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里的主义：觉慧(社会主义)高于觉民(个性解放) 巴金自称“五四运动的一个产儿”，他在1929年1月曾经创办过《自由月刊》，在发刊词中他认为自己的办刊是一次对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的呼应。另外，《家》的一开头就是对五四时期北京、成都学生运动的介绍，可见他对五四运动的向往与追缅。巴金曾自述与五四的缘分：“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做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巴金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而且《灭亡》写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活动，那么在小说《家》里，他是如何通过小说人物的命运展示他所追求的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呢?
首先是《家》中对封建旧家族的批判精神，这里表现着“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的批判精神，这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化命题。巴金在写《家》第六章时，大哥自杀身亡，这个意外事件激起了他对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愤怒，五四的“礼教吃人”观念得到强化，后续章节中激越的言辞和情感不断增强，两代人的冲突变得更为尖锐，于是在《家》中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个年轻生命为一个垂死的制度而牺牲。如梅死后，觉慧愤怒地指责家族的罪恶：“一些哭声，一些话，一些眼泪，就把这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你睁开眼睛看个明白：你是怎样给人杀死的!”《家》里的文字只要一触及高家，整个感情色彩就变得黯淡阴暗，如“夜死了。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电灯光死去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还在空中荡漾，虽然声音很低，却是无所不在，连屋角里也似乎有极其低微的哭泣。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可是他一回到家，走进了大厅，孤寂便意外地袭来了。他好像又落在寒冷的深渊里，或者无人迹的沙漠上。在他的眼前晃动着一些影子，都是旧时代的影子，他差不多找不到一个现代的人，一个可以跟他说话的人”，这些都渲染着高家宅院的冷漠和黑暗形象。小说不断倾诉这个家族中的压抑气氛，如鸣凤感到“黑暗依旧从四面八方袭来。黑暗中隐约现出许多狞笑的脸。这些脸向她逼近。有的还变成了怒容，张口向她骂着。她畏怯地用手遮住眼睛，又坐了下去。风开始在外面怒吼，猛烈地摇撼着窗户，把窗格上糊的纸吹打得凄惨地叫。……这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两个大字不住地在她的脑子里打转，这就是大小姐生前常常向她说起的‘薄命’。这两个字不住地鞭打她的心，她在被窝里哭起来”，小说将纯洁少女对苦难命运不知何时降临的恐惧渲染了出来。
其次是对觉慧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信仰的肯定以及对觉民代表的个人主义追求的批判。在巴金的笔下，少年的青春叛逆和五四精神的影响纠葛在一起，共同展示着人和时代的青春激情。觉慧坚决反对觉新式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整日哀叹生活无聊，积极争取冲出家族禁锢：“唉!这生活!这就是我底一天的生活。像这样活下去，我简直在浪费我底青春了。……我不能这样这样屈服，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底命令，我一定要出去。”他一直批判着旧封建家族不合理的制度、觉新和觉民的生命哲学，最后在看透旧家族罪恶之后，成功离家出走。觉慧同音的词是“绝回”，巴金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也是不断地设置种种让他绝望的事情。第一件就是鸣凤的死，觉慧与鸣凤之间的爱情颇似《雷雨》中的周冲对四凤的感情，不过觉慧比周冲行得更远，真正地走出去了。如果说表姐梅、大嫂瑞珏的死是一种恋母情结意义上的“母亲之死”，是一种他对家族亲情意义上的“绝回”，那么鸣凤的死亡则是宣告他对家族的爱情的“绝回”。小说正是在觉慧的成长道路上设置障碍，让这位高家的先进者承受着欢欣、痛苦，而达至批判旧家族的写作目的。
觉民形象代表着五四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信仰，在《家》中他的生活重点就是努力追求爱情自由。但他与琴之间的爱情，在觉慧看来是狭隘的个人主义，多有不屑：“他近来和我谈话，总是谈到琴姐的事，昕他底口气好像琴姐是他一个人所有的。这也不必管。他对于这次学潮一点也不关心，似乎他底世界里面就只有一个琴姐。我看他太高兴了，将来会失败的。但是我并不希望他将来失败。”小说中觉慧对觉民一次次地批评，希望他能够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像他一样去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在大家烧龙灯的时候，觉慧感到不人道，但觉民认为这种游戏只是“趣味的把戏”，无须过虑，琴则认为“五舅他们得到了满足，玩龙灯的人得到了赏钱”，一切很合理。后来，觉慧“热心地参加了周报的工作”，觉民“白天忙着学校的功课，晚上按时到琴那里去教书，对于周报的工作并不热心赞助”，两兄弟开始有了人生道路上的分歧。巴金对觉慧思想的肯定、对觉民的否定，代表着他对五四追求个人主义的批判，赞赏着五四运动中参与社会改造的信仰，所以说，巴金心里认为觉慧的信仰高于觉民的信仰。
二、巴金的主义：外来思潮与本土文化孕育出的人道主义
“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并且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巴金是受五四教育的一代，有学者研究认为，巴金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在某种方面一般地吸取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舞台上失势，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但巴金的政治信仰始终没有变，并且也写过、译过不少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但随着现实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巴金从理想世界中清醒过来，特别是抗战后期，民主主义的要求基本上取代了他头脑中的无政府主义热情。1927年初，巴金循着理想前往巴黎求学，心想着进一步考察无政府主义运动。留学期间，巴金不仅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他还开始系统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深深地影响着他。
克鲁泡特金是对巴金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是一位来自俄国的贵族，也是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19世纪末俄国沙皇在农村进行资本主义改革，试图用资本主义来代替农奴制，这项政策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 文化心理都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很多俄国作家都感到不适应，感到社会在变动中，但如果不是按照理想在变动，就会变得更坏。克鲁泡特金从民粹派出发，演绎出一套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与共产主义差不多，认为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克鲁泡特金是一个生物学家，他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了与达尔文“进化论”相对立的“互助”理论。达尔文认为社会是强食弱肉，物竟天择，后来发挥成一整套的殖民主义理论。而克鲁泡特金认为生物群体要发展，不是靠竞争，而是互助。人类必须靠内部的互助，才能维持社会群体共同生存，推动社会的进步。另外，他认为支配人类社会的第二个原则是“正义”。这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标准，是人性本身自然而然产生的。第三个原则是“自我牺牲”，这种自我牺牲就要讲分享，把所有的快乐分享。他通过“互助”、“正义”、“自我牺牲“这三个原则，规定人是有希望的，会导致出人类的理想生活。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就是无政府主义。
“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也是巴金所吸收的无政府主义精神。觉慧感到和鸣凤“中间立了一堵无形的高墙，就是这个绅士的家庭，它使他不能够得到他所要得东西，所以他更恨它”。这其中的“东西”，其实就是觉慧所要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在另两段对鸣凤的描写：“她在享乐这种难得的‘清闲’，没有人来打扰她，那些终日在耳边响着的命令和责骂的声音都消失了”，“‘假使我的命跟小姐们的一样多好!’于是她就沉溺在幻想里，想象着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享受父母的宠爱，受到少爷们的崇拜。后来一个俊美的少爷来，把她接了去，她在他的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也体现着巴金对于人人平等理想的追求。
值得指出的是，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是有着自己特点的，并不是一味照搬外国经验。从《家》中所提到的文学作品，多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们都有着批判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巴金多次指出觉慧是人道主义者，如“‘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觉新笑着解释道”，“他又成了他的大哥所称呼他的，或者可以说嘲笑他的：‘人道主义者’。大哥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他不肯坐轿子”等段落，表明着巴金创作中潜意识层面对人道主义的关注。巴金也自我申明：“我思想中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都有”。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已经从“无政府主义者”发展为“人道主义者”，而《家》中也留着这种思想投射的轨迹。那么除却思想来源和文学影响，巴金的人道主义情怀从何而来呢?
首先是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仁爱，巴金曾言“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与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还有一点就是五四时期各种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涉及。巴金自己也谈过五四时期多种思潮对他早期创作的影响：“那时，我信仰无政府主义，也读各种各样的书，受到各种思想和主义的影响。但我爱国的心一直很强烈，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我写作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写作，那时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申诉自己的爱和恨。”
再者是19世纪欧美文学，特别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在这些作家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对巴金的影响很大，如“我近来恰读完了托氏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很受感动，现在读到脱洛斯基的文章，觉得有些地方‘实获我心’，所以抽出一点时间翻译出来，一则作为我个人对于托氏百年纪念之一点表示，二则让那般‘革命文豪’知道他们祖师之艺术的见解”。屠格涅夫很多小说中男主人公是革命者，女主人公是出身贵族的妇人，这些女性为人善良、品德高尚，一旦爱上革命者，就会义无反顾，她们会自愿跟着丈夫去流放，这种自我牺牲在俄罗斯一直为人歌颂。巴金《家》里的女性也都很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男性就软弱些，如觉新就非常犹豫，虽然对社会不满，但终究未能抛弃知识分子的软弱个性。而女性很有自我牺牲精神，其中有着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寄托了巴金对女性的理想。梅的牺牲、瑞珏的死亡、鸣凤的投湖等悲惨命运都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同情和对旧制度的憎恨，这些女性都是极具母爱，如鸣风：“一张少女的面庞又在他的眼前现出来。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顺受的，毫不抱怨，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在这里，鸣凤被镀上了母性牺牲的光辉。
最后一点是中国传统家族小说对他的影响。《家》通过具体一个家族的没落和分化来描写一个大家族内部的解体过程，在这一点上，巴金的《家》无意地接通了中国文学中家族书写的传统，特别是《红楼梦》。《红楼梦》的影子在《家》中处处可见，如第十三章的高家后辈行酒令，可以看到《红楼梦》中“排家宴”、“试才题”、“庆元宵”和“开夜宴”等情节的影子。《红楼梦》中借诗词、判词来影射大观园群芳的命运，《家》中有其遗风，觉慧、琴和觉民行的飞花酒令(第十三章)，一个是“春风桃李花开日”，一个是“桃花乱落如红雨”，另一个是“桃花潭水深千尺”，都有“桃花”，暗喻此三人志同道合。觉新的“赏花归去马蹄香”，其中包含着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而瑞珏的“去年花里逢君别”、“东风无力百花残”，都暗藏着韶华易逝、命运未知的悲凉。而这一章中的宴后游园，似乎也仿写着《红楼梦》中的游大观园，不过，高家的花园的规模和精致小巧了很多。在第十七章中，有一段对新年焰火的描写，结束后的情景：“在楼上的观众的眼前还留下一片金色灿烂的景象。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一切又归于平静了。前面还是那一片看不透的黑暗”，跟《红楼梦》中，元妃在薛宝钗生日赐灯谜的“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的情节异曲同工，一个是“看不透的黑暗”，一个是“制灯迷贾政悲谶语”，都暗示着旧家族正在往末路上走。另外，鸣凤在小说二十八章中幻影般的出现，同《红梦楼》晴雯托梦情节相似，连《家》中的陈姨太也颇似赵姨娘，饶舌挑拨令人厌烦。
巴金的人道主义在《家》中的表现主要在对高老太爷的保留性的描写、对书中女性人物的同情书写上，表现着“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如对觉新形象的刻画，这是一个清醒的懦夫：“你说得对，我的确怕听见人提起幸福，正因为我已经没有得到幸福的希望了。我一生就这样完结了。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一个典型的大家族长子、长孙的形象。他出生之后就备受瞩目，五岁多就被家人称为懂事的人，就在夜晚嗑着松子或 者瓜子陪母亲谈话。这个时候，母亲就开始把自己做媳妇受的气告诉觉新，后来又把父亲的痛苦告诉他，小小年纪觉新的心智就已经早熟起来，家庭责任感迅速成长起来。而觉新则“或者陪着她流眼泪。或者把她逗笑了才罢。我说我要发狠读书，只要将来做了八府巡按，妈也就可以扬眉吐气了。我此后果然用功读书。妈才渐渐地把愁肠放开”。在这样一个苦命母亲的形象的阴影下，觉新的生活态度变得更加消极，自承“为了妈我就是牺牲一切，就是把我的前程完全牺牲，我也甘愿。只要使弟妹们长大，好好地做人，替爹妈争口气，我一生的志愿也就实现了”，长子性格中的忍气吞声的一面不断地发展。
觉新的悲剧不在于他愚昧、顽固或保守，他不属于父辈那个阵营的人，尽管他们挑选他作为继承人，但他是接受过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命运，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在一步步走向深渊，但他却无能为力或不想作为。他带给弟弟妹妹《新青年》等新文学期刊，当弟弟们在念《前夜》中的句子的时候，他显然受到了震动，但身陷在另一种更为强大的传统当中，他无法自拔。他颇为典型地象征了一种新思想落地生根的某种艰难性。他两面遭受指责。最后只好把痛苦拿来自己下咽，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写到觉慧挑衅性地问：不听爷爷的话能够怎么样?觉慧是以藐视一切的心态来说这个话，但觉新的回答是：他当然拿你不能怎么样，只不过我要挨骂了。他一颗柔弱的心，要承受这么多他不该承受的东西。但他也绝不是拂袖而去就能解决问题的。小说一次次写到在强大封建制度下，觉新的无奈处境，如高老太爷病中全宅捉鬼的那一章，觉慧以非凡的英雄形象来痛斥他的哥哥和叔叔：“你还好意思说话?你真不害羞吗?”“你也算读了十几年书，料不到你居然胡涂到这个地步!”英雄气概固然可嘉，问题是许多问题不是英雄振臂一吼就能解决的，克明和觉新也知道捉鬼不是办法，甚至对病人无利，但他们又不敢不做，他们更怕担了不孝的罪名，所以宁愿折腾一番。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启蒙的任务怎样才算完成?如果仅从明理而言，大家似乎都懂了，但一落入实际的场景中都变了模样，《家》通过觉新的形象实际在给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看来，新与旧的交替，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决非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一点热情的行动才能够解决。
三、转变的意义：从《家》等作品看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视界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于五四时期，五四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启蒙精神的高扬，启蒙包含着“民主与科学”、“人性至上”、“现实主义关怀”，甚至还隐含着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文学理想。但到了后五四时期的文学阵营分化，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各种知识分子都采取了自己的姿态，如鲁迅选择做叛逆的猛士、周作人选择退居苦雨斋、巴金从无政府主义走到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等。回头来看，从启蒙文学到革命文学再到左翼文学，这是五四启蒙文学发展的一个极端，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美文，一味追求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又是一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启蒙运动本身有着自身的逻辑，它在后五四时期演变成人道主义，它基本上还是坚持启蒙主义，并且按照启蒙主义的理想来指导文学创作，类似于所谓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作家，这是一种人道主义型的创作。这种人道主义至少有几个特色：首先，他们还是坚持对社会进行无隋的批判，对于社会的阴暗面、对于人性的黑暗处给予充分的揭露。其次，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他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黑暗处的时候，都持有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主义，但持人道主义观念的作家，大多数心目中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理想，而更多的是把社会理想转换为一种人性的因素，秉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而进行写作。在这个时候，作家背后所持的信仰和理想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用人性的立场来对这个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提出抗议。五四运动之后，很多作品都带有这种浓浓的人道主义倾向，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柔石《二月》(1929)，巴金《家》(1932)，茅盾《虹》(1929)，《子夜》(1933)，曹禺《雷雨》(1934)等作品。
这些作品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就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五四文化的象征符码的意义，如较早的新文学长篇小说《倪焕之二》(1930)就带着作家叶圣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仿佛是一个‘五四’小说的小结，同时开启了下一阶段”。1930年前后出现了一些带着主义特征、思考五四的作品，塑造了一批影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主义的人物形象，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二月》中萧涧秋、陶慕侃、钱正兴，《虹》中梅女士，《子夜》中林佩瑶、雷鸣、范博文、林佩珊，甚至《雷雨》中周冲，这些作品保留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某些思想余绪，如萧涧秋从都市来到乡村，明显是受了五四时期“到民间去、到民众中去”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同时也反映了五四落潮后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彷徨。反抗家族的英雄觉慧，其实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一样会像克明、觉新等人感到茫然和无力。如鸣凤的死，从主观上讲与觉慧没有干系，觉慧没有救得了她，也是有缘由，因为两个人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没有共同话语或者理想是难成佳眷的。但仔细想一想。觉慧又怎么救得了鸣凤呢?他的对策不过是“我有办法，我要太太照我的话做，我会告诉她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其实就算觉慧去说，又会有什么结果?一旦周太太、老太爷不同意呢?鸣凤不也向周太太求情吗，但周太太也帮不了她，照旧得按老太爷的意思嫁给冯乐山。除此之外，觉慧实在也做不出什么。鸣凤死去，他最多只能到湖边落点泪、做一个梦罢了。在这里，我们才感到批判觉新“无抵抗主义”“作揖主义”、觉民“爱情至上”的英雄觉慧其实也改变不了任何现实情况。在觉慧的湖边的那个梦中，也有很多值得思索的地方，他除了表明父权的残酷剥夺了他们两个人的爱之外，还特意点到了两个人再次见面的基础。是鸣凤的父亲有了钱，他们平等了，可以门当户对了，原来前面两个人的恋爱一直是不平等，一直是少爷和丫头的爱，所以才有觉慧被当做救星，等于是他赐予鸣凤的爱，别忘了，是他做的这个门当户对的梦，那么他所宣扬的平等哲学又有多少虚妄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家》承袭了五四的话语，同时也暴露了这种话语中的很多矛盾和问题。
在时代的强大压力下，莎菲、萧涧秋、觉慧都行走在自己所希望的理想途中，他们在幻灭、动摇、追求中向往着光明，经历着烦恼和痛苦，他们的苦闷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他们既承袭了五四一代的激情与梦想，又背负着现实对这种理想的挑战，同时也在孕育着新的蜕变和转化。随着“五卅”运动之后救亡压倒启蒙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崛起。这种对五四的思考与反思精神开始退潮。但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对五四文学进行反思和思索的小说，虽然不一定是他们有意为之，但这些作品展现着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国现代作家对未来路向的探索，他们其中关于主义书写的符码式书写以及对五四的重新思考是我们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