来之前，众乡亲都劝说父亲和母亲，说哈尔滨不比农村，在农场有工作做，有地种，即便没有钱也饿不到，而哈尔滨却是一个处处都要用钱的地方。父亲却很坚决、很铿锵地回答着乡亲们：“我一定要去，为了我女儿将来能够考上大学，我要去。哪怕是捡破烂我也要去……”
结果，父亲和母亲因为没有哈尔滨的户口，到了哈尔滨后，无法找到工作，只得开始了收购废品的日子。我不明白，哈尔滨和农场究竟有什么不同，这里只有更加艰辛和窘迫的生活。我就想，父亲这样为了我，是不是太傻了呢？
在我居住的出租屋附近，聚拢着很多收购废品为生的人家。每天晚上，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回到家，总会互相打听着这一天当中都赚了多少钱，遇到了什么新鲜事。每次，其他人都会很骄傲的说自己又赚了30元、50元。但父亲比这些人出去的都要早，回来的都要晚，赚的钱却从来没有超过20元。
我就常常对父亲说：“你太笨！连撅秤都不会！”
父亲常常回答我：“爸爸是不会撅秤，但爸爸心里塌实。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钱一分也不能要。”
我升入了初中。依然孤僻着。但内心里的我却是渴望和同学们一起玩耍的。那天，父亲破天荒地找了我的班主任王老师，我不知道他和王老师说了些什么，在随后不久的一次班级联欢上，王老师表演起扑克魔术，同学们纷纷上台去猜测哪一张是需要找出来的纸牌，但却没有一名同学猜对。这时候，王老师让躲在角落里的我上台去猜。到台上，王老师悄悄暗示着我哪一张牌是要找的，结果，我总是猜对。王老师开始对同学们夸赞我聪明。我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那以后，王老师不断地鼓励我参加各种活动、负责班级事务……同学们也都接纳了我。每当有同学将自己的衣裤送给我的时候，我不会再认为那是施舍了。我知道，那是爱。
有一天，放学的路上，远远地，我看到一群人围看着什么，走近一看，是父亲和母亲。父亲满身是土，嘴角还淌着血。
原来，这天父亲收到了两个年轻人卖的220元钱的废铜线，因为父母当时口袋里没有那么多的钱，离家又不是太远，母亲就赶回家借钱。留下父亲一个人在那里陪着那两个卖废铜线的人聊天。聊到兴起的时候，父亲就把收废品的三轮车放在了楼洞旁，和那个人到不远的的树下去乘凉。母亲借钱回来，给完220元钱，把装着废铜的袋子装上了车，往回收站去。到了回收站，却发现，袋子里的铜线都变成了砖块。父亲和母亲就往收铜线的地方跑，想找到那两个卖铜线的人，可是，人早已经跑掉了。在父亲和母亲伤心地往家走的路上，却又意外地撞到了那两个卖铜线的人。父亲追上去讨钱，却反而被打了一顿。
我上前帮父亲推了车往家走。有两个小混混模样的年轻人叫道：“看看，这个小妞这么漂亮，收破烂真可惜了！”我的脸一下就燥热起来，血管里的血液似乎要膨胀出来，我愤怒地看向说话的人。这时，父亲的声音洪亮地响起来：“收破烂的怎么了？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不偷不抢，总比那些不务正业的混混强！”那两个人看了看父亲，走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父亲走了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好了，都这么大了，还哭啊！”我哭得更厉害了。
那天晚饭后，父亲像往日一样，去附近的菜市场捡拾竹筐。快十点了，父亲捡拾回来几个竹筐，一边用竹筐烧着炕，一边和母亲商量着：“这破烂越来越难收了，我想好了，咱们不收破烂了，卖菜吧！”
我躲在被窝里，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
我太了解父亲了，到这座城市已经是三年多了，但每年的冬天，无论多么寒冷，家里从来没有买过煤。精打细算的父亲每天无论回来多晚，都会到家附近的菜市场去捡拾白天菜贩子卖完菜丢掉的竹筐，拿回家取暖。他舍弃掉做了三年多的，每天可以收入15元到20元钱的收购废品这一行，一定有白天我受了委屈的原因吧！
亲情温暖如火种。我那颗曾经脆弱的心灵，如同被点燃了。那些委屈，难堪，似乎都渐渐消失了。
父亲不会撅秤，但卖菜的生意却做得不错。那个冬天，是一家人最快乐的冬天。4个月，赚了4000元钱。可是，第二年开春，刚刚为了卖菜而新租的房子却因为拆迁而不得不搬离。
搬家，对于我早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了。搬到新租下的出租屋后的一天，父亲骑车带着我，将哈尔滨市内的各所大专院校看了一遍。每看一所，他就会对我介绍一番自己对那所学校所知道的情况。然后就会告诉我：“小锦，爸爸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在这些校园里的其中一间教室里看到你……”
沉甸甸的，是父亲的期望，是父亲的爱。
亲爱的爸爸，你才是我永远的大学
每天，父亲为母亲上菜回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为了增加收入，父亲摆起了修鞋摊，晚上的时候，又在家中开始弹棉花。
这天，父亲从水果批发市场批发了一箱香瓜往家走。也许是父亲破破烂烂的衣着吧，一个男人把父亲当作了收购废品的。拿着一纸箱子鞋问父亲收不收。父亲看了看，见纸箱里的鞋都是新鞋，就说不要。那个人听了爽快的说道：“给你了，不要钱了。”说着就把纸箱扔在了父亲的三轮车上。看到三轮车上有一纸箱的香瓜，就拿了一个香瓜走开了。回到家，父亲将纸箱里的鞋拿出来看，才发现，那些鞋什么颜色都有，大小不一，就是没有一双能凑成一对的。父亲猜想，那个男人一定是一个卖鞋的鞋商，这些鞋也一定是做样品的，因为都剩下单只的了，卖不出去，才给了他。父亲如获至宝地摆弄着那十三只鞋。最后竟然让父亲配出了五双，另外的三只因为都是一只脚的，实在配不出来了。配好了鞋，父亲穿上了一双，看着一只脚穿着黑底鞋，一只脚穿着白底鞋的父亲，我突然想到在报纸上介绍的，在上海有一些前卫的年轻人有意卖两双式样相同，但颜色不同的鞋子岔开来穿的报道，就调侃着父亲：“爸爸，你出去走一圈，或许还能够引导哈尔滨的新潮流呢！”
父亲憨憨地笑着，他那像孩子一样的笑容却刺痛了我。搬到哈尔滨已经多少年了，不要说给自己买衣服，就是家中的物件也大多数都是父亲收废品的时候收来的。衣柜、桌子、床、水瓢……父亲节约盘算着每一分钱，因为，他要供养我读书，并且要供我上大学。
很多表象一旦超越常态，就会曲变内质；那些始终能够把压力软化为装饰与磨砺成内质的人，一定具备大爱和大坚强。
这个冬天，是父母收获最大的四个月，那四个月，他们赚进了5000元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这是个小小的天文数字，父亲的脸上竟有了光辉，他用这5000元钱买下了学校附近的一处10几平方米的平房。平房是一户居住在楼层里的人家私自盖的，低矮、阴暗，没有房照，但毕竟是有了自己的家，再不用四处搬家了。那年的春节，家里依然没有买鞭炮，但父亲破天荒地买了一副对联……那个春节，是我到哈尔滨后最快乐的一个春节。
这一年，我就要参加高考了。几次模拟考试，我的成绩都很不错。但父亲的牙疼却越来越严重了。因为牙疼，父亲常常会在半夜的时候爬起床，到室外去走动，以减轻疼痛。实在受不住了，父亲就去买来几片土霉素碾碎后敷到疼牙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的能够缓解父亲的牙疼，但我能够想象那种药面慢慢被润化后的苦涩。5月的时候，父亲的牙疼让他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四颗门牙都已经露神经，必须拔掉重新镶上，两侧三颗石牙也都已经破碎，也一样需要拔掉重镶。父亲盘算了好久，最后花100元钱把4颗疼痛的门牙拔掉了，把3颗还没有活动的石牙的神经杀死了，却说什么都不肯镶牙，因为镶牙还需要200元钱。我劝父亲去把牙镶好，父亲笑笑：“不疼就行了，吃东西时候多吃一会，不影响的……”
也许是过度的劳作，父亲的身体像一架已经零件破碎的老机器。牙疼刚刚控制住，父亲的腰疼越来越严重，父亲常常因为腰疼而蹲下就站不起来身了。父亲去一个盲人按摩师那里按摩，按摩师说父亲的腰是腰间盘突出，还有些轻微的腰劳损，不过，只要能够连续按摩半个月就能好。那天回来，父亲就再没有去按摩师那里，因为每天１５元的按摩费对于父亲来说简直就是天文开销。
父亲不动声色地节省着每一分钱，他对我考取大学信心十足。我知道，他是在为我积攒大学费用。
高考结束后，哈尔滨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我将这早已经在意料之中的通知书递给父亲，我想象着父亲的激动和兴奋，想象着父亲的喜形于色、语无伦次，但是，没有，都没有，父亲异常地平静。他静静的看着录取通知书，一言不发，就那么看着，好久好久，突然，父亲的双手开始颤抖起来，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十几年了，终于盼到了，终于盼到了……”母亲扑到父亲的怀里，哭了起来。我的心也一下子疼了起来。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父亲多少年的盼望啊！
在艰辛的生活中，在凄冷的岁月中，父亲忍受着怎么的艰难，承受着怎样的压力？他的盼望却是这样的简单，就是希望我能上大学！就是这个意念支撑着父亲，让他在漫漫长夜般的贫困艰辛中执着地前行。
父亲叫过我，递给我50元钱让我去买衣服，我不肯，父亲的眼圈竟然红了起来：“小锦，这么多年了，爸爸从来就没有给你买过什么，连衣服都是穿别人送的，爸爸心里愧疚啊！考上大学了，怎么也要换身新衣服啊！”
爸爸，爸爸啊……我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爸爸，你的确没有给我买过什么，但你却用你的善良、正直、勤劳、坚韧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旗帜一样引导着我。爸爸，你才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最好的大学！
每年4000元钱的学费成为一片阴云，不动声色地压上我们的头顶。我对父母说，我先休学，去打工，让他们不要太着急。父亲听了我这话很是生气：“你安心的准备去上学吧！当年来哈尔滨的时候，我就说过了，就是捡破烂，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上大学……”
2006年9月16日，我赶到理工大学报到，因为父亲还没有借齐学费，我通过学校的“绿色通道”（为了响应国家“不让任何一个没有钱的学生失去读书的机会”精神，学校设立的“先入学，后谈学费”的照顾政策）终于坐进了大学的课堂。那一刻，眼前，竟全是父亲收购废品时的身影。
“收破烂喽！”那一声吆喝隔着遥远的时空又响了起来，凄凉悲怆却又让人感到亲切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