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京娘家的客厅白天也需亮着灯，不然它白天的光线像黄昏，黄昏的亮度接近于夜晚，它使幽暗成为我身在美国遥想父母时的主色调。客厅窗外矗立的一堵楼墙，平行着，与窗子所在的楼墙南北相对，只一米零一巴掌远，互为添堵，堵视线，也堵光线。它们由阳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U”字形的天井。楼是18层的塔楼，我父母住中间的设备层九层。楼有多高，墙就有多高。若我跟我母亲同时从面对面的那两堵墙的两扇窗里探出头来，说悄悄话是不成问题的，她脸上的老年斑我也可以看得真切。
我父母几乎把所有与“看”有关的事都放在客厅里做，看书、看报、看电视，还有看鱼。我将父亲母亲的眼疾全部归罪于建筑师设计观念的不合理，之后发现，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也不容小觑。
读报差不多是我父亲的命根子。他喜欢将报纸置放于沙发前的茶几上，眼戴老花镜，手执放大镜，脊背前倾，屏障一般将射自斜后方的台灯光线挡死，只凭顶灯经羊皮灯罩过滤后的薄弱光亮照明。更多时，台灯根本是黑着的。
我母亲把“玫瑰庄园”护肤品说明书往我手心里塞，说，“你看看吧，看过好用。”我不接，更不看。我以不懂的眼神瞧我父亲，说我们小时候，你们很重视我和我哥的视力。“所以你俩的眼睛才那么好”，母亲说。我又说：“可是现在，你们爱护眼睛的意识哪里去了，这难道不是文明人起码该懂的保健常识？”离家23年，我任性撒娇直截了当的讲话方式依旧未改，这一次我的腔调同样也是，或者更像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口气。我常以气人的方式爱我的亲人，觉得和颜悦色代表着疏远。幸亏父母没听出来。曾经有一次，我“孩子”加“美国”的讲话方式把父亲得罪的不轻，我因催促他洗洗头，说美国人天天洗头，导致他涨红了脸，谴责我嫌弃他、嫌弃老人，声调不高，字字千斤。父亲一向宽厚温良，如若说某些人的父亲具有暴力倾向，他对我所具有的倾向则是娇宠。我委屈透顶，在两个孩子面前，比孩子更加孩子地大叫大哭起来，我从未当孩子面如此失态失控失去理智。父亲社会活动多，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提醒，提醒他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回美国后，我对一个朋友说，原来我跟父母的关系早已不是孩子跟大人的了，而是大人跟老人的。
我不怨我父亲。要怨，就怨23年的“云山万里别”吧。对于我，父亲、母亲这两套书是缺页的了；反之，我这套书在父母那里也并非全集，而只是选本。每一次探亲我都以极大的好奇心阅读我的父母。我注意到我们彼此间常做相互的阅读，它们像突击式的复习，也似急就章式的预习，为了已经缺失的书页和即将缺失的。但是半年、一年或几年一次的探亲相加之和，也不足以为我们彼此间的读懂提供充裕的时间，何况每一次加法之后都有更长的时间紧跟着，用于做减法。
我母亲把护肤品说明书塞到我手心里，瞅一眼薄光中躬身埋头于晚报的父亲，呵呵两声，笑一笑。她的笑得过且过，放任自流，甚至于自甘堕落，叫我心生气恼，进而又寒噤缠身。自何时起，父母对家人、对自己开始取消了要求或至少降低了要求？说我父亲看报时的情状几近于自残并不过分，其实也包括我母亲。这情状有延伸、扩张和放大的作用，仿佛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呈现出同种情状、仿佛他们在从老到更老的转换过程中，也在完成从文明到蒙昧的转换。客厅的暗，让我的眼睛深感不适，比客厅更暗的，是我的眼睛这一对窗户通向的房间――我的心灵。心灵其实比眼睛更需要光明。客厅的亮度由灯决定；我心灵房间的亮度，把握在父母手里。对此，我的父母处于无知状态，不然他们装也装出个样子来了，如同我回国前购置像样的服饰装门面，全为博取他们宽慰的眼神和舒展的笑颜。忽然间我记起，紧随“得罪”父亲之后，我曾领悟年老体弱与去繁就简是怎样一种关系。简，是对老的妥协，是对老的问题无奈而又可行的解决办法。对此，我也仅只半懂。我还没老，可有些事你不必全懂才接受，全懂就已经晚了。有一天我发现，沙发下横七竖八地摆放着父亲的鞋子，我没有惊乍，而是将它们一一掏出，塞入门口的鞋架。我知道对于父亲，一个年迈的高血压患者，站立门边低头脱鞋的动作潜藏着致命的危险。沙发舒解了脱鞋的压力，下面的空隙也便演变成他的专有“鞋柜”。一天，我和母亲包已上肩、正待出门时，她突然“呀”的一声，还没洗脸！我听她说完，看着她在脸上横竖左右搓了几搓，照照镜子，出门去了。干洗脸――母亲82岁时不属龙，改属猫了。
不细看看不出来，我父亲坐姿未改，所做之事却从一件扩展成为两件。他右手仍攥着放大镜，左手则重复着我久已熟悉的一个动作，为不知何时偎依在腿旁的卡拉抓痒揉摩。卡拉是条狗，但卡拉很人物，人物到它和我一双儿女放在我父母情感的跷跷板上，哪一端距地面更近一些，我时常闹不清楚。尤其当父母眼瞅外孙叫卡拉、面对卡拉喊外孙时，我就会陷入深度的迷茫。“满眼儿孙身外事，闲梳白发对残阳”，毕竟，在父母进入怡享天伦、乐舔濡情的人生阶段，我只将儿女时间的边角料裁给了他们，这是相对卡拉的全天候而言。
父亲的左右开弓给我意识的栅门拨开一个孔隙，去繁就简的同时，父母也在化简为繁，标志性“人物”，即是卡拉。类似于拆东墙补西墙、东墙，限制于生理的身体的层面；西墙，跟心理的精神的需求相关。此时卡拉以欲睡的眼神瞧我，慵懒的目光饱含满足。通常，它盯视我的神情多是疑问的探寻的，带一丝排斥。我分析这排斥的来由，以及它为何偶尔会到我房间撒泡黄尿、压低喉咙挤出串串“呜”声，怒问“客从何处来”时，我的确由此生出过不速之客之感。可究竟我俩中的哪个才更是“客”，才更“不速”？我觉出了自己的好笑，跟一条狗计较。老实说我怕卡拉，7年前第一眼见它，我就既爱又怕，爱怕交织，怕胜于爱，怕多爱少。我怕它什么呢？
我母亲闲时随意填词一首，它写在一个普通的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
少小来我家，取名卡拉。明眸秀鼻尾如花，绕膝承欢慰寥寂，胜似优佳。
我家小卡拉，倏忽长大。闻声起吠喜看家，戏球飙歌解人意，何似优佳？
“优”、“佳”，分别是我哥和我的名字。
我还记得我无意中读到它时，心头有轰然的洞悉之感。是狗，我都怕，但对卡拉，这怕，融入了人的因素。我走后，再重回这个家时，我在它身上看到了我的替代物，看见它，我就看见了那个洞，看见了我自己，看见了我该尽而未尽的责任。先于它排斥我，我已经排斥了它。它对我的排斥始于我对它的排斥，而我所爱它的，也恰是我对它所怕的，二者同根同源，均是它对我的替代作用。
我父母的恩泽，卡拉予以了百分之百地回报，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但是鹩哥，父母“化简为繁”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我则怀疑它跟我有几分像，也是个白眼狼。鹩哥学舌，本领是超强的，“汪汪”、“花好月圆”、“你好笑”、“恭喜发财”、“你吃饭了吗”，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却突然从某一天起，它发出“恭喜发”三个音后，再不发“财”了，跟我父母玩起了省略。起初我以为它出填空题给我父母做是出于好意，叫他们勤于用脑，远离老年痴呆的烦扰，直到我也参与填空，发现相比起发明发家发迹等为数不多的正面答案，不要说发怒发疯发丧发病，光发狂发愁发烧发抖，负面意义的答案就远占优势。我希望我的品性朝狗儿趋近一些，与鸟儿远离一点。我祈愿。
有一回，听朋友讲起她母亲的故事。她母亲内敛隐忍，从不在分离时落泪。我说我的母亲也是。她说但有一次道别后她不得不返回家中取忘带的礼物，无意中撞见母亲泪流满面的“窘态”。我虽无缘巧遇此种场景，却也无需生造“侦测”机会，因明了没见红枫并非意味着秋意不深浓，未睹炊烟不等于荒僻无人家。黑发人伴白发人查病取药屡见不鲜，我家状况则常黑白颠倒。由于肌瘦面黄，探亲回家时，我常常被母亲送医就诊。去年排除了心脏病疑问，今年又要清剿癌症隐忧，乃至两天后，母亲手执血清检验报告单，声明0至35为“癌抗原125”参考值，转而宣布，我的结果是1545。这么说我癌已晚期，病入膏肓？我脱口而出，心下里暗自好笑。原来，母亲的双目罹患过白内障与青光眼，像筛除米粒中的沙砾一般，筛掉15与45间的小数点，将我极尽母爱地筛入癌病患者之列。
我父亲情感流露相对随性。年事愈高，机场送行时，泣不成声、老泪纵横也愈成常态。他的随性还表现为跟我母亲“争宠”。5周内，我在未逢生日的探亲季节，却3次吃上生日蛋糕，享受到3次生日待遇。父亲边欣赏我的贪吃相边邀功图赏，蛋糕可是我订的！母亲笑答，你订的你订的，你的主意。我不知父母行事风格的差异是否跟他们分别从事的表演和文字工作的外扬性或内敛性有关。但若将父亲的性情描述为外扬，甚至于张扬，又极不准确，只是说话做事，他喜欢稍做铺垫、略造声势，讲究一份仪式感而已。我已不知从父亲手中接过多少本邮票珍藏册了，《北京胡同》、《牡丹呈祥，寰宇和谐》等等。每回，他都拉我坐下，一同翻看，然后放入原装纸袋，一手托住，一手拎起，交与我，使我感觉他是一位颁奖人，如他领奖台上常扮的角色，我接过来的是一座奖杯。只《中华百家姓》减免了仪式，它实在太沉，连盒带册有12公斤重。父亲送我最重、也是最轻的礼物，是画家韩美林的人物素描和《奔马图》，连同一个雪白的信封，他也一齐送我，嘱咐我保存好。他打开信封，抽出两张照片，照片上，韩美林在案前作画，他在一旁观画。我顿时明晓照片的鉴定书意蕴。父亲说，孩子们不懂国画，日后不想留了，要处理，有这个，便利。我心说你先把我处理掉，行不？
母亲就“寒碜”多了。3年前一天，她径直走来，对电视机前的我说：“送你了，原先那个太小。”说着，将一个轻巧的东西搁我手上。是什么，花生米吗？母亲最爱吃花生米了。低头看，竟是一枚钻戒，首饰盒及证书不知过了多久她才补给我。今年，柜里的金银细软，她掏出来，堆一堆儿说，全是你的了，趁我还活着。
我不清楚父母是否懂斗米恩担米仇的道理，我清楚父母的给予时常减半，或者说，翻倍。翻倍，因为将曲终人散的气息也同时给我，并且，越来越具扑面的力度。减半，由于给予也是拿取，他们拿走紧随我近半个世纪因他们的存在而长在我体内的立世安全系数，让它一次次地向零靠近。我怀疑那一次次的给予也是一次次的演习，“地震”迟早来临，我应具备“抗震”本领。
美国自然景区原始、曼妙且蓊郁，譬如松鼠、花栗鼠沿树干攀援爬高、天鹅的产房小岛般稳坐于近岸的湖面、铅笔粗、尺把长的灰蛇着纤柔的身躯自脚边路过。对常住者，当属司空见惯、不足为道，而于我而言，却会勾起我与父母共享的愿望。2007年，我的姥爷以百岁高龄过世，父母没了牵挂，办妥签证，一只脚已踩在美国的国土上了，却因母亲突发青光眼，以及父母身体交错而来的各种不适拖延至今。此前的7年，自2000年我从德国迁居美国算起，我等我父母来美国走一遭，客观上，无形中，我也在等我姥爷“走”。姥爷已离不开同样是老人的父母的照料。相当于，我等我父母向美国的旅途挪近一步，也即是在等我姥爷朝天国的阶梯登高一级，我姥爷奔百的同时我的父母也在奔八，结果是姥爷走了，父母却走不动了。究竟是什么驱使我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别人的国家来了，一来就是十几二十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游过这“方”游那“方”，游过德国游美国，我还要在别人的国家游多久呢？直游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至大至深的遗憾出现？
我惯常于将恋情、友情、同窗情、邻里情等等都视为缘分，却忽视另一种缘分的存在，或全然不当它为缘分，那就是亲情。因为它天生天赐，它理所当然。然而，为何我未降生于500年前的印第安营帐之中，也未出世于公元前6世纪的爱琴海海岸，更没在此世今生投胎为石为蝶为一株草木；我不姓杜、黄、赵、李，不叫燕、静、盈、芳，却得了我现在的名与姓，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与亲情亲缘相比，任何情缘都更具互换性易变性短寿性，都难免呈现出水比之于血般的淡浓稀稠悬殊。我愿意这样理解，一份血统，固定下一份缘，才有了“血缘”一词的产生。
我从沙发上欠起身，将“玫瑰庄园”说明书往角桌上的台灯底下凑，发现挺难。扶手太宽了，一尺还有余吧。当然，难度再大，也还是小于从我家出发去最近的车站乘地铁，那可是有一站半路要走。
“一年了，你们的落地灯怎么还没买来？”我问。
落地阅读灯，去年探亲经我手扔掉一盏，当时我就张罗着为父母买，替他们置换个新的。我说还买宜家的吧，升降伸缩都很方便那种。直到今年，探亲都已终了，落地灯的地块仍然空着。我以对父母的责怪，回避着父母的去繁就简、化简为繁与我的长年缺席之间存在的关联，回避着过失感对我的刺痛和追缴。这是一种心理保护，也是一个技巧。如若你怕被人指认为扒手的话，那你就去痛斥偷窃行径极其无耻好了。
每一次探亲，转而回美国去，都有一个“生活在别处”的适应期等待我度过，这一次的适应期比哪一次都长，都更艰难。坐在机场的长椅上，我甚至在尚未离去前，就已开始回想，想晚饭后小月河边的毽子、舞曲和快板书，想潘家园古玩城中的清代银质耳坠，想我与好友亲朋聚餐的饭桌，连楼上装修的噪音及北医三院取药的长队我都想，更想客厅的幽暗和幽暗的客厅里父母的报纸和老花镜，最想沙发间那块窄而方的空当，想我何时才能竖起一盏落地灯，填满它，填满我身不在、心在的我的家。
注：作者为著名演员葛存壮之女、葛优之妹。
责任编辑：蒋建伟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