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南京市人,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同年到西北大学工作。离开讲坛多年,渐入老境,以胡翻书乱涂鸦自娱。
一
上世纪40年代末,新政权在接管各高等学校后,起先是建立校务委员会,有常委,并确定主任委员。1951年前后,方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任命校长、副校长。1949年以前没听说大学有副校长、校长下来就是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
1951年,政务院任命华岗为山东大学校长,童第周、陆侃如为副校长。童后来当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1978年还加入中共。华则被诬陷,于1972年死于自己人的狱中。陆虽是江苏海门人,传说乃陆机之后,所以被称为江南才子。上世纪50年代初,陆一次发言中一开始就说:“苏联知识分子是香喷喷,中国知识分子是臭烘烘。”听者皆失色。陆接着徐徐说:“所以我们要好好思想改造,脱胎换骨,从臭烘烘变成香喷喷!”听者乃释然。
最早到新中国访问的前苏联知识分子,大约是1949年前来的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作家代表团,他们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到上海访问,由上海返京时曾在济南短暂逗留,当时我曾到济南火车站迎接。法捷耶夫因要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所以已提前返回前苏联,我只见到了西蒙诺夫。他写的卫国战争小说《日日夜夜》当时在中国红极一时,很多青少年都是他的异国崇拜者。西蒙诺夫下车到车站月台上,三十来岁,英俊出众,其他代表团成员也一律西装革履,呢子大衣,人过处一阵香气,俄罗斯男人也洒香水,后来高校前苏联专家也如此,所以陆侃如说香喷喷也。反观当时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西装革履者也早已压到箱底,即使电影明星白杨、张瑞芳,都是一身浅灰色的列宁服。那时正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每个教授都要“洗澡”――洗掉自己身上的污垢,也就是做思想总结,检查自己反动的错误的思想。在大庭广众中把自己臭骂一顿,清高自持的知识分子实在难以启齿,听者也觉得不自在(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说:上世纪40年代大后方派了个记者团去延安采访,王实味在见面会上时把自己所犯错误从头到尾谈个没完。赵说讲者听者都不自然不舒服)此即所谓臭烘烘也。
前苏联知识分子在自己国内自然也不见得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连高尔基也不能舒展自如,十月革命后长期到意大利去养病。叶遂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两位杰出诗人都是自杀身亡的。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被苏共二把手日丹诺夫骂作“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获得诺贝尔奖,他要去领奖就要被驱逐出境,所以只得拒奖。但前苏联不搞群众运动整人,不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有的知识分子待遇优厚。如对有成就的科学家、演员、运动员给以重奖。这就是我们上世纪60年代批判苏修时所谓的三名三高。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后,从1951年起,又来了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后一轮运动中,山东大学医学院女大学生杨汉昭也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检讨。
简称为三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针对贪官污吏的,即刘青山张子善之流,简称为五反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是针对不法资本家的。思想改造是针对旧世界观没改造好的老知识分子的;这与年轻的女大学生杨汉昭何干?怎么会要她写检查?盖因她是四川军阀杨森之女也。
杨汉昭怎样检查分析批判她的反动剥削家庭,已不复记忆。只记得她第一句话是:“我的父亲是四川反动军阀杨森。”大家马上全神贯注,细听端详。她说,她父亲的妻子有一个排,她兄弟姐妹有一个连,彼此都认识不全,她父亲也认不全自己子女。父亲整天在外面忙,很少见面。她只把嫡母和自己生母叫妈,其他叫姨。这比《红楼梦》贾府还人道些,探春把她的生母都是叫姨娘的。他们家吃饭要吹哨子。说到这里,全场上一阵哄笑。
杨森是有名的三不知将军,不知有多少小老婆,不知有多少儿女,不知有多少兵。这多少有点恶谑。杨森自然不是没做过一点好事,他早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1915年参加蔡锷的护国军讨袁。抗日战争时,他在淞沪会战和鄂南战役中都有辉煌战绩。也参加了武汉和长沙的会战。当然,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杨森也与红军交过手,对人民负了罪。
杨森死于1977年。改革开放后,他的后人想在四川投资办企业,造福乡梓,条件是要以杨森命名以纪念父亲。四川不敢答应。后来这企业在西安建立了,这就是城区之东的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在万寿北路上。
山大同窗汉昭学姐当健在,她是学医的,不知她参与制药公司的事没有?
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
三
孙中山说要以俄为师,毛泽东在延安也谆谆教导:“联共是我们的先生。”联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先生是旧时对老师的口头称谓。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被认为是对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的,文章鲜明提出了“一边倒”的思想,当时有歌唱到:“我们不做墙头草,我们要往一边倒。认清方向,绝不动摇。谁是朋友,我们早就知道。革命的道路本来只有一条,斯大林同志是我们的先导;……”
学习前苏联的口号上世纪50年代叫得震天价响,诸如工厂实行一长制,高校院系调整,实行口试,废除笔试,五分制,习明纳尔(课堂讨论)等等,还派来许多前苏联专家,主要在工厂,一些著名高校也有。北大派来的前苏联专家较多,作为校长顾问的前后有鲍罗廷和古马青珂。当时对专家要为之写起居注,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值得学习。如有的专家在入教室前,从西装内袋中掏出小梳子整理头发。这是注重教容,值得效仿,就要写到起居注上。而北大有些教师自恃名士风度,不注重仪表,是不好的。
北大有一位专家视察,去参观口试现场。一个青年教师叫钟哲明的,正口试一女学生;跟随的翻译把学生的回答大致译成俄语;最后钟哲明判这女学生4分(良好)。这时专家发话了:“可以给5分(优秀)”这可难住了钟哲明,他是个很认真,是非观念和自尊心都很强的人,沉吟了好一会,他说:“下去再研究研究罢!”没当场服从专家意见。
这一下引起轩然大波。顶撞苏联专家,这可不是小问题,是学习不学习前苏联问题,是个大原则。于是没完没了的检讨。
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行。第一卷记得是1951年发行的,买第一卷时就要付全部四卷的钱,记得是六万元(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六元),发给取后三卷书的卡片,以卡取书。二卷三卷皆相隔一年就出了,四卷相隔了七年。但最初这书只发给有卡片的,买是买不到的。出版时新闻大张旗鼓宣扬,我记得在光明日报(或者人民日报,记不清了)上读到,北京读者钟哲明一大早就从西郊赶到新华书店排队取书,得了书如何兴奋,并说中国革命和建设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循着自己的道路向前迈进。云云。
在这样头版头条的新闻中选择哪个读者来发表谈话自然不可能是随意的,那么为什么选钟哲明呢?他讲那两句话倒与他以前那件事能联系起来。过了很久才知道,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两国分歧日趋严重,我们新写的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长文《列宁主义万岁》矛头就是对着苏修的。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领着其他国家共产党围攻中共,当年7月前苏联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
这时的钟哲明自然要刮目相待了。作为反对苏修的前驱,他自然是讲这几句话的最好人选了,于是就把这一殊荣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