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对汇率因素的国内利益集团进行分析，力求说明，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影响汇率政策的国内利益集团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利益集团对其有实质性影响，只是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值得进一步研究是，如何平衡国内各利益集团的相对力量，力求使在各方博弈中制定的政策更为合理。
【关键词】 汇率 利益集团 影响
一、利益集团影响汇率政策的文献综述
张宇燕认为，在一国内部，由于存在政策非中性，某一项特定的汇率政策会给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从而造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相同或接近的人群结成利益集团游说政府，试图获得利己的政策结果。例如汇率贬值将使出口商获得出口的竞争优势而使进口商受到损失，因此出口商将和进口商结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从相反的角度游说政府。现实中这样的利益集团大量存在，而最终的政策结果则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博弈。根据奥尔森(Olson)的研究，对于像汇率这样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的公共产品，那些规模小、但组织力强的集团较之于规模大、易于“搭便车”的集团有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因此最终的结果往往倾向于反映他们的利益。
盛洪认为，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国内一些支持人民币不升值的利益集团声音比较大，对政治也有影响。但是，还有一个利益集团：消费者。消费者绝对会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利，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声音呢？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因为他们太分散了，在政治上是弱势群体。所以，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来看，不升值未必是好的，它可能只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而政府代表全国，就要均衡考虑全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长期不升值导致的通胀，对全国人民都没有好处。但是，对于某些利益集团，他们宁可通胀，也不希望升值，以利于他们做外贸。
何帆认为，汇率变动将带来收入再分配效用，进而影响到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对汇率政策的偏好。从不同利益集团对汇率水平的偏好来看，非贸易品制造商部门偏好货币升值，因为货币升值能提高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的价格。本国的金融部门也希望保持货币强势。这样他们能以更便宜的条件购买国外资产，而本币贬值将使得其海外贷款风险增加，为了满足资本安全原则，该国金融机构将不得不减少海外贷款规模。
王庆认为，那种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弊大于利、应该尽量避免的说法，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一个代表部分团体利益的集体能够有效地影响政策制定者，从而使公共政策能够有利于该集体，尽管该项政策的执行并不有利于经济整体。一方面，受益于低估汇率的企业，很容易组织起来表达诉求。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上，有专门的部委负责促进出口；另一方面，受损于低估汇率的一方，是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使用进口原材料的成千上万的企业，以及数亿消费者。低估的汇率对他们每个个体的平均损伤也许并不大，但加总的负面影响却可能远大于出口企业从低估汇率中获得的好处。然而，现实却是，使用进口产品的企业和个人，尽管不计其数，但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组织为其代言，从而影响政策制定者。
二、美国、日本汇率政策的国内利益集团影响分析
1、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在美元对日元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游说作用
（1）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影响。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面临着经济萧条，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压力。里根政府采取维持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强势，强势美元虽有利于美国金融业利益集团如华尔街的大财阀和投资银行，但强势美元使美国的出口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始终处于劣势，并引发了制造业的裁员。为此，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等相关利益集团强烈要求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促使日元升值。全国制造商协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业贸易协会，有14000个成员，在美国国内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在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最终联合其他国家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正如摩根斯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认为的，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是决定强势美元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2）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2002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政策变化中，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正是利益集团的活动，成功地在美国国内塑造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将人民币汇率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并最终促成了美国以金融外交压人民币升值的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其中，由全国制造商协会起成立的“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是最早行动也最具有样本意义的集团之一。从2003年初开始，联盟将行动重心集中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联盟通过直接游说行政部门、在国会作证、定期发布报告、媒体宣传等方式，成功地在美国国内形成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列入了政治议事日程之中。
2、日本国内利益集团在影响日本政府制定日元汇率中的作用
黄益平等经济学家认为，给日本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并非广场协议之后的货币升值，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升值也仅仅维持了一年的时间，起到破坏性作用的是日本当局对货币升值的抵制。日本国内利益集团在支持政府抵制这种升值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日本而言，钢铁、机械、汽车等部门承受着日元升值带来的利益损失，而这些部门历来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其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同时，受惠的非制造业产业工人和消费者却缺乏甚至没有政治影响力，而且他们的见解未能影响对货币升值的政策性决定，这样就导致日本政府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抵制本币升值压力，从而导致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2002年，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35点大关，日元汇率贬值的背后同样是日本大企业财团的支持。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日本多数大企业希望通过汇率贬值来促进海外市场销售，例如，2000年底到2001年底，丰田汽车公司得益于日元贬值的利润达到1700亿日元，索尼也有700亿日元的进账。事实上，倡导或引导货币贬值，实际是满足出口利益集团重新分配国内财富和利益的需要，并没有考虑对金融部门和股市的影响及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利影响，这一不利影响远远超过出口带来的利益。特别是日本银行业拥有大量的海外资产，日元贬值降低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制约了日本金融业的发展。
三、中国汇率问题的国内利益集团影响分析
1、通过在每年的两会上以人大代表、政协会员的身份发表意见
在每年的两会上，汇率问题都是一个热点问题。如在2011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胀会起到一些辅助作用，但从国内经济的实际出发，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用以应对当下复杂的经济形势，显然比单边升值要有效。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凤英表示，从长城汽车来看，出口利润还是略高于在国内销售的利润，但是汇率变化对出口的利润会带来较大的影响。而且如果汇率继续变化，不仅影响出口利润，还会影响整个中国汽车的出口。中国汽车要“走出去”，汇率是障碍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商务厅厅长王淑珍则指出，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我国出口和产业链带来较大冲击，在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考虑出口企业的承受能力。人民币汇率应该维持相对稳定，使企业有效规避风险，保持有序发展。
2、通过举办各种形势分析会，发出企业的呼声
109届广交会开幕之日，商务部外贸形势座谈会在广州举行。政府、企业代表纷纷建议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要过大，让出口企业有时间消化汇率带来的冲击。广东省副省长招玉芳表示，去年重启汇改至年底，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广东出口企业增加成本约80亿元。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外贸企业特别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中小出口企业的承受能力有限；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也说，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该省外贸企业普遍不敢接长单、大单；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更表示，与沿海企业比起来，内地企业的心理承受能力、应对能力、化解能力普遍较差，受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更大。
3、政府部门进行公开的讨论
2010年1月，由于2008年6月以来的人民币重新盯住美元而贬值累积的升值压力，各部门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人民币是否重新升值展开争论，实体部门考虑到外贸复苏等各方压力，主张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但是货币部门却考虑人民币汇率或许可以一步到位，以实现小幅升值。2010年3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张伟表示，通过与12个行业的1000家企业接触后，发现服装和家具制造业利润仅3%，人民币升值对这些企业来说是灾难。国家发改委张燕生认为，2007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劳动合同法》出台，出口退税率调整措施叠加起来让企业完全不可承受。因此，政府在出台具体方案和步骤设计时，不能仅仅考虑汇率，必须要考虑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衡。来自货币部门的意见认为，2010年人民币可能需要小幅升值，人民币小幅升值甚至可能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促使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
四、结论
我们认为，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欧美等国不同，个体利益的诉求方式和西方也有很大区别，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相对含蓄、温和，但这并不妨碍国内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事实上，早在2002年经济学家余永定就提出转向浮动汇率制的观点，但这种观点直到2005年才得以实施，从而导致今日巨大外汇储备的被动局面。此种情况充分反映，国内企业利益、地方政府利益、部门利益在政策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实质性作用，使得支持人民币不升值成为一种捍卫民族利益的政治口号，而支持升值则成为一种出卖国家利益的需要批评的行径。所以，我们认为，国内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利益集团的博弈不能只是一方力量过于强大而另一方声音过于弱小，从而使得制定的政策满足了一小部分的利益而损害了其他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仅仅实现了短期目标而牺牲了长期目标，如何平衡这种政策博弈需要设计更为合理的机制。
【参考文献】
[1] 王松奇、赵锡军：日元贬值：新一轮亚洲金融风暴的危险[DB/OL].新华网，2002-01-22.
[2] 国家外汇管理局：长不大的侏儒――日本政府汇率政策与国家竞争力[J].国际贸易,2002（3）.
[3] 张宇燕，张静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J].当代亚太，2005（9）.
[4] 何帆、李志远：汇率变动与汇率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1）.
[5] 盛洪：人民币汇率预期和汇率改革路径选择演讲稿的评论[Z].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2010-04-09.
[6] 王庆：人民币汇率的政治经济学[DB/OL].财新网，2010-12-20.
[7] 方洁：汇率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9（2）.
[8] 黄益平、陶坤玉：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和国民福利影响分析[R].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93期报告，2011.
[9] 孙立坚：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汇率制度选择―非均衡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5）.
[10] lawrence broz，jeffry a.frieden：The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y of Exchange Rate Policy[J].weingast-chap32 oup―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March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