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桑塔雅纳认为诗歌犹如最初的命名，“当它进入培养感觉的一般体系时，便促进人对生活的正确理解”（《诗歌的基础和使命》）。这一卷诗歌正是这样，诗人们带着他们各自的诗心领受着生活的光照和色彩，又以诗歌来还原生活的原色。这样的诗歌是清澈的，这样的生活也是清澈的。?
在诗人刘文阁的眼里，生活是“一部水做的书/说出与未说出的一切/已清澈见底”（《水做的书》），所以他以类似国画中泼墨式地大写意，“山”、“路”、“风”、“雨”包括自己“狼籍的心情”都错落而立，飞白似地在疏落的意象中释放出对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清晰却并不能让我们有一种全局的把握感,恰恰相反,在与生活的博弈中我们时时感到不由自主的不自在,“生活沿着和平的每一部棋走/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旁观者”林林的《太阳照耀在群山之间》如是说。既然连作者都无法干预 “跳过了河岸”“有了自己的生命” 的故事情节，那么作为生活的旁观者自然“只需尽责地将他们的每一个幸福日子记载就好”。而在娜拉看来，人一生的原色就是一条丝巾，“原料产自新疆的棉花地/由江南的针法织造/并作了怀旧的褶皱处理”，“颜色是深深浅浅地绿/很方便搭配所有的冬衣”。这样的“丝巾”是寒碜的，“它已是落难书生窘迫的盘缠/是迟暮美人单薄的罗衣/还有点像艰辛的绳索/紧紧地将命运套牢”（《一生》）。诗人反把充满痛感的人的一生比拟为一条丝巾的际遇，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察生活和人生的角度。?
生活是瞬息万变的，不可知的风把我们带到不同时间和地点，离别与相逢已经分不出区别，安顿与奔波也彼此相连。李以亮《被回忆的人》设置了“留鸟”与“候鸟”、“被回忆的人”与“我”、“现实”与“怀想”等几组看似对立而实际上纠缠不清、相互依存的事物，它们的并立使人对确定与不确定产生怀疑，“离现实最远。离怀想最近”，我们在当下带有虚幻性地回忆，即是对过往真实性的肯定。这一切通过时空得以串联，“流年似水。不是什么/都会随水流逝”，生活的辨证法由此确立。罗铖的《思》也是如此，只是在他看来，细微事物的轻微摆动和声响都是思念的巨大风暴，“炸开的花骨朵像灵敏的箭镞/穿过苍茫的天空，它的轻盈/是我心中难以托起的重。”姜超的《再不要奔波》叙写的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异乡人”在城市为生活而奔波，他的生活被城市包围，“灯光洗亮渐短的黄昏，/播撒一派柔和的线条。/事物此刻都是完美的” 。对他来说，城市是充满力量的，自己的呆滞和无力远不能和城市抗衡， “鲜艳的群裾引出狂欢的夜晚/眸子迟钝，舌头来不及表达”。但是即便这样，并不是说城市就可以将一个“异乡人”吞噬掉，“在突然的细雨里，他保持着/初入城市奔跑的样子/依然像一只耐力持久的纸船/随时接受命运波涛的颠簸”。诗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当代的堂吉珂德，他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和强大的城市搏斗着，保持他作为自己存在的原色。?
我们用诗歌的语言表现生活可见生活诗意之美，同样在对诗意的生活书写中也可以发现诗歌语言之美。段和平的《伤害》通过“伤害”串联起几个同构句，在法则似的经验性话语中展示出充满痛感和被力量控制的生活。王宏超的《守望孤独》也有同样的特点，用“越走近”串联起的事物组都宿命似地指向“越孤独”，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他“在绝望之中等待永恒的孤独/让后来的人分享”。而他另一首诗歌《发现》则更具有语言狂欢的特点，“无论经过推理发现/无论经过发现推理/运动的生命空间和/空间生命的运动/都要发生骤变”，文字灵动之美与逻辑严谨之美相映成趣，语言干炼，意义深邃。同样，邵永刚在《苹果》一诗里用“在深秋一座废弃的果园”把“苹果”和“大地”联系起来，开头一节与最后一节暗相呼应，把人生平庸的悲剧性刻画得入木三分，“明知道不会砸到牛顿那样的/脑袋。她还是无奈地松开了一生的期待”，因为正是有了见不得苹果“烂在去年的枝头”的“大地”，苹果们才注定在等不及牛顿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种了进去”。与邵永刚的冷峻不同，邵超体现出的却是一种幽默和谐趣，“鸡说/鸡毛太轻/蒜说/蒜皮太轻/鸡毛和蒜皮/都被气走了/鸡和蒜/都变得光秃秃的/再也无法/庄重”，简单几笔，却让人在忍俊不禁中不得不严肃起来，“鸡毛”、 “蒜皮”不是小事。?
生活是我们人生的主题，也是诗歌表现的主题。无论生活呈现怎样的丰富性，我们都要以一颗诗心，像是最初的命名一样，努力去把握生活的原色。李以亮说“关于杯子 我说过的话 永远没有想说的多”（《杯子》），那么关于生活，我们就说说原色的东西吧，就像他们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