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我国移民史
原来绝大部分阜阳人和淮北人的祖籍都是山东枣林庄（在兖州）！
大槐树·瓦屑坝·枣林庄－－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
曹树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在今天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流传着有关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我们祖先的发祥地，是我们的根。这一传说分布于今天河北的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和南部、河南中北部以及安徽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只不过，在有些地区，大槐树变成了老鸹窝———一个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大槐树不仅仅是人们的口耳相传，它还被镌刻在古老的墓碑上，写在脆黄的族谱中。在山东，每一个村庄的来历都被记载在村前新立的碑石上，而到处可见的大槐树移民记载，成为鲁西、鲁中和鲁南地区的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
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山东济南府境，开始遇到了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县的移民。在今山东省齐河县，至少有75个村庄自称元末明初迁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移民建立的村庄更多，达到一百多个，但是，到了山东滨县，迁自枣强的村庄多达400个，而迁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在青州府北部的临淄和淄博，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形。
1990年春天，一个阳光下的中午，在安徽桐城县的公路边，见一老农正在晒稻谷，我随口问起他的“故乡”，老农不解我意，指着不远处的村庄答复我。我问：“你的祖上呢？”答：“江西。”我继续问：“是不是瓦屑坝？”老人惊讶不已：“你怎么知道？”他又补充：“我们这一带的人大多数是从瓦屑坝迁入的。”在这之前，我已经从许多古墓碑和家谱中，得知了这个在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广泛流传的移民地名——江西省鄱阳县瓦屑坝。江西省波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的太莲子湖滨，有一个叫做瓦燮玲的地名。据该村现存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记载，此“燮”是由“屑”雅化而来，而土字旁的“玲”意为小土沟，与“坝”相对应。
越过淮河进入颍州境内，这里是明代凤阳府的一部分。询人故乡，皆曰来自山东枣林庄。山东是移民迁入之地，何以有人口外迁。反复思索，推测最有可能外迁人口的，可能为兖州府东部地区。1991年冬天，我来到山东省兖州县，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在淮河两岸声名远播的村庄。此村今名“安邱府”，明鲁王裔村安邱王分封于此，始有此称。清康熙初年又称枣林庄，清末复称安邱王府庄，简称安邱府至今。当我告诉当地人，在遥远的皖西北地区，在那淮河之滨，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他们的乡亲。兖州的朋友们感到了意外的快乐。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广泛流传的地名是江西南昌的筷子巷和朱市巷。在这一广阔的区域中，有许多人坚信不疑，南昌市的筷子巷和朱市巷是他们的祖居之地。
移民地名，是一个时代的遗迹，是活着的历史。所有的移民地名都代表着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存在的物质实体。一棵树、一条巷、一个村庄、一座城门、一个县名，都是真实的可靠的历史见证：一批批来自这些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移民，在政府的组织下，在此集中，在此四散，踏上不归的旅途。几百年过去了，大约到清代后期，这些地名演化成移民后裔关于故乡的全部概念。
而明初大移民则与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有关。12世纪初，兴起于今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在灭了契丹人建立辽朝后，又灭了北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宋金对峙时期，虽然秦岭——淮河是两个政权的分界线，但事实上，战争在江淮之间不断进行，使得这一区域长期成为人口稀疏之地。元代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
陈友谅、张士诚等一代枭雄，都是从江淮之间崛起的，战争也大多在这一区域内进行。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稀地荒。女真贵族采用不断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一段时间以后，肥沃的土地转为瘠薄，瘠薄转为荒芜。至13世纪初，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华北地区田之荒者也动辄百里，到处“草莽弥望，狐兔出没”。13世纪初，新崛起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开始征战，1234年灭金。在蒙古人的灭金之役的同时，北方发生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不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朝黑暗混乱的统治持续半个多世纪，北中国受到破坏最深。北方地区安宁大约维持了一个世纪，14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关于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南宋与蒙古人的对峙持续45年。最初南宋联合蒙古人灭金，以后却被蒙古人所灭。蒙古灭宋的激战主要发生在四川及相邻的陕南、鄂西一带，战争同时也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四川人口大部分死于战争和瘟疫。在湖南北部的长沙府，战争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在女真人南下的大约250年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汉族一直采取防守的姿态，从未取得过真正战略上的主动。由此看来，1368年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实际上是南方的汉族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胜利。为了防止北逃的蒙古人南下，也为了恢复上述各战争破坏地区的社会经济，朱元璋决定对上述地区进行移民。
在战乱中得以保全的山西省承担了向华北地区移民的重任。洪洞县成为山西移民最重要的集散地。北平真定府人口损失较小，枣强县对外输出人口与此有关。江南地区的人口输出地主要是江淮之间的空旷区域。只有湖北麻城例外，在战乱中损失较小，战后成为向四川移民的主要地区。
此外，边疆地区的军事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绝对人口数量而言，明初大移民的规模不算最大。但是，就相对规模而言，即就移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而言，明初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最大的移民活动。明初大移民使人口稀少地区得到了有效地充实，明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明代的军事和政治变革也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明初大移民的发现使我们对于明代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而有关明初大移民史实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槐树”、“瓦屑坝”、“枣林庄”及其他相关的地名。这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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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历史迁徙原由考 中国移民史 大事年表
历史迁徙原由考 中国移民史 大事年表（选录） 《中国移民史》大事年表（选录）
说 明：
１、本表起于约公元前２１世纪，止于１９４９年。
２、本表所列，限于移民史实或与此密切相关的内容。
３、古地名受次出现时，一般均注明今地。县级或以下地名注其驻地或所在地，府、州、郡或以上地名一般仅注治所。
４、分裂时期或当年不止一个年号时，仅注与内容有关的政权纪年或年号。 ５、限于篇幅，所记移民过程、迁入和迁出地等往往从略，详情请阅相应的正文。
１８５年 东汉灵帝中平二年
黄巾起义后，关中人大批外迁，南出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西南），北徙壶关（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
１９２年 初平三年
董卓被杀，董氏余党攻入长安，以后又相互攻击，造成大量死亡和外逃，以至关中无复人迹。数十万人东迁至今江苏徐州一带投奔徐州刺史陶谦，数万户进入四川投奔益州牧刘焉，一部分南出武关，经南阳，迁入荆州。孙策渡长江南下，经营江东，江淮间不少人随之南迁。
１９３年 初平四年
投奔陶谦的难民大部分被曹操屠杀。
２０４年 建安九年
曹操攻下袁氏所据阴安（今河南南安县西南），迁其民于河南（今河南中部）。
３０１年 永康二年、永宁元年
“八王之乱”使洛阳、长安、今河南和相邻的河北、陕西、山东、山西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大量人口逃亡。聚集在荆州（治今湖北荆州市江陵）的流人有１０
余万户，部分来自中原。部分系由巴蜀而来。
６２５年 武德八年
扬州治所从丹杨（今南京市）移到江北（今扬州市），居民随同迁移。
６４９年 贞观二十三年
开始招募内地汉人迁入今河套垦种。
６６４年 唐麟德元年
在昆明之弄栋川（今云南姚安县北）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募兵５００人前往镇守，前后达８０余年，许多人留居于此。
６６９年 总章二年
漳州（今属福建）境内“蛮夷”起事，光州固始人陈政奉命率将士１１３员、府兵３６００人前往平乱，其兄弟后又率５８姓军校前来支援，陈氏子弟及部下以后定居漳州一带。
６８８年 垂拱四年
越王贞起兵失败，因受牵连而连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５０００口，全部流放丰州。
７０４年 武周长安四年
因境内逃户众多，合州增置铜梁县（今属四川）。
７３３年 开元二十一年
福州长史唐循忠在今福建西南部搜寻到躲避赋役的外地百姓３０００余户，以之置汀州（治今长汀县）
７３７年 开元二十五年
隋州山区多逃户，因以建唐城县（在今湖北枣阳市东）
７４０年 开元二十八年
福州经略使唐循忠在漳、汀、福三州交界处招谕诸州逃人１０００余户，因
以建尤溪县（今属福建）。
７４２年 唐天宝元年
自高宗以来山东旧士族多迁往京畿地区，玄宗时达到高峰，多迁入河南府、京兆府及降州（治今山西新降县）、郑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汝州（今属河南）等地。
鄂州蒲圻县梓洞中会聚２０００余户逃户，因以建唐年县（今湖北崇阳县）。
７５１年 天宝十载
唐军与南诏发生大规模战争，数年间损失１５万军队，多数沦为战俘。姚州的汉人被南诏迁到本国腹地。
７５２年 天宝十一载
宣州泾县境多逃户，因之设太平县（在今安徽黄山市境内）
７５５年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范阳、卢龙节度使安禄山反唐。
叛军迅速南进，途中不时掠夺人口。为避战乱，沿途人民开始向南方及北方河东等地迁移，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北方人民南迁浪潮开始。
７５７年 至德二载
渝州的江津、万寿、巴三线交界处外地逃户甚多，因以置壁山县（今属四川）。
７５９年 唐乾元二年
叛军在相州大败唐军，洛阳士民散奔山谷，官吏南奔襄阳，洛阳成为空城因江南饥荒而衢州（今属浙江）一带丰收，北方和江南饥民１万余户涌入衢州。
７６０年 唐上元元年
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县南）刺史刘展升任淮南三道节度使，率亲属和宋州兵７０００人赴广陵。不久举兵反，败后军士多散落在淮南和江南。
８７５年 唐僖宗乾符二年
王仙芝、黄巢分别起义，参加者甚多，中原大乱，许多人不得不逃亡南方以及河东避乱，北方人口南迁进入高潮时期。
８７８年 乾符五年
王仙芝率众号称３０万人，陷江陵。旋在黄梅（今属湖北）大败，王仙芝死，余众败散。
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驱河南、山南之民１０余万，进入淮南，继又进军江南和岭南。在征战过程中，许多人因被俘、投降、受伤、掉队等原因流落南方。因战乱波及到江南平原，一些北方移民和南方人民迁入福建等山区避难，仅某一日便有平民和僧侣５０００人迁入福建。
８８５年 唐光启元年
正月，王绪、王潮率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人约二三万人，经江西进入福建。
８８６年 光启二年
淮西将领黄皓在湖南被杀，所部散失在湖南一带。
９０１年 唐天复元年
黄巢败后其从子黄浩仍活动在长江南北，本年率众７００人企图占据湖南，不久失败，所部多定居湖南。
９３９年 后晋天福四年
王审知少子夺取王位，闽国内乱，原闽王亲军逃往吴越国。闽后期内乱，人民逃往吴越甚多。
１０４３年 庆历三年
江西人黄捉鬼兄弟在湖南南部被镇压，５０００余部众相当部分是江西移民。
１０４５年 庆历五年
平定广西侬智高之乱。此后，在桂林、□州（治今南宁市）、宜州和钦州常年屯驻宋军１.３万人，连家属约达４万人。
１０５０年 皇佑二年
因闽、蜀地少人多，仁宗下诏福建和四川四路转运司，允许人民外迁。
１０５５年 宋至和二年
河东招募民户４０００户，屯垦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和宁化军（治山西今县境）荒地
１０８２年 元丰五年
因外来人口迁入，珠江口外的香山岛本年主客户达５８３８户，因以建香山县。
１１２６年 宋钦宗靖康元年
正月，金军攻至黄河北岸，宋徽宗率亲信南下江淮暂避，开封居民开始南下避乱，一些南迁者留居不返，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开始。
１１３０年 宋建炎四年
二月，程昌寓率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军民数千人迁入鼎州（治今湖南常德市）
１１７６年 宋淳熙三年
很多来自江西、江东等路的农民携家前往荆南府、安、复、鄂诸州（均在今湖北省），以及常德府和澧州（均在今湖南洞庭湖西岸）等地，请细荒田。
１３５７年 至正十七年
徐寿辉农民军将领明玉珍率兵１万余入四川。此后，又将约２０万军人调入四川。与家属合计，明氏移民的数量大约为４０万。移民主要迁自湖广黄州府（治今湖北黄冈市）和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氏）。
１３５８年 元至正十八年 宋龙凤四年
十二月，朱元璋迁宁越七县（今浙江地）富民子弟往应天府（治今南京市）。
１３６５年 元至正二十五年 宋龙凤十一年
篇三：中国移民史讲稿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移民不分先后，从清朝乾隆年间，几乎是同时开展。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中原人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
1、闯关东：关，指山海关。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
2、走西口：“西口”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因为中原地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闹灾荒，所以，流民走过西口，过长城，就可到达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走西口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
3、下南洋：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这三次大移民是民间的自发组织，不是官方有目的组织的，相反，一开始官方政府还是强烈反对的，如闯关东，就是因为东北是清政府的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居住的，怕是破坏了龙脉。所以山东河北的农民们就想方设法一闯而过，闯关东，就是山海关以东。在当时这也是一件极其凶险的事。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3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其中尤以“闯关东”所历经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从清朝初年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0余年间，先后有3000多万迫于生计的华北穷苦百姓离乡背井，相继踏上关东大地，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这段厚重而悲壮的传奇历史。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明代开始，东北一带又称关东，只不过此时关东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由明廷管辖的辽东地区，直到清代，才将东三省的范畴全部涵盖在内。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为加强对内地的统治而自称满汉一体，但实际上汉人处于被奴役地位，清廷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故废弃长城却不废山海关，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此关严禁内地人进入东北，以免破坏其风水“龙脉”。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以山海关为界，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作为清朝的政治、经济“特区”而受到严格保护。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
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东北与山东隔海相望，山东人“闯关东”历来有两条路可走：浮海与陆行。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铁山岛，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自古以来胶东与辽东之间的海上交流就非常频繁，胶东一带的农民“闯关东”大多是浮海北上。而从胶东半岛陆路到辽东半岛，需环绕渤海经过山海关，再借道“辽西走廊”，绵延数千里抵达关东，鲁西、鲁南、鲁北的难民大多走此道。清末民初，随着“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天津至山东峄县段、“京奉铁路”等路段的开通，从山东可以直接乘火车到沈阳。如此一来大大节省了路上所用的时间，但由于车票价格昂贵，很多人望而却步，大部分百姓还是携妇将雏徒步跋涉。
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混沌的一年。
那年的3月19日，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先后经历了17位朱姓皇帝后，气数终已显尽。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李自成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顺”。而勤勤恳恳为大明王朝“工作”了十几年的崇祯帝在万寿山皇亭下自缢，享年37岁。
然而，李自成刚当了41天皇帝，就被清王朝大将军多尔衮撵出皇宫，随即将自家主子顺治推上帝王宝座。那一天，是6月5日。
1644年刚过了一半，中国就接连换了三个皇帝，这对百姓来说很难接受。但他们当时恐怕没有想到，这半年的风云突变将给他们今后数百年间的生活乃至生存带来更多的麻烦。不过，按照史学家的观点，纵观历史，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机遇与挑战。
自6月5日向前追溯23天，十万清军从盛京（沈阳）出征，随军人员非常多。因为，此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管理体制，这个体制使清军入关带了大批兵丁、家眷和奴仆，所谓“从龙入关”。在这支南迁的队伍中，也包括了新编入八旗的黑龙江区域土著居民。
1644年9月，清军入关已经数月，年初时肆虐的鼠疫有所缓解，可是，关内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苦。正在无数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统治者一回身儿想起了留守在东北的满洲族众的生计。
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清廷屡次颁令给地方官吏，令其“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地，用准为业”。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更颁发了《辽东流民开垦例》。规定垦户可以“免交三年钱粮，缺乏牛种者，由官府贷给”，还颁布了“移民授官”的具体措施，以此鼓励向东北移民。在如此优厚待遇的吸引下，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伙出关觅食”。
1644年后的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清廷派往东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的“流民”，成为第一批“闯关东”的人。相比后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候，关东尚不需要“硬闯”。一时间，大量流民如太湖蓝藻般涌向关东地区。
1661年正月，顺治的第三个儿子玄烨即位，改年号为康熙，这个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开始了他丰富多彩的帝王生涯。此时，大批关内百姓正在东北开始了他们人生的“第二春”。
那时，深入人心的生存规则是“种地为上”，所以，大多数的移民都留居在辽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少部分“胆大心细”的人开始以采参、狩猎、淘金等业为谋生手段的人。他们一直向北走，不顾人参不得私采的禁令成群结队，驮负粮食，深入山林。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所载：“吉林、宁古塔一带人参采集已尽，官私走山者非东行数千里到赫哲人居住的森林地带和乌苏里江外，否则是采掘不到的。”有些采参、淘金人入山既远，一去不返。年代久了，乌苏里江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汉族人民以耕种为生的村落和淘金人口集中的居住点。”
较量：政府“禁”百姓“闯”
自1653年清廷颁发“开垦例”，朝廷就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关外盛产人参，这宝贝是旗民生计所系，可是，越来越多的流民入山偷采，屡禁不止。
关外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正是种地的好场所，渐渐地，皇家猎场成了流民田地。
关外是“龙兴之地”，保护满族的固有风俗对清政府来说是重中之重，然而，大量汉民“入侵”，似要抹平“龙族”血脉。
从顺治十一年（1654年）起，清廷开始修建名谓“柳条边”的篱笆墙，禁止百姓越过篱笆打猎、采参和恣意耕种，“边外”被划为禁区。“柳条边”南起今辽宁省凤城，经新宾转而至开原北，再折向西南到山海关与长城相接，理论上来讲，是不准关内汉民越雷池一步的。
但此时清廷管理并不严格，再加上一个篱笆墙实在挡不住人民求生的欲望，所以对闯关者实际上是一种半紧半放的状态。直到1668年，康熙帝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实行了24年的清政府鼓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被取消了。关内百姓再想入关东，只有一个办法：闯！
1668年至1860年间，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康熙至咸丰朝近200年的历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出诸多的严刑酷律，始终不渝地奉行着封禁东北的政策。为了严禁汉族移民出关，清廷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皆设有官卡，严行稽查。“如有展越偷渡之情弊，除该地方官从严惩处外，必将失查将军、副都统一并严行惩处。”此外，随着封禁政策的实施，在原来“老边”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威远堡至法哈特（今吉林市北法特）的“新边”。在整个“柳条边”上设边门21处，每门常驻官兵数十人，严禁汉族移民进入封禁地。“但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在天灾人祸的交相侵逼下，为求生存仍是千方百计地冒死?闯关东?”。
“闯民”：寻找新的土地 山东连年灾荒，官家照样逼粮逼捐。百姓没有生路，有儿的卖儿，有女的卖女，没儿没女的卖头上的青丝。老人没指望，只好悬梁上吊、投河自尽。
大王庄的小伙子赵平，不甘心等在家里挨饿，预备要“闯关东”，他爹赵大爷叹了口气：“不是爹不愿找条活路，是关东山太难闯了！”儿子不服气：“别人能去，咱也能去！”赵大爷一想，待在家里实在没有活路，爷俩收拾收拾就走了。
这是民间一个叫做《接骨参》的典型故事。在闯关东的关里人中，以山东人为最多。据统计，大约有2500万山东人来到关外，占闯关东总人数的80%。另有一部分是河北、山西、河南等各地百姓。
为何山东人占了如此大比重？中国传统思想是“重农抑商”，而作为全国农业发展中心的山东首当其冲，为了能多收三五斗，人们不放过任何一块可以耕种的地方。千百年来的滥垦乱伐，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到了明清时，黄河流域水灾、旱灾横行。对于那些耕作了几辈子的人来说，“家”是一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概念。当人口越来越多，当土地越来越少，当他们的周围出产日渐稀少，“离开，去寻找新的土地”成了他们唯一的理想。
山东人原本是安土重迁的典型，能够如此大批量地移民，原因几乎只有一个：活不下去了。
“闯关东”有两条路可走：浮海与陆行。胶东半岛特别是今烟台、威海一带的百姓“闯关东”多浮海北上；鲁西地区的民人多取陆路。“闯关东”路上的艰辛难以用言语形容，很多人风餐露宿，一路乞讨。
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并时有生命之虞，但是百姓在生计的逼迫下，其“闯关东”移民潮仍无法阻挡。移民进入东北后大部分先是定居于辽河流域，之后为了寻求生荒地又渐次北进，最终达到黑龙江区域的西部地区，这部分移民大多数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杜尔伯特旗（今黑龙江省安达市附近）等地蒙古王公的佃户。
另一路更多的移民则从陆路至双城堡至呼兰，并以此为据点沿旧官道北上，进入今绥化、海伦、青冈、拜泉一带，也有些移民进入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等东部地区。 移民进入黑龙江区域后，因其“偷渡”性质，既没有土地开垦权也没有居住权，只能荒山僻野偷垦地亩，并时时遭受到驻防八旗官兵的追缴、围捕、驱逐，其境遇亦相当悲惨。
寻地之外的两种“生态”
在浮海与路行前往关东地区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去垦荒种田，但其中也涌现出了两种“典型人物”：放山人和淘金者。
“放山”，即挖人参———俗名“棒槌”。传说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在关于他的民间故事《老把头》中，孙良和张禄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给地主扛活，一年到头，累断了脊梁骨，可还是缺吃少穿，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两人听说长白山上有人参，但那里几百里没人烟，狼虫虎豹，漫山遍野……很多人进了山，不但没挖到人参，还把命掉进了老虎嘴里。兄弟俩为了活命，顾不得危险去了长白山。春去秋来，两人居然真的挖到了不少人参，约定再挖三天就回关里老家。谁知，就在这时二人失散，孙良在深山老林里走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兄弟。最后在大石头上划了一首诗，划完，吐了几口血，就累死了。
实际上，孙良不见得是第一个放山人，他被放山人尊奉为“老把头”，是因为他对兄弟张禄的信义。这种信义是放山人所必需的。
淘金人俗称“金帮”，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在淘金的山(原文来自：wWW.DxF5.com 东 星资源网:中国的移民史)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他最先整顿了采金秩序，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韩宪宗家的势力愈加强大，1894年，他被清廷招募，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在辽阳保卫战和海城战役中，韩宪宗的孙子韩登举带领的“敌忾军”英勇顽强、浴血杀敌，和一触即溃的官军形成鲜明对照。
在“闯民”们对孙良和韩宪宗的故事进行“无意识”口传的很多年后，一种被称为是“闯关东”的精神被后人赋予了“有意识”的提炼。这就是———敢于和磨难抗争，无畏于牺牲生命；敢于和命运抗争，无畏于任何阻力；敢于和自身种种不良品性抗争，无畏于任何陈规陋俗的束缚。3000万移民向陌生的地方“闯”，向艰险的地方“闯”，向有希望的地方“闯”。他们在“闯”中探索，在“闯”中成熟，在“闯”中成长，在“闯”中壮大。 开禁放垦与清廷的解散
1840年，世界似乎分裂成了两半。 6月2日，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哈代出生；11月14日，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出生。 同年6月28日，中国，鸦片战争爆发。
自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土地兼并、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双重打击下，脆弱而又残破的农村经济已使农民“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日给之外，已无余粮”。
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关内北方诸省农村经济残破日益严重，成百上千万的破产农民离乡逃荒。
除“闯关东”外，再无出路。清廷的封禁政策犹如一扇锈死的门，在汉族移民求生的强力冲击下出现了松动，自南而北逐步地开始招民放垦。先在奉天、吉林两省试行的招民放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仍处于封禁状态下的黑龙江区域地方官吏屡屡上奏朝廷，充分地论述了开禁放垦的利与弊，清廷统治者业经权衡后更多的也是出于无奈，终于在咸丰十年（1861年）钦准了黑龙江区域部分地方开禁放垦。 由于此次开禁是清廷允许的放垦，加之地价十分便宜，大约是每垧上等荒地仅交荒价银3元、二等荒地2元、三等荒地1元，以致关内北方诸省的穷苦百姓蜂攒蚁聚般地涌入放垦地方。
时至今日，研究东北移民史的专家基本有这样一个共识：自1861年开禁放垦，至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史上最大批的关内移民呼亲唤友争相迁入黑龙江区域，使土地开发进入高潮，也使黑龙江地区由传统向现代社会文明的转型得以启动。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关东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满洲。清于1860年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关东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闯关东”对于华北和东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上，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传播了华北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发了东北地区，极大地增加了可耕地面积，使得东北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也为东北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充实的劳动力，繁荣了东北的商品经济，并进而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在民族关系上，大批移民促进了内地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各民族普遍接受的通用语，中国的语言版图也因此得以重绘，这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在军事国防上，大批移民的进入，加强了作为边疆的东北与华北内地的联系，这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闯关东”对于移民输出地华北地区而言，极大地缓解了华北各地(尤其是山东)的人口压力，减少了社会动荡，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华北移民在东北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他们将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输回桑梓故里，为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闯关东”在华北地区积淀为一种社会习俗，成为当地发生天灾人祸时普通民众的自然反应。当然，由于“闯关东”者多为一家一户中的壮劳力，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导致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调，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耕地荒芜，等等，因此，“闯关东”对于华北区域社会的发展，亦存在负面的影响。另外，就整个中国而言，由狭乡迁往宽乡的“闯关东”移民，亦使得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更显合理。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现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
西口杀虎口，在明代是长城要塞，名为杀胡口、杀胡堡，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隆庆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
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
5 杀虎口设税关，次年“设监督一员，经收课税”。此后，又在归化城设分关，沿长城内外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从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看，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 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中国人向东南亚的迁徙行为
主要历史原因
下南洋在福建、广东、台湾一带也称“过番”，属于闽粤方言，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
1.在明末到清末这段历史时期，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慌乱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极度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计，维持家庭生活，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躲避战乱，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到南洋谋生。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2.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3.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