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鄂东承北起南，联东袂西，有“吴头楚尾”之称。在这块东西南北交汇之地，主人几度变迁：尧舜禹时期，三苗是主；夏商周时期，越楚争锋；魏晋南北朝时期，“五水蛮”强大滋生；宋元明清时期，江西人进驻；清末民初，大批鄂东学子“别求新声于异邦”。鄂东文化是鄂东不同历史时期鄂东人所创造的文化，打上了创造者的鲜踢烙印。
关键词：鄂东；三苗；越楚争锋；移民；鄂东文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是说文化与民族性相关，后者是说文化与阶段性相联。影响文化的因素有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而“人”无疑是其中最能动的因素。“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只有把握了鄂东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创造者的组成，才能深刻认识鄂东文化的特质。
一、“鄂东”的地域界定
目前，学界对地域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是以自然条件为准绳。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其代表人物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其理论的核心是“地域即河川流域”。李伯重先生根据施坚雅的理论提出划分区域的两条标准：“首先，这个地区必须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一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区。换言之，其外有天然屏障将它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一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一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笔者赞同李伯重先生提出的区域划分的这两条标准，并依照此标准，将本文所说的鄂东限定在大别山以南、长江中游下段北岸，东经114°25′至116°8′、北纬29°45′至31°35′之间的广大地域。除了黄冈市所辖的黄州区、团风县、浠水县、蕲春县、黄梅县、罗田县、英山县、红安县、麻城市、武穴市、龙感湖管理区外，还应包括武汉市新洲区。
二、鄂东文化的历时性考察
尧舜禹时期，三苗是鄂东土著先民，奠定了鄂东人的精神底色。三苗，又称“有苗”、“苗民”、“南蛮”，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以南长江两岸一带地区，与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大体相当，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当是三苗集团的文化遗存。鄂东是否在三苗的势力范围之内?《战国策?魏策》所载吴起对魏武侯：“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史记?吴起列传》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这两本历史著作都涉及到三苗的大致范围，所不同的是洞庭和彭蠡左右方位的不同。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做过阐发：“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不少学者对张守节的这个解释颇为赞同，因为这个解释的确能自圆其说，理由是当时的帝都在长安。实则不然。如成书于宋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卷七百四十三说：“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可见，张守节的这个解释的确有穿凿之嫌。《五礼通考》卷二百十：“张守节据吴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县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则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国地。”虽然左与右的解释有些牵强，但张守节指出了三苗的大致势力范围。唐时的江州在今江西九江市一带，鄂州在今武汉市一带，岳州在今湖南洞庭湖一带。衡山非今湖南之南岳。《史记集解》卷六：“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征之《史记》秦始皇二十八年南巡路线及其它史籍可知，此衡山在今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一带，属于大别山脉。可见，三苗的势力范围北至今鄂东的红安、麻城与安徽交界的大别山脉。至于汶山，具体方位很难考证，《交翠轩笔记》卷三(道光刻本)：“《齐语》：‘遂南征，伐楚，跄方城，望汶山。’注云：‘汶山，楚山也。”’可以推断，“汶山”应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以南。虽然汶山具体位置不可考，但三苗的南部疆域当在洞庭湖以南。那彭蠡和鄱阳湖是什么关系?谭其骧在《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说：“鄱阳湖在历史时期有彭蠡泽、彭蠡湖、彭泽、澎湖等名称。隋唐以前，彭蠡泽仅局限在鄱阳湖北岸地区。所以，隋唐及其以前的历史文献，均未见鄱阳湖之名。”关于北鄱阳湖的形成及其位置“在先秦时代，江水合流出武穴后，滔滔江水在冲积扇上以分叉水系形式，东流至扇前洼地而成彭蠡泽……彭蠡泽的位置无疑在大江之北。其具体范围当包有宿松、望江的长江河段及其以北的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泊地区。”可见，三苗势力范围东达今鄂东的武穴、黄梅、龙感湖管理区与江西九江以及安徽宿松交界处。
综上，三苗势力范围北抵大别山南麓，东达鄱阳湖流域的江西、安徽，西达洞庭湖流域，南至洞庭湖以南的地域，其腹地在鄂东地区。三苗是鄂东地区的土著之一，是鄂东的土著先民，是原始社会末期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其社会的先进性比清代某些“‘无定居、无常业、不相统属’的较为落后的苗族还要进步一些”。
三苗与尧之战，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尧让天下于舜，而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人南海，为三苗国。”(《卮林》卷七)。而实际上是“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三苗与尧之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旧制度之争。
舜摄位后，承尧之策，继续对三苗用兵。据《周易口义》卷二载：“三苗之民，反道败德而舜征之。”并且对三苗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书传》卷二：“窜三苗于三危。”据《尚书全解》卷九载：“舜之窜三苗也，盖择其恶之尤者投诸远。”三苗与舜之战，从策略上看是被分而治之。
禹承尧舜之威，而乘三苗之乱，假天之瑞令，对三苗发起战略决战。据《尚史》卷三载：“《墨子》：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市，夏冰，地坼，五毂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元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经此惨烈之战，三苗式微，禹似乎成为天下之共主。但是，三苗并没有被华族所同化，据梁任公研究“先秦以前，中国本土除华族以外，还有八族，即苗族、蛮族、蜀族、巴族、氐族、徐淮族、吴越族、百濮族。最后，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六族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足见三苗之刚烈与彪悍。
夏商周时期，楚人与扬越人是鄂东地域的两大主要民族，越楚文化在此风云激荡。百越是先秦时期南方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扬越是百越的一支。扬越的大致范围“约今湖北英山一湖南岳阳一线以南，湖北黄梅一江西赣江流域以西、湖南资水以东、广西桂江一广东北江流域以北的范围之内，为春秋中期 以前扬越聚居之地”。随着三苗的式微，扬越人进入鄂东地区，成为鄂东的土著居民。在夏商周时期，楚人与扬越人是鄂东地域的两大主要民族，鄂东地处荆扬之间，向东与越境为邻，向西与楚相伴，越楚文化在此风云激荡。在不同时期，两种文化地位并不一样。
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鄂东地区越文化特征比较明显，而不见楚文化遗物。在“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中，我们发现“M1出土陶器应属较为典型的一座屈家岭文化晚期墓葬，而该墓所出贯耳壶(M1：5)又是良渚文化的标准型器。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华东地区的良渚文化西上至江汉平原的鄂东与这里的屈家岭文化汇合，形成了该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特点，即在同一墓葬中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现象”。在“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我们发现“陆墩出土的贯耳壶，表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曾有联系。陆墩的直口盆形鼎，含有受江西樊城堆文化直接影响的因素。陆墩也发现了成人拔齿的现象，在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部的这一文化习俗圈中，又增加了新地点”。成人拔齿的现象是越文化的典型特点之一。在“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中，我们发现“‘刻槽’鬲足(C型)在这里占很大比例，因这类鬲足多出自鄂东南，被认为古越族文化的特点”。而在“湖北黄冈浠水流域古文化遗址”中，我们发现“商周时代，这一流域几乎是刻槽鬲、带护耳觑、饰长方形镂孔的豆等陶器组合占主导地位，而在整个鄂东几大水系中，这组陶器由东向西，呈现出依次递减的局面，他有别于同时期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这一带有强烈地域特点的文化面貌恰与鄂东地区的大冶、阳新一带同时代文化相同，结合其它流域遗址的基本面貌和分布规律，说明此时期文化传播途径是自南向北，由东向西。”为什么此时期的文化传播是自南向北，由东向西呢?因为此时鄂东地区有一个强大的扬越，处在楚国的东南边，这一有别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文化即为扬越文化。这一结论可以从“楚式鬲”流行中得到佐证。“约当距今四至三千年间，‘楚式鬲’流行中心地带，从东向西，从鄂中地带转到鄂西地带；约当距今三千年以后，西周春秋时期，‘楚式鬲’从鄂西中心流行区向外扩散。”这一时期扬越文化在物质层面对鄂东的贡献主要是水稻的栽培、木建筑的采用和炼铜技术的使用。
《史记?楚世家》卷四十载：“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扬粤即扬越，鄂乃东鄂，即今之湖北省鄂州市。1957年在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的、目前所见楚国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鄂君启节》是熊渠所至之鄂乃东鄂之佐证。只不过熊渠之时的楚国还是一个“蕞尔小国”，偏于一隅，无法与强大的扬越抗衡。但熊渠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就是利用周厉王伐鄂之时，袭取鄂都，为楚国进驻长江中游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据点。熊渠之后历熊挚红、熊延，熊延生熊勇，自熊勇始，才有文献记载楚君在位的年数。熊勇七传至熊?(?冒)，历五代、八位楚君。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对八位楚君的在位元年和末年进行过一一考订。“熊勇元年为公元前847年，末年为公元前838年；熊?(?冒)元年为公元前757年，末年为公元前741年。”?冒死，其弟熊通于公元前740年杀其子而代之，熊通即为楚武王。自楚武王开始，楚国大规模开疆拓土，经历东征、西征和北伐，至春秋中期，楚国完全控制了鄂东地区。我们可以从靠近楚国腹地的麻城“白骨墩楚墓”出土文物中考证。“麻城地处鄂东北、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近楚国边地，根据这6座墓年代上限来看，楚国势力发展到此不早于春秋。从这6座墓资料可以看出，到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在鄂东北已占有主导地位，同时还反映出这里的楚文化具有不少地方特点。”这是目前在鄂东地区所见年代上限最早的鄂东楚墓之一，“据近几十年来鄂东楚墓的发掘与研究成果，目前在鄂东腹地发现的楚墓，最早也是在春秋早中期，西周晚期一概未见。”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一致，从地缘上看，在鄂东地区，麻城紧靠楚国中心地带江汉平原，楚文化对鄂东的影响应肇始于此。
自楚昭王十一年冬(公元前505年)起，栽郢(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被称为江陵)作为楚国都城，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长达220年左右，是楚国的鼎盛时期，也是楚文化的巅峰期。郢都被秦将白起攻破之后，倾襄王和楚国贵族东迁，定都于陈县，称为陈郢，今河南淮阳县。面对强秦的步步紧逼，五国诸侯合纵，楚国为首，结果是五国之兵在函谷关“逡巡不敢进”。五国兵败之后，六国更无法抵挡秦国，秦军前锋逼近陈郢，不得已，楚国再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号位寿郢。无论是陈郢还是寿郢，鄂东距楚国都城都不远，在楚国不断东移中，鄂东逐渐成为楚国的中心区域，大批楚国贵族定居鄂东，这可以从鄂东出土的楚墓中得以证明。楚国在加紧控制鄂东地区的同时，也大大加快了鄂东地区的开发，推进了鄂东文化的楚化，扬越文化式微，越楚文化在鄂东融为一体，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铜器的发展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的发展道路……以生产为例，随人所代表的诸夏长于铸造，扬越所代表的群蛮长于冶炼，楚人则兼而有之。以管理为例，诸夏的长处是有完备的官僚机构，群蛮的长处是简朴，楚人也兼而有之。”
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移民推动了鄂东文化的发展。五水蛮自东汉初年来到鄂东五水流域。所谓五水即鄂东境内之倒水、举水、巴水、浠水、蕲水，均发源于大别山南麓，自东北向西南流经东北部山区、中部丘陵、西南部平原，在西南注入长江。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设江夏郡，辖14县，黄州、蕲春等地属江夏郡，东汉时期江夏郡隶属豫州。据《后汉书?南蛮传》载：“建武(汉光武帝年号)--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潺山(湖北长阳县一带)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从这则史料可知，最早到达五水流域的蛮民是由于造反而被迫迁徙至鄂东地区，而且数量很多，仅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一次迁徙到鄂东地区的蛮民就有7000余人，而当时的江夏郡一个县大概也只有10000人左右，豫州郡平均每县62415.55人，可见当时五水流域人烟稀少，自然成为蛮民迁徙之地。五水流域在东汉初年还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永嘉乱后成为权力真空，五水蛮乘势而起。到了南北朝时期，五水蛮所居之地，成为南北政权的交锋地带，其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以致出现五水蛮“朝北则北胜，向南则南赢”的局面，此时五水蛮的势力更加强大，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五水蛮同南朝统治者的冲突更加激烈，战斗更加惨烈。《宋书?蛮传》卷九十七载：“自古蛮焚殊杂，种众特繁。岁月滋深，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张奂所云：‘流血于野，伤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如此惨烈之战，正衬托出五水蛮的勇猛与剽悍。五水蛮为何有如此刚烈之气?《宋书?蛮传》卷九十七载：“豫州蛮，廪 君后也。”廪君者何?《后汉书》卷一百十六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锺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可见，五水蛮乃巴人后裔，巴人崇虎，是学界共识，巴人尚武，故其剽悍，五水蛮亦剽悍。
五水蛮自东汉初年来到鄂东五水流域，在三国两晋时发展壮大，南北朝时达到鼎盛。“入隋后，‘五水蛮’及其后人在鄂东及鄂赣边区的活动，并未间断。从唐以后，鄂东‘蛮’人的活动，再也不见诸记载。唐代有强大的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文化，鄂东五水地区已没有汉、蛮之别了。难怪唐代诗人杜牧任黄州刺史时发出“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遗风，今尽华俗”的慨叹。古有遗风，蛮风也，实乃巴人遗风；今尽华俗，汉化也。今天在鄂东虽然见不到纯粹的巴人，但其剽悍、勇猛、尚武的鲜明个性已成为鄂东人精神的因子。鄂东自古民风彪悍，近现代更是猛将如云，即便是文人，同样有武骨，在民族危难之时，也会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五水蛮是由于叛乱而被迁徙至五水流域，在鄂东落地生根，对鄂东地区的开发和鄂东人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北方由于战乱而大规模移民对鄂东地区的开发同样功不可没。据葛剑雄研究，“永嘉之乱”移民南迁线路有三条，其中中线“一部分人从南阳盆地东南越过桐柏山、大别山的隘口进入江汉平原”。鄂东是这部分移民的必经之地。又据《旧唐书》卷三十九载：“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这是“安史之乱”后移民的盛况。“安史之乱”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在北方，这些北方移民将他们先进的技术和发达的文化带到鄂东，大大促进了鄂东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江西人迁移到鄂东值北宋时期、南宋和元末是两个迁移小高潮，至明洪武年间形成迁移高峰。江西与鄂东只是一江之隔，在南宋，鄂东是宋金和宋元对峙之区，在元末和明末，鄂东是两次社会大动荡的中心区域之一，人口损失惨重，而这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自然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作为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江西填湖广”声势浩大。据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研究，“在《移民档案》的530族中确知迁自两湖以外的有487族。江西一省迁出的移民就有404族之多，又占长江中下游移民的90％，占全部外省移民的82％。足见这是以江西籍移民为主体的迁徙洪流”。民国34年《湛氏宗谱》卷2《纂修族谱序》中所说：“居楚之家，多豫章籍。”我们可从宗谱和县志来进一步验证。如民国三十五年黄冈《黄氏宗谱》卷首《富一公传》：“现今大姓之杂于冈、水、麻、安(按：即今之黄冈、浠水、麻城、红安)者，类皆发于江右(江西)。”又如宣统《黄安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录》共载有该县64族，确知迁自外省者有39族，其中江西族为32族，占移民家族的83％；曾经属于黄冈的新洲，1985年对该县的三店区的姓氏户口进行一次调查，发现江西族占移民家族的97％。江西移民乃鄂东之大幸，正因为江西自宋代至清初持续向鄂东移民，才促进了鄂东经济的大发展，文化的大繁荣。宋代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而江西又是宋代文化的发达之域，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之。第一，从中国历代各类人才数量来看，宋代人才最多，共有93人；第二，从两宋各路人才分布来看，江南西路(江西主体)居全国第三位，占总人才的9.23％；第三，从教育来看，宋代江西书院居全国首位，共170所；第四，思想学术与文学方面更是大家辈出，领一时之风骚，“婺源朱熹、金溪陆九渊是理学(道学)两大学派的领袖，永丰欧阳修、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三家，修水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临川晏殊是北宋前期词坛的一个代表者，吉水杨万里的‘诚斋体’诗风使他进入南宋四大家。‘廿四史’中，欧阳修贡献了一部半(与宋祁合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在交通比较落后的时代，作为经济文化发达的江西，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移民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鄂东，无疑会对鄂东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至洪武年间，江西移民超过鄂东土著，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湖民成为鄂东的新土著，他们为鄂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宋代，黄州府成为“江西诗派”的重镇；在明代，黄州府成为湖广的上等州府；明清时期，鄂东人文鼎盛，科甲兴盛，“惟楚有才，鄂东为最”，根据张建民的研究，“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1119人。全省八个府中，以黄州府中进士人数最多，达321人；清代进士人数较明代为多，到道光朝约200年间，全省共中进士960人，咸丰以后60年间则有302人。但是，地域分布虽不无变化，却仍未能改变明代以鄂东为重心的基本格局。”又据王楚平《中国名人之市探源――黄冈历代进士考略》统计：“黄冈明清有进士728人，在全国城市中占第5位，仅排在杭州、福州、苏州、北京之后；再以清朝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湖北各地的进士数量横向比较，黄州府有进士88人，占湖北进士总数的28.4％，居全省第一位。”②江西之花，终于绽放在鄂东大地之上，鄂东文化的大繁荣，江西移民功莫大焉。
“江西填湖广”是鄂东移民的主体，“靖康之乱”后的北方移民对鄂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鄂东是北方流民武装进出两淮和两湖的必经之地，不少北方流民滞留于此。据《宋史》卷四百十二《孟珙传》载孟珙守黄州时：“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为屋三万间居之。厚加赈贷。”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北方文化家族的南迁大大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南移是在“靖康之乱”后完成的。
清末民初，东西文化激荡，鄂东文化巨子大量产生。晚清到民国，鄂东出现了一个“人才井喷”现象，产生了一系列大师级人物，如地质学家李四光、哲学家熊十力、政治史兼经济学家王亚南(黄冈人)，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文艺理论家胡风(蕲春人)，诗人闻一多(浠水人)，哲学家汤用彤(黄梅人)，方志学家王葆心(罗田人)等，他们都是鄂东人，都堪称各领域领风骚的一代巨子。鄂东为何在半个世纪涌现如此多的大师级人物?著名文化史专家冯天瑜先生认为：“它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时候，新的思想、旧的思想冲突、融会，就会产生大的思想家，产生大师级人物。而鄂东，恰恰好在从东面沿海登陆、向内地推进的近代文化、也即西方文化，和从中原地带一直沿袭的传统文化的交叉点上。于是，就产生了一大批人物。”而此时的西方文化是高势能文化，是当时世界的主潮，学习西方文化最好的方式是直接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正如张之洞所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此乃“真知灼见”，李四光先后留学日本和英国，黄侃、王亚南留学日本，闻一多、汤用彤留学美国，他们是鄂东留学生中的代表，鄂东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日后大多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另据周积明《湖北文化史》统计，清末湖北留学生的派遣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湖北乃一中部省份，有如此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湖广总督张之洞功不可没，鄂东深得其利，足见当时鄂东已得留学风气之先。
三、余论
鄂东地处东西南北交汇之地，招徕五湖四海之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鄂东自古是移民之地，也深得移民之惠：范阳慧能居黄梅东山寺，师从弘忍，禅宗大兴于天下；杜牧为黄州刺史，功业文章垂青史，岐亭古镇杏花村，香飘四野；东坡居黄，二赋一词，江山多娇，黄州成为世界名城；卓吾讲学黄安、麻城，惊世骇俗之论，天下耸动，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鼎盛之地。“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间巷小民，知尊爱贤者。”鄂东以其淳朴之心与宽广之胸，善待谪居于此的墨客骚人，鄂东文化因此得以精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