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文坛上第一批“现代派”作家和现代主义的大力倡导者，施蛰存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本文试图通过其现代文学阶段文学活动的轨迹，从传统文化的濡养、新思潮的冲击和处于城镇与都市之间三个方面分析其半新半旧与都市融而未融的“中间派”心理的形成。
关键词：施蛰存；文化心理；中间派；传统文化；新思潮；小城镇；都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施蛰存是较早使用心理分析手法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派小说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心理分析小说深刻地描绘了人物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揭示了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激烈冲突，在现代文坛上颇有影响。本文试图联系施蛰存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从他的文学活动入手，对其文化心理做一些探讨。
一、传统文化的濡养
施蛰存生于旧式读书人家庭，6岁开蒙，“入比邻徐氏家塾，始读《千字文》”[1]。施蛰存晚年回忆自己的治学经历时曾说：“中文是家学，我父亲教我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2]施蛰存的父亲有12个书箱，“藏着他平时节衣缩食买来的书，经史子集都有”[3]。不过年少的施蛰存并不满足于书箱中的正统读物，还自己买一些小说和词曲书读。后来，在国文老师的鼓励下，他写起了古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4]。
相比于“新感觉派”的另两大干将，施蛰存的传统积淀算是深厚的。刘呐鸥是台湾人，“此人说国语很困难，夹杂着许多闽南音。中文也很勉强，写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中文信”[5]。而穆时英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水平，低得有时还不如一个中学生”[6]。
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与鲁迅之间有过一次论争，起因是他推荐青年看《庄子》与《文选》。因为他觉得他们“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希望他们可以从中“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扩大一点字汇”。[7]暂且不论论争的是非，施蛰存对于传统文学的态度倒是很明显。在几乎同时期的一篇散文中，他表示了对“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的极度反感与否定，认为“中国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文学，它并没有死去过，何来‘遗产’”[8]，可见其对于传统的珍视。他的文学生涯从传统文学起步，他从来没想过要摆脱这个根。
沈从文曾说《上元灯》“通篇交织着诗的和谐”[9]。苏雪林也说：“施氏擅长旧文艺，他华丽的辞藻大都由旧文学得来。据他作品所述，我们知道他很爱李商隐的诗，而且自己所做的旧诗也是这一路。玉?诗素有‘绮密瑰研’之评，施氏创作小说文藻的富丽与色泽的腴润，亦可当得起这四个字，则他的艺术一定大有得于李诗……施氏作品色泽的腴润，对于《将军的头》一书见之。《鸠摩罗什》中描写沙漠景色的一段，高僧回忆受龟兹公主诱惑的一段，美丽得简直像诗。阿褴公主的故事本来极其瑰奇，作者的描写，更使它诗化了。”[10]可见，古典诗情就像骨血一样融入在施蛰存小说的字句、情感中，难以确切指出其所在，却又处处都在。
二、新思潮的冲击
进入上海以后施蛰存的视野就越来越开阔了。他起初就读于上海大学，后转到震旦大学。当时的上海大学由国共合作所办，“同学皆各地维新青年，有经世之志”[11]。在震旦大学期间，他和戴望舒、杜衡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结识了冯雪峰、胡也频等人。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施蛰存非但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笔杆、人民的作家，甚至最终连先前的靠拢都放弃了。对此施蛰存的解释是“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12]他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1）平静的旧式家庭 在施蛰存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生活一直都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转折、激变。家庭环境并没有给他一个叛逆的推动力。
2）个人的温和性情 性情也和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施蛰存是在平顺环境下所长成的性情平和之人。“蛰存”之名取自“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施蛰存属蛇），可见其为人处世取的是一种柔软平和的姿态。施蛰存在主编《现代》的时候一直坚持该杂志的“非同人”色彩和文艺自由主义，现代书局的老板后来却竭力主张邀请陷入“第三种人”论争的杜衡加入，施蛰存虽然明白“杜衡的加入，会使《现代》发生一些变化”，但仍表示“杜衡是我的老朋友，我不便拒绝，使他难堪”。[13]由此可见施蛰存处世是比较温和圆融的，这样一个老好人很难习惯革命的残酷和凌厉。
3）文人的浪漫情怀 “正如所谓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由于孔孟本身固有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特别是当这种革命冲动产生在最富于审美精神的江南文化背景中，因而它在主体身上直接产生的不是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或一种百折不挠、不择手段的政治机能，而往往是凭借着一种审美幻像去从政的”[14]。长期浸染在江南文化中的施蛰存，在初涉革命之后，心中的一些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破，于是不愿再继续纠缠于其中：“归松江后，隐居小楼上，杜门不出”，“每日阅上海报纸，慨叹时事。思想紊乱，渐觉过去种种，都无是处。”[15]
在革命文学的事业中施蛰存一度也是个激进者。在震旦大学期间，他接触到“新兴文学”，“即包括苏联文学在内之一切新流派”，[16]写过《追》这样类似苏联文学的作品。后来普罗文学兴起，施蛰存也试着开始转变，写了《阿秀》、《花》。可是这样的作品并不能让作者自己满意。于是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思想可以倾向或接受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思想还不够作为他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基础”[17]。并且表示“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18]。在与革命思潮的遇合中施蛰存慢慢地选择了退出，退回到文学家本来的位置。
除了对于革命文学的尝试，施蛰存还将心理分析学说融入小说中，“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者弗洛伊德和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那里，从现代派文学所依据的理论之一弗洛伊德主义那里，获得一种眼光，觅得一种人类心灵的探测器，从而彻底改造了自己的小说，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提供了活的标本”[19]。在《石秀》、《梅雨之夕》、《春阳》等小说中，施蛰存对人的潜意识与意识的冲突、性意识的涌动和道德的压抑进行了细腻的挖掘，打开了从人的内心观照其存在的一扇窗。甚至在一些作品中将都市人因为备受压抑而导致分裂、变态的内心通过怪诞、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如《魔道》、《夜叉》、《凶宅》。
三、都市与城镇之间
施蛰存生于杭州，4岁移居苏州，9岁迁往松江，他的成长时光是在小城镇中度过的。而他在上海的生活却是“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20]，完全是摩登都市人的生活作息。不过这种生活的另一面是施蛰存同时仍在松江中学教书，每周都奔波于两地之间。后来，他与陈慧华在松江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施蛰存与松江的关联牵绊着他融入都市的脚步，加上前文所言的传统因素，重重叠叠在一起，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洋场少年。他的作品也呈现出这种风貌，“他有洋味，他欧化，但又始终掺和着由江南城镇风物凝结成功的那股民间气息”[21]。
施蛰存小说中对小城镇中人进入都会的情形多有描绘，可分为两种：
1） 被禁锢、被压抑的个体进入都市
《春阳》中的蝉阿姨和《雾》中的素贞都是在小城镇中压抑着度过青春的女子，虽然进城带来的新鲜感一度解放了她们，但最终她们还是无法正视自己的内心和欲望，仍旧选择回到自己心灵的牢笼中。
2） 在都市中遗失了美好
在施蛰存小说中，那些曼妙娴静的美好存在只会出现在小城镇中，比如《闵行秋日纪事》中的那个美丽神秘的女子、《渔人何长庆》中的菊贞、《鸥》中小陆初恋的女孩。《闵行秋日纪事》中的女子从事的是贩卖鸦片吗啡之业，“我”并没有对此做道德评判，反而为自己因为误会让其“辛苦于一种水上的浮浪的生活”而“心中感到很有些不安”。[22]可见在作者的心中，她真的是小镇中的美好的存在。而原本清新天真的渔村姑娘菊贞因为向往都市的新奇奢华而在其中迷失，活在了高楼的阴影下，后来重回渔村，与青梅竹马的恋人幸福自在地生活在一起。小陆初恋的女孩曾陪着他“一同站在夕暮的海边看白鸥展翅”[23]，这幅画面成了他枯燥职员生活中的唯一慰藉。可是在人潮拥挤的大光明影院，他看到了女孩和花花公子阿汪在一起，顿感“那唯一的白鸥已经飞舞在都市的阳光里与暮色中了”[24]。曾经的美好再也不在，怅然的不只是阿汪还有作者。
同样是描写都市，与刘呐鸥、穆时英相比，施蛰存很少正面描写它的五光十色、肉欲横流。他更为关注的是十里洋场中男男女女的内心，他笔下的都市男女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空虚与寂寥，比如《薄暮的舞女》中的舞女素雯，《梅雨之夕》中的“我”。素雯希图从放佚生涯中脱身，却在本以为稳妥的机会破灭了之后，不得已重回欢场。在希望落空与重新振作之间，施蛰存对其的描绘细致入微，只是用一段沉默、脚忽上忽下的摇动和“经过了努力的镇静，做作，和准备而发出来的娇媚的声音”[25]，就画出了一个看似精明利落、翻脸无情实质上却是无处托身的孤女的形象。《梅雨之夕》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带来一次邂逅，激起了“我”对初恋少女的回忆。往昔的美好向平淡无奇的生活透出一道光，补偿了平时的空虚无味。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刻，现实还是会时不时跳出来打扰这份甜美的心境：疑神疑鬼地怕遇到熟人，甚至幻觉看到了自己的妻子。最终美好的相遇在意犹未尽中结束，很快幻影不再，梦终于过去。
不过，参照《牛奶》、《汽车路》等作品可以看出，以上种种对小城镇的缅怀就如小陆对初恋女孩的惦念一样，只是作者心灵的寄托。在小城镇中也有落后、狭隘，也有现代文明的侵蚀。作者既没有猛烈批判都市文明，他笔下的都市虽然有着阴影但也不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也没有拽住旧日图景不放，只是小小唏嘘，在心中存着自己的后花园。他离开了小城镇却与都市保持着融而未融的状态，在现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施蛰存悬荡在了途中。
综上所述，中间派既是施蛰存在文学上的特色也是他文化心理的特点。当然，这种中间状态只是指他身上的新旧交融和处于城乡之间的存在状态，并不代表程度的多少，也无关文学上的立场与政治主张。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3][5][6][11][12][13][15][16][17][20]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91页，第71页，第2页，第22页，第202页，第129页，第29页，第205页，第127页，第22页，第1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施蛰存：《我治什么“学”》选自《施蛰存七十年文选》，第503页，上海文艺出版1996
年版。
[4][18]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选自《施蛰存代表作》，第295页，第300页，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7]施蛰存：《与》选自《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8日。
[8]施蛰存：《我与文言文》选自《施蛰存七十年文选》，第3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选自《抽象的抒情》，第1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苏雪林：《心理小说家施蛰存》选自《苏雪林文集》第3卷，第34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4]刘士林：《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第116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9][21]吴福辉：《施蛰存：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选自《走向世界――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第284页，第27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23][24]施蛰存：《十年创作集》，第88页，第556页，第55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5]施蛰存：《薄暮的舞女》选自《施蛰存代表作》第179页，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