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佛爷对我的情感令我深为荣幸、温暖。与其说，她是真的对我有深挚或长久的热切迷恋，不如说，她更加可能是对此关系感觉新奇，因我既为域外之人，语言和行为能够相对自由。我仿佛磁铁一般，吸引了许多满人，有时甚或是汉人来求我做中间人。似乎总是这样，我们颓废的欧洲（此时正在濒死的剧痛之中）恰会模仿此种行为：在微妙的谈判中，要求第三方介入，即“托人”之风，委托一位共同的朋友处理复杂事务，避免可能之摩擦，在时间这个破坏者的变迁之中，保持友谊之纯洁。我不是波坦金（即使我愿意，也不可能是），我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平心而论，此种私情就像费尔森之于他的蝴蝶皇后埃克瑟?冯?费尔森伯爵（1755-1810，是瑞典贵族，人们认为他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人）。我并未从中大获其利。当然，我的随从趁便大捞了一笔。如果愿意，我大可弄到大把金钱，或者，至少是贵重的礼物，但是，我从未（也永远不会）介意金钱上的实惠。此言切实有据。尽管在其职业生涯中，巴恪思的财务曾经出过麻烦，但是他所涉及的种种韵事并未明显地、直接地增加他的收入……事实上，这些将导致宠爱不再、地位下降，如同魔鬼“再也无望”。他们这样说我：“他脾气特别，因为他不好货（金钱）。可是他真说得进去话，上头很听他的话，很作情他。”
满族卫队特意来拜访我（他们的“名刺”上是手写的漂亮楷书），请求我鼎力相助，利用我之宠幸地位，以得特殊利益或职务提升。依所求职务之重要性不同，他们愿意向我支付总数达5000~50000两的银子――根据作者早先的估计，约合800~8000英镑。此系现银，由可靠的钱庄（或曰炉房）担保，任命公布之日即可兑现。太后最喜之事，乃是向我与总管太监询问人们如何评价诸位高官。她所询问的皆为她不喜之人，她不愿听人贬及荣庆、张?等宠臣。“让你明白回奏，瞿中堂外头名誉怎么样，有人议论他没有？”或是：“有人说张伯熙（湖南人士，学部之首，教育界知名人士，曾被朝廷选为特使，向维多利亚女王之逝世表示哀悼，然而圣詹姆斯内阁因品级太低将其拒绝）包藏祸心，很有革命思想，心中难测，对我朝有不堪设想者。听人说你跟他很熟。就你所知道，他对大清朝、尤其对我本人有什么议论？他敢妄加月旦（品评人物）么？你满说出来，我听一听。”
我回答：“太后，我与他相熟。此人湖南口音浓重，欲解其意相当困难。但是，我并未听过他有一词反对太后。至于瞿鸿玑（亦是湖南人士），他在京师不受欢迎。但是我不便批评，因为他曾邀我为师爷。”
太后说：“果然如此？你拒绝否？”
“是的，太后。我意以为，你不会喜欢我为一个豆皮儿（豆腐皮，此系当时对于南方人之蔑称）工作。”
“你总是相当慎重。告诉你吧，大学士的位子，他坐不了多久了。”（他随即于1907年去职，表面上的缘由是，他与贪赃枉法、声名狼藉的报人结交过密；朝廷对他严加申斥，令他立即出京，回乡反省。他的事业就此完结。）
许多高官（尤其是汉人，满人尚少）希望得到李莲英和崔德隆的说项，他们给这二人的银两肯定已经使其大发横财。（据说，凡尔赛宫廷中的某些官员以类似的方法敛财，他们会在路易十六，尤其是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前有意无意为某人进言。）我之所以能够在朝廷最高层广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我小心谨慎，任何人、事从不臧否。我经常如是解释：作为一个外国鬼子，我实在无力判断。详细情形实在非外人所能知，因此之故，不敢奏于老佛爷之前。（刘景兰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太后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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