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曹丕的《典论?论文》产生于思想十分活跃的魏晋时代，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专论，是我国文学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典论?论文》充分注意到作家的风格和比较，首次以文气说评论作家，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并提出了著名的“四科八体”说，敏锐的捕捉到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规范了当时的文坛，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纲领性文件，成为树立于我国文艺思想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里程碑。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 ；真义；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时的人们开始自觉地探讨文学的性质，开始对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著名的《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和《诗品》等文学批评专著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其中的《典论?论文》更是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是后世文学理论的先声。
一、《典论?论文》产生的历史背景――逐渐兴盛且纷杂的文学局面下的产物
魏晋以前，专篇文学论文虽有《毛诗序》、《楚辞章句》等,但它们多就一些言论，一篇文章，一本书立论，很难称作批评专论。直到建安时代，社会政治状况发生变化，战乱和社会动荡给社会带来了不安的因素也给思想注入了活跃的因子，文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玄言清谈以及“品评”之风兴起，文学种类、文学作品数量大大增多，作家个性凸显：同为诗人的王粲与刘祯风格各异，同为章表书记，陈琳与阮?有别，甚至父子诗风不同（如曹操与曹丕、曹植），兄弟文气相殊（如曹丕与曹植）。而且，在这一时期随着正统观念的颠覆，民间传说、志怪志人小说盛行起来，文学创作呈一代彬彬之盛。面对这种逐渐兴盛且纷杂的文学局面，曹丕站在文学范畴的高度，研究了当时文学创作中的种种问题，写出了对当时文坛起指导作用的纲领性文件――《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专论，对当时及后世都影响深远。
二、《典论?论文》的真义――邺下文人集团的纲领性文件
在社会动荡、思想活跃、文学繁荣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典论?论文》，是一代文坛领袖曹丕对文坛提出的规范性文件，是邺下文人集团的纲领性文件，引领了一代文学。
（一）重视文学创作并首次确立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观
关于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曹丕在最后一段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这里的文章指广义的文学概念。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的论述中，可看出曹丕认为文学创作的不朽价值远在政治事功之上，犹如“经国大业”一样不朽。“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的论述体现了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即体现了曹丕的“立言观”。古人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是古人最看不起的方式，而且，就算是立言也以政治伦理方面的论著居多，很少涉及文学，“立言”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曹丕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文章之无穷”，认为文章超越了生死的界限源远流长，比立德、立功要重要得多。立德、立功要靠史家，立言则“声名自传於后”。“立功”、“立德”是为政治服务的，“立言”则是通过文学的不朽成就个体生命及名声，表现了那个时代士大夫借文章以垂世不朽的愿望和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曹丕对文学价值的理解完全摆脱了汉儒狭隘的观念，将文学从政治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确立了文学独立价值观，在理论上大大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影响深远。司马迁曾说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可以说是曹丕理论的来源之一。富贵者即立德或立功之人，他们的名声不会传太久，只有有文章传世，名声才不会被磨灭。司马迁重点强调逆境中写作的重要性，形成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而曹丕则认为人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要立言，这是曹丕对司马迁理论的发展。
曹丕对文学独立价值的强调，代表着当时士人的一种时代性的精神追求，统一了当时文学阵营中士人的思想，明确了奋斗目标，使在曹丕以后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几次高潮，如正史文学、太康文学。
（二）将文章进行分类，首创“文体论”
曹丕之前虽然有人注意到文体之间的不同，也有过有关的论述（如蔡邕的《独断》），但真正意义上的文体论滥觞于曹丕《典论?论文》的“本同而末异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应当说一切文章具有共同的本质和共同的法则，此即所谓“本同”；同时认识到各体文章因题材、内容、功能的殊异，而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各有不同的特点，呈现为不同的形态，此所谓“末异”。[1]
曹丕基于“本同而末异”说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在四科中，以奏议书论为无韵，铭诔诗赋为有韵，实际暗含后来的文笔之分。曹丕还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文体特征进行概括。如“奏议宜雅”的“雅”既指文辞典雅，又指内容雅正；“书论宜理”的“理”既指写作要以说理为主，又要求说理严密有理致；“铭诔尚实”的“实”讲究的是文辞朴实，更重要的是强调内容的真实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诗赋欲丽”的“丽”。“丽”指“华丽”，反映出诗赋创作讲究辞藻，追求文采华丽的趋势。诗赋不同于其它六种，属于纯文学的范畴。曹丕强调“丽”是在语言方面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显示出对文学审美属性的初步认识。这是对历来文学强调教化，不把形式美放在第一的文学传统的大胆突破。一改汉乐府朴素无华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为南北朝文学讲究辞藻、格律的文学新变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诗赋欲丽”观点的提出第一次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后来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和萧统《文选序》的“错比文华”中都可看到曹丕“诗赋欲丽”的影响。鲁迅先生曾赞许“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2]。
曹丕的“四科八体”说使我们看到：文章分类后，每一种文类都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标志，具有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特殊规则，[3] 使文学批评有了进一步可依的标准，为文学创作也为文学批评进一步作了规范。
曹丕的文体论虽然只粗略的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但为以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开辟了道路。
（三）探讨了创作主体的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论”
曹丕是我国文学史上提出文气说的第一人。其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气”在这里既指作家之“气”――气质、个性，又指作品之“气”――气象、风格。“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是曹丕从哲学上“人以气为主”的观点引申而来的。从这里看出以“气”品文的重要性，文与人一样，有“气”则生，无“气”则死。
汉魏时人物品评“气”是常用的一词，如：“纯和之气”、“玄妙之气”、“清明之气”等，而曹丕的“文气”仅指作家的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曹丕的“文气说”大致可分为“清”和“浊”两类，即将作家的创作风格规范为“阳刚”与“阴柔”两类，开创了后世以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对建安七子的主“气”情况作了分析评价，如他认为“徐干时有齐气”，即徐干的创作带有齐地舒缓的风格。《汉书?朱博传》说“齐地舒缓养名”，“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可见，曹丕认为是齐地这种“舒缓”的生活环境影响了生活于其中的作家的个性又进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风格，使作家的作品带有齐地特点。孔融“体气高妙”，《后汉书?孔融传论》称孔融“高志直情”，“严气正性”，可见，孔融的“体气高妙”是受其正直、气盛、直爽的性格影响的结果。虽然徐干的作品“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曹丕《与吴质书》）而孔融的文章“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但在主“气”方面曹丕却认为孔融远在徐干之上。他盛赞孔融的“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是因为曹丕论文推崇风力气骨遒劲的阳刚之美。这种审美理想的产生是由于建安文人有感于当时的时代动荡，所以作品多慷慨之气。这种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建安风骨”。 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文学理论，就是在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建安风骨”中孕育而成的，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曹丕的“文气说”虽显示了他的真知灼见，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曹丕认为“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过分强调了作家天赋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个性形成受社会、历史、教育、阅历等条件的影响。从而使其理论僵化，难以再进一步发展。
（四）分析了历来文学批评中的错误，提出了公正、宽容的文学批评原则
除了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文学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指出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文人相轻”，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文人相轻”，是当时文人的通病，产生的原因：一是文人都“不自见之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针对上述两种原因，曹丕提出了“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乃作论文”的解决方案，即君子要能够先辨察自己，然后衡量别人。
“贵远贱近”与“文人相轻”的错误观点是相通的，都是因为文人自大自满才看不起对方进而瞧不起同时代的文人。曹丕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批评观点来源于西汉末年桓谭的“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之易。”[4]。这种厚古薄今，崇尚虚名而不切实际的弊病，是由于过分看重古人而看不起今人，过分注重名声而不切实际所导致的。
针对这两种不良倾向曹丕力求用自己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来加以纠正。他以“气”作为衡量创作成就的第一标准，并从“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客观实际出发，用“审己以度人”的宽容态度，对“建安七子”的人与文作了公正、公允的批评，既指其长又揭其短，并首创了以多位作家为一个作家群分析比较的批评方法。曹丕的这种比较是纯文学的比较，并不受道德政治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是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的，是一个文学家文学意识的自觉表现，它推动了整个文坛的自觉。
总之，公正、宽容的文学批评原则是曹丕站在更高一层上俯看当时文坛百态而提出的规范性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三、《典论?论文》的价值――树立于我国文艺思想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里程碑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专论。首先，曹丕将“气”作为衡量文学创作成就的第一标准，这是曹丕在魏晋时期为文学论坛增添的新元素，经历代文论家的化合、催新，到今天“气”已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历代文论家在论述到以“气”论“文”的时候，都提到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先河的曹丕的“文气论”。第二、《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第一次关于文体论的探索，在文学体裁的归类和分析的研究上有开山之功，对后来文体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根溯源，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凡涉及到文体论的研究，几乎都是对《典论?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的发展。[5] 第三、汉代以儒学定一尊，文学批评是以作家的道德为标准，而不是个性特点。曹丕则倡导根据作家的才能和文体的要求来评论作品，并高度强调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将文学从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首创之功，它标志着文学理论自觉时代的到来。因此，我们说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树立于我国文艺思想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里程碑。
《典论?论文》作为一份纲领性文件，对当时的文坛起到了规范与引领作用，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象征，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进入第一个高峰。但其中观念的偏颇之处，还需我们后人在继承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者单位： 临沂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见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南凡，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后汉全文》卷十五，桓谭《新论》[M]，2000
[5]李壮鹰，中华古文论释林，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