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以你个人的经验，写诗对你的个人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让你从此不写诗行不行?为什么? 大解：写诗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准确地说，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诗歌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使我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多了一些层面，同时也去除了一些遮蔽我视野和心灵的东西，让我看得更直接和透彻。如果从此不让我写诗了，也并非无法活下去，我会用另外的方式表达生活中的诗意。近些年，我尝试着跨越诗歌的边界，把诗性疏散在小说、寓言、随笔等非诗文体中，我甚至做过一些雕刻和泥塑，试图在具象艺术中体现广义的诗性。通过尝试我体验到，诗意无处不在。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之间有许多共通的地方，诗歌具有足够的穿透力和凝聚力，把他们统一在一起。因此，不写诗的时候，只要我是在从事创造性的活动，我的生活就会同样丰富并充满乐趣。
《星星》：一个诗人的写作经历中，其风格和关注点等等常有阶段性的变化，能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感受吗?
大解：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期间具有阶段性的变化，这很正常。随着个人风格的转变，关注点也不同。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刚学习写诗时，非常喜欢惠特曼的诗，也喜欢江河和杨炼的诗。处在青春期的我，喜欢他们那种放松的姿态、激越的情感和悲壮的英雄意识。后来，随着年龄的变化，生命意识和个人经历逐渐进入诗歌，我意识到人的局限和人的焦虑，心情也逐渐沉了下来。这个时期，我的关注点从人类(群体)回到了土地(故土)和个人，视野向内收缩，乃至沉入人性。直到1996年写作长诗《悲歌》时，我才逐渐松开，试图用宽阔来容纳深渊，以此来化解个人的困惑。但风格化写作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个理想，因为我一直在变动不居中寻找着新的出路，尽管也许是徒劳的努力。完成《悲歌》以后，我又一次回到个人乃至身体，试图在个人的密码中破解人类共同的命运，至今仍在摸索。这样一来，我的写作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风格，我把这种不稳定性称之为变数。有了这种变数，说明我还有进步的空间和可能。
《星星》：请谈谈你最喜欢的诗和诗人，另外，你认为好诗应具备哪些要素?
大解：前面说过了，喜欢的诗和诗人，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中学时期我读过《千家诗》，对唐代诗人无比崇拜。大概是1974年，我有幸读到《普希金文集》、《莎士比亚戏剧集》(后来又读到他的诗)、歌德的《浮士德》、《泰戈尔诗选》等一批国外诗人作品，当时对这些诗人都很崇拜。后来读书多起来，喜欢的诗人很多，可以拉出一长串名单，这里不再一一列出。至于说什么样的诗是好诗，这个问题又古老又难以回答。我觉得一首好诗应该具备的要素不会少于这些：语言的感染力、诗的承载力、创造力、持久性等等。当然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有时喜欢一首好诗，会说不出原因，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无法拆解来看。比如《伊利亚特》《神曲》等伟大的著作所体现出的持久性和整体性，它们所笼罩的时代和种族，已经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它们所具备的要素非常庞杂，它们的体积，它们的宽度和深度，使你不能一口气读完它、消化它。而与此相反，一首清澈见底的短诗，也会同样给人以震撼。所以说，诗不分大小和长短，只有质量的区别。
《星星》：你和诗友交往吗?谈谈交往中一些有趣的事儿。
大解：我交往的诗友不少。在日常生活中，我交往的大多是普通人，是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不懂诗，也不谈诗。他们对于汉语诗歌的认识和理解仅限于旧体诗词，提起新诗，他们所认知的大多是电视中那些高亢激昂的朗诵对白。他们对新诗一窍不通，并不影响我与他们的交往，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诗歌并不影响人的寿命。说件有趣的事，201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山东代表(我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他听说我是写诗的，不解地问我：“新诗为什么都不押韵呢?”我听后感到非常遗憾，一个作家代表，居然问出这样的问题，可见人们对于新诗的误解到了何种程度。也许是古体诗的惯性太大了，影响了人们对于新诗的接受；也许是新诗在探索中没有迁就滞后的读者；也许是传播渠道(尤其是电视和一些演出活动、庆祝活动等)误导了观众和读者；也许是新诗本身确实存在问题，总之，人们对新诗依然存在许多偏见。
《星星》：你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写诗，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你有怎样的感受与评价?
大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流派一直影响到今天。当时，代言者身份的诗人把“我们”这个群体唤醒，开始了集体性的思索和追问。随后“我”这个单独的个体独立出来，显现出个人的存在。但在一段时间里，由于表达的急迫性，人们急于还原这个世界，简单而主动地把“我”推到自己的外面，出现了“祖国啊，我是这个”“我是那个”等等简单粗暴的比喻，“我”成了“他”的象征物。由于主体的退离，几乎使“我”成为一个他物的载体，唯独不是他自己。好在时间不长，“我”迅速归位，并立即注入了生命意识。到90年代初，“我”已经回到自身，并在90年代后期迅速展现出自己的身体。这是从群体到个体再到身体的一个快速收缩过程，汉语诗歌在短短的二十年里完成了从主体缺席到身体到位的转变，个人从国家和民族中走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回归与出场。
这个过程对于当下诗歌意义非同一般。由于诗歌回归到了身体，我们才真正感受和触摸到自己的体温、心跳，才有机会发现和呈现出自己的灵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诗歌的收缩非常及时和必要，否则就没有当下诗歌的多元化，也没有独立的诗人，没有真实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