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文学批评家，出版文学批评、散文等著作多种。现供职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我一无所知 《河边的日子》序
有一段时间，有句话在朋友中间流传：
我对世界一无所知。
这话是刘震云说的，是震云随口而出的诸多格言中的一句。像所有的格言一样，它有炫目的表面效果，也有经不起深究的理智混乱，它是一个把水搅混的漂亮动作。
它很有效。有一天，有记者问：能不能用一句话说出你对黄河的感觉？
我愣了一下，我知道我必须说出一句格言，我灵机一动，万分诚恳地说：
我对黄河一无所知。
那位记者很满意。
沿着黄河，我从甘肃、宁夏、内蒙古走到陕西，从六 月走到九月，我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我的问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我不仅在旅行，我最终还要写作，面对电脑时我审视我的经历和感觉，努力逼近地看清它，让事物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
史蒂文斯曾把这样的工作比作“擦玻璃窗”，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活儿。
关于黄河，人们说得太多了，玻璃窗上有厚厚的尘埃落定。它几乎不是一条被看到的河，而是被说出的河。
我曾经设想，我可以自己擦得干干净净，似乎我从未见过这条河、从未听说这条河，这条河似乎第一次被人、也就是被我看到和描述。但我发现这很难做到，黄河不是异域，黄河就流在我的血管里，流过一个中国人的前生今世，你得拿出绝顶的矫情才能假装自己从不认识它。
我认识它，就像认识我家楼下的那条街道。但我真的认识那条街道吗？冷清的店铺里神色恍惚的店员，无休无止拉着胡琴的乞丐，擦车的孩子，站在深夜寒风中的妓女，兜售盗版光盘的瘸子，遛狗的女人，还有街上匆匆走过的所有人，我认识他们吗？
同样，行于河边，我感到熟悉、亲切，我也感到巨大的陌生。我见到了很多的人和事，但见得越多，我越觉得在这一切下面肯定有更广阔更深邃的事物是我没有见到和难以接近的，我时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就像一个人行于黑夜的荒原，你的火把或手电照亮你眼前的路，这时你敢说你对世界是一无所知吗？
所以，行走黄河的结果就是我不敢轻易地谈论黄河。在此之前，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它，谈论黄河两岸的土地、人民、历史和文化，但现在，我不敢了。我回到北京，回到书斋生活，我看到报纸、杂志和一本本的书中，我的同行们在高谈阔论，黄河哺育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关于这种文明和文化，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21一世纪可以像解剖一具尸体一样超然自信地作出分析和判断，似乎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它的本质，就像牢牢地抓住了一块石头。
但黄河不是石头，文化也不是，它们是水。行于河边时，我为它浩大的、流动不居的多样性而惊叹。地质、气候、血缘、语言、饮食、服饰、房屋、作物……还有人的表情、人的信仰、人的记忆，人们感受、思想和表达的方式，等等等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千里万里的河流和大地是如此纷繁多彩。没有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就没有这个民族，没有这个被人谈论的中华文明和文化。
那么，反过来看，我们究竟是凭借什么论定和说出它的“本质”的呢？不是凭着对这种多样性的认识，而是凭着对这种多样性的麻木不仁，凭着一种遮蔽和抹去民族生活丰厚、复杂的质地的强大冲动。我们从未站在河边，我们一百年来都是站在塞纳河边或泰晤士河边看黄河，我们一目了然。
我们的话如同尘埃泥沙，黄河是被人说干的。
我为什么还要说？
原因有二：
第一，我答应了人家，从黄河回来，我要说点什么。我必须遵守承诺。
第二，我要说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黄河，而是我在河边的日子。黄河使我有了几十个富饶
丰满的日子：喧闹、沉静、鲜艳、晦暗、快乐、沮丧、放浪、庄重。它们在此前此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我乐于回忆它们，从中选出十几个日子在电脑上重新过一遍。
我尽量避免对着黄河夸夸其谈，我对着我自己：这个人行于河边，他看到了什么？他如何理解他所看到的事物？他做出理解的背景是什么？他真的理清他的印象和思想了吗？
对这一切，我毫无把握，我是说在写的时候我感到比行走更为困难，我常常觉得很多话是说不清的，我还不能把“玻璃窗”擦得锃亮，达到一种坚硬透彻的确切和明晰。
但事情的有趣之处也在这里，我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写完了这本书，这是一次激越的写作经验，如同飞翔，御风而飞，飞在广大、混沌、难以测度的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得告诉那里的人们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我去看他们，他们也用陌生的目光看我，我这辈子不曾那样没完没了不厌其烦地自我介绍。
“我是谁？”――这渐渐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在河边的日子里，它成了面对黄河时必须解答的问题，必须选择自己的文化认同。
那么，我认同黄河，认同我们灿烂缤纷、处境危殆的伟大文化传统。
温暖的细节
《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跋
感谢布罗代尔。在他的书之后，我写了这本书。
1994年夏天，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我第一次读布罗代尔，读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夜幕降临，江水浩荡，汽笛长声短声，凭生远意。在那时，布罗代尔把我带向15世纪――“现代”的源头，那里有欧洲的城堡和草场、大明王朝的市廛和农田，我们走进住宅，呼吸着15世纪特有的气味，察看餐桌上的面包、米饭，有没有肉？有什么菜？走向森林、原野和海洋，我们看到500年前的人们在艰难地行进，我们注视着每一个细节：他们身上皮衣的质地，他们的车轮和船桨，他们的行囊中银币的重量，他们签下契约时所用的纸笔……
布罗代尔说，这就是“历史”，历史就在这无数温暖的细节中暗自运行。
但这不仅是历史，也是生活。现在是2000年，在这之前的日子似乎已被关在门外，但对我来说，它们仍在，它们是一缕微笑，一杯酒，是青草在深夜的气味，是玻璃窗上的雨痕，是一处细长的伤疤，是一段旋律以及音响上闪烁的指示灯在黑暗中如两只眼睛……这一切依然饱满，它们使生活变得真实，使生活获得意义。
“历史”同样如此。布罗代尔使我确信，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千百万的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个匿名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水上浮沫。
所以我喜欢寻找他们，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们的踪迹，倾听他们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撰写这样一本书是一种冒险：穿行于博杂的文本，收集起各种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然后，克服横亘在眼前的时间和遗忘的荒漠，通过这些片断，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
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守任何学术规范，恰恰相反，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地展现，就像两千年前干涸的一颗荷花种子在此时抽芽、生长。
这本书在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之间展开，这首先是因为那些人和事真的非常有趣；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所谓“全球化”时代，在新千年万象更新的善颂善祷声中，我强烈地感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奔放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乐观主义往往是由于健忘，就像一个人只记住了他的履历表，履历表纪录了他的成长，但是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那些碎片隐藏在偏僻的角落，等待着被阅读、被重新讲述。
感谢吴友如，他作于19世纪后半叶的《点石斋画报》为这本书提供了插图。翻检这些用简练的中国式线条勾勒出的画页，眼前总会浮现吴友如的眼睛，那是注视着沪上洋场、注视着一个新世界的眼睛，迷惘、固执，还有一种兴奋和欢乐。与这双眼睛对视，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眼睛，我们的目光秘密地交流，吴友如对世界的印象已永久地留在后人的视网膜上。
是为跋。
乌鸦与红
《冰冷的享乐》跋
这本书差一点叫《乌鸦的享乐》。为什么是“乌鸦”的享乐？我亦不知。实际上我真正喜欢的是“享乐”这个词，拈出来请朋友们帮忙凑成一句，一顿饭没吃完，得了十七八条，比如：
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享乐（我算什么人文主义者。）
一棵享乐主义的树（有点意思，但是不是比较自恋？）
一条享乐主义的鱼（我非鱼。）
痛揍享乐主义者（胡说。）
扁死享乐主义者（放屁！）
把享乐坚持到底（听着怎么艰苦卓绝的？）
享乐的五种方案（扫黄办该找我来了。）
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自白（人家啤酒主义者已经‘自白’过了。）
午后的享乐主义者（什么意思？）
安全的享乐（像广告词。）
危险的享乐（像公益广告词。）
……
众人辞穷，埋头闷吃。半晌，忽有一人大叫“有了”！只见该人徐徐咽下一只肉丸子，言道：
乌鸦的享乐。
――好啊好，我觉得“乌鸦”正好配得上“享乐”。有什么道理吗？没道理，只是好听，而且“享乐”这个词是深红的，正好该由“乌鸦”的黑来配它。
但众人皆说不好。乌鸦，多不吉利，书还想不想卖了？
然后，又有一人说： 冰冷的享乐
这时我也烦了，北京这几日也实在太热了，那就《冰冷的享乐》吧。
感谢胡廷武先生和这本书的责编潘灵先生，他们使《冰冷的享乐》得以出版；感谢很多报刊的编辑朋友，没有他们的威逼利诱我大概懒得写出这么许多文字。感谢读者，感谢你们读这本书。
无所事事的读者
《读无尽岁月》序
理想的生活是，做无所事事的读者。
读无数书，读书时有清茶好，有烈酒或白水亦好，红袖好，孤灯亦好，床上好，马桶上亦好，别人的梦是自己的梦，别人的智慧是自己的聪明，别人的痛苦是自己的慈悲，然后呢，没有然后，然后是月白风清，雁向江边去……
但我不能无所事事，阅读是我的职业，作为编辑读，作为批评家读，读字从言从卖，可见它是一种可以维持生计的买卖。
一个出租车司机知道每天有漫长的路等他经过，每天，我知道有无尽的文字必须读，这不幸福，但也不是不幸，这件事其实与幸福无关，它与责任、利益、自尊、安全感等等其他的事物有关。
而幸福在远处，在我们不会天天面对的地方。对我来说，有一种幸福就是做一个彻底的无所事事的读者：不必看稿子，不必看不得不看的书，不必看有用的书或有益的书，看闲书，看一切与自己无关的书，想怎么看怎么看，看到哪儿算哪儿，君王放荡，山僧参禅，将无尽岁月读罢。
我认真考虑了成为这样一个读者的必要条件：要有很多书可读，很多书要有地方放，因此要有很多房屋，如此多的房屋里当然不能孤身一人，要有书童、厨师、清洁工，还得有丫鬟，要养活这么多人，我需要祖上传下钱庄、当铺和千顷良田，然后为了这些钱庄、当铺和良田，我得挑灯看账本，对贫苦农民说：财主家也没有余粮呀！
――看看，事情就是这样，本来只想无所事事地读书，追求下去竟成了老财主。
所以，我不可能实现理想，我只能在职业中读，然后把职业之外的每一次读当作一次越轨，一次短暂的解放，一次自我报复。
这本书就是越轨、解放、自我报复的剩余，之所以说是剩余，是因为当提笔写这些文章时，真正的快乐已近消失，酒冷灯残……
但这些文章是我最喜欢的，与那些评论相比，它们好像更属于我自己，有更多的温度、更多诡秘的得意，和更多一点点快乐。
全书题为《读无尽岁月》，这题目大概是从池莉的一篇小说套来的，那小说好像叫《致无尽岁月》，“无尽岁月”四字悲欣无尽，我很喜欢，索性掠来用了，特此交代，并向池莉致谢。
是为序。
一个理想
《反游记》序
这本书写“山河”――主要是河，黄河。
第一部分收录了2000年黄河之行后所写的一组文章，曾于次年结集为《河边的日子》。此次增补了《兰州记》和《煤有了，根安在》，后者谈的是我的家乡――黄河边、风陵渡。
第二部分向南去，写云南。
第三部分，有关大地上的村庄和村庄里的歌声。
这本书也写“态度”，山与河的态度，人的态度，我对吾土吾民的态度。第四部分纯为“态度”之思。
这本书是“反游记”。我认为写游记在这个时代是一件无聊而可疑的事。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飞来飞去，旅游已成大规模工业，驾着汽车的先生小姐们探遍穷乡僻壤，摄像机和数码相机把世界的每一个羞处打开。在这种情况下，“游记”的生活前提和文化前提几乎不复成立。
所有的“游记”都在说一件事，那就是“我”在“现场”。游记作者秉持恺撒式的气概：我来、我看、我写。
而我想加上一条：我怀疑。我怀疑我的眼睛和头脑，我认为我们大惊小怪地宣称看到并写出的，通常都是我们头脑里已有的，所谓“现场”、所谓“风景”，不过是境由心生，是一场众所周知的戏。
尽力穿越幻觉，对“我”、对“现场”保持警觉，在“我”和“现场”之间留下“客气”的余地，这即是我所谓的“反游记”――如果一定要写的话。
人生如逆旅，此身原是客，既是客，就该客气、有礼，游记是不客气的文体，正如照相机是不客气的机器，它们都不相信这山河这人世自有不可犯的隐私，它们粗暴、自负地把逢场作戏当成了隐私――套用一句流行的格言，旅游就是观看“光明磊落的隐私”，而写游记和拍照片则是想着对方，自己乱动。
所以，我不写游记，甚至不会再写“反游记”。
但是，我仍然喜“游”，独在异乡为异客，那是生命的本质所在。所以，我现在的理想是：
写一本畅销书，赚一笔大钱，然后买一只质地上好的皮箱（LV牌的），装上书和衣服，然后，到很多地方去，住在饭店里，在陌生人中，做陌生的客人，一直如此，到死如此。
当然，据我所知，这件事难度甚大，只有纳博科夫做到了。
是为序。
《小春秋》序
李商隐《碧城》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窗外，星沉于海底，同时，万里之外，大雨落于河源。
一个人，看着。
义山诗中有大寂寞，是一个人的，是岁月天地的；义山是被遗弃在宇宙中唯一的人，他是宇航员，他的眼是3D的眼，他看见了星沉，同时看见雨过，他的寂寞地老天荒，壮观玄幻，是华丽的、澄碧的、寒冷的、坚脆的，这世界如水晶琉璃。
枯坐案前，不知从何着笔，忽然想起了这句诗。看见星沉海底，看见雨落河源，看见人事浮沉、相亲相负、离合悲欢，看见了又如何呢？《红楼梦》里，晴雯撕扇只为听响，写出这样的诗，也不过是彩云易散琉璃碎，李商隐听碎裂的轻响。
几年前为《南方周末》写《经典中国》专栏，也为《散文》写了一个经典重读的专栏。读了几本旧书，古人寂寞、今人寂寞，写些字掷向虚空中去，不是凤凰叫，无心逗秋雨，只是无端轻响――架上的瓷瓶，静夜中，总觉它在轻响，向着碎裂而去。
这样的文字，写了就写了，并未存心把它怎样，几年来一直散碎着。其间，经历了“国学热”，朋友们多次怂恿，结集出版，凑个热闹。我要说不想凑那热闹，只怕就有人撇嘴：你倒想凑，凑得上吗？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我自知这些文字是凑不上热闹的，所以也就懒着，不动。
现在，结成一集，要感谢新星社的刘雁女士，她是当年《散文》的主编；也要感谢《南方周末》的马莉女士；若不是她们两位催逼，这些文字本不会有，若不是刘雁执著催逼，这本书也不会有。
书题为《小春秋》，因为大部分是有关《春秋》的，《春秋左传》和《吕氏春秋》，有人建议，索性叫《李氏春秋》，小子安敢！
忽然想起，孔子当日应是“当窗见”“隔座看”的。
失明的左丘明也一定看见了星沉海底，雨过河源。
吕不韦大人上吊之前，必也想到了千年之下李生的诗。
《吕氏春秋》的章法我极喜欢，每章起首照例是时序、节令、物候与相应人事，岁月天地，然后才有故事和道理，小热闹和小机巧之后有大敬与大静。
――很想效法，但颓然而废，知道大敬与大静已不可得，只剩下小热闹与小机巧，合该叫做《小春秋》。
《小春秋》且放在这里，但终究是心有不甘。夜读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东施效西施，想写一本《春秋名人传》的，但俗世蹉跎，忙忙碌碌，夜里挑灯看剑，清晨柴米油盐，竟不知何时能够动手。那些人――披发孤独、后无来者，在“海底”、在“河源”，我看见了他们，不知是否能写出他们，不知何时写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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