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将简单介绍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详细阐述该理论对中西文化翻译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对其以后发展与运用作出指导性猜想。 关键词：权力话语；翻译研究；国外；国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一、权力话语理论
权力话语理论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来的。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哪里有知识\话语，哪里就有权力。他将话语置于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的知识体系，人类一切知识通过话语而获得。尼采曾说过，知识是权力的工具，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产物，这种知识观念深刻影响了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巴尔特认为，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利益”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权力寄寓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这里所说的权力也称话语权力。语言中包含权力，话语言说的实质就是权力的运作，即特定情境中形成的一种控制性关系和行为。
福柯该理论的提出对整个西方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给翻译界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从翻译史上看，译者的翻译思想、选材动机、翻译方法等均与当时的权力话语密切相关。任何的翻译活动与现实权力话语及政治都内在联系。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解释了翻译的社会性、翻译背后的操控因素以及翻译在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和影响。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翻译史上，权力话语的体现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翻译，当时一些宗教改革家所译的《圣经》由于触犯了当时社会道德被视为“abnormal discourse”而被剥夺了话语权。受福柯的影响，“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将翻译视为与文化系统密切相关的动态行为，强调文本的权力与政治功能，他们最关心的是翻译的外部政治：即翻译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从霍尔姆斯到佐哈尔、图里，再到赫曼斯、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这些西方译论家的著述中都隐含着权力话语关系。以色列学者佐哈尔认为社会中国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以及文学以外所有相关系的系统组成，各系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勒菲弗尔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结合起来研究，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
翻译研究继文化转向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就是向“后殖民转向”的过渡，这一过渡与葛兰西有很大关系，他把“霸权”的概念渗透到了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学术各个方面。后殖民理论在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这个等式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把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显著的权力差异当作一个核心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往往站在少数族和弱势文化的立场来探讨文化交流的翻译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和霸权。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萨义德对“东方学”的研究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他在对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斯皮瓦克从种族、阶级、性别角度，对殖民地的权力话语尽心深入的揭露，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并进而为臣属的文化重新命名。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的定位在处于边缘文化的非主流文化的疆界上。他认为，被压制、非主流的“弱势文化”，运用“杂糅”的方法，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他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翻译的限度”问题，运用“新颖性”这种貌似戏拟实则犀利的非边缘化批判方法，实现了对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消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把翻译看作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现代与原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和社会政治交流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来研究，揭示了翻译活动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注意到了翻译从来都是殖民征服、殖民统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它后来还成为殖民地人名摆脱殖民枷锁、抵抗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如巴西和印度通过翻译对新殖民的成功解构就是很好的例证。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家有韦努蒂、尼兰加纳和罗宾森等。韦努蒂把归化的翻译策略与英美文化霸权联系起来，提倡“抵制”性的翻译策略――“异化”的翻译方法来表述自己不同意见，对人们普遍接受的规范进行挑战乃至修正，另外还引进新的文学手法和技巧，对文学的革新敞开的大门，因而带有进步意义。尼兰加纳指出翻译作为一种实践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利关系。罗宾森，当前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家之一，他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成为较为全面、系统的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性文件。
三、国内研究现状
权力话语在翻译中的体现，在国内可以追溯到《佛经》的翻译。晚清时期，虽然中国在经济、军事上已明显处于劣势，但仍以五千年文明大国而自豪，并贬斥藐视西方文化，所以仍可以说本土文化、意识形态、思想的传统权力话语有着不可动摇的势力。主要代表人物有林纾和严复。五四时期，鲁迅的“硬译”策略的立足点暗示了翻译的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不对?的翻译。在他的“拿来主义”一文中体现他对国际政治关系中翻译地位的清醒认识。比斯皮瓦克早，半个世纪，鲁迅已经在处理不同语言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的问题。
中国当代的香港游美学者刘禾指出“我们从福柯那里学到了什么，那么显然我们必须要正视体制性实践的各种形式以及知识\权力关系”,她应该是我国从翻译政治的视角探讨权力话语的第一人。许宝强、袁伟编译的《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讨论语言与翻译的论文集，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在“他们”与“我们”之间，所有人为的“东西方”鸿沟都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以及对于权力关系的解构中暴露了它的虚构性和隐蔽性。费小平对翻译所导致的不同文化碰撞与文化对话中隐现或者显现的权力关系进行了系统清理，他应该是我国大陆第一位标榜“翻译的政治”的人。孙会军借鉴了当代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文化理论之一――后殖民批评理论，以人类从事跨语言的翻译活动所面临的最主要对象――跨文化语境中的普遍性和差异性穿衣问题为切入点，从普遍性与差异性、东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杂合理论等多个视角审视译者对待原语文化中的权利差异性的态度极其处理方法，对翻译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种族和民族的自我主义进行解构和批判。葛校琴对长期以来在翻译中一直处于一种毋庸置疑、不可动摇的主宰地位的原文中心说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主体性，凸显了译者的主体地位。查明建从意识形态与诗学的角度探讨了话语权的问题。张晶借助了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将翻译研究的领域从语言学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对当代中国1966-1976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翻译史进行研究，历史清楚表明，翻译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奴仆，为其服务并受其利用；翻译还可以通过引进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加以改造，进行限制，甚至可以制造舆论，推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翻译的组织与传播、译作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形态、译者的选定、翻译策略等均受到代表政府机构的出版社以及各种政策条文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等有形和无形权力这些外部力量的控制。此外，我国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出发探讨了权力话语问题，如曹顺庆、吕俊、王东风等。
四、结论
纵观中西文论及研究，从宏观角度，中外学者大多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视角探讨权力话语的问题；从微观角度，西方学者多从后殖民视角运用杂糅或异化的翻译方法探讨话语权实现的问题，巴西和印度通过翻译对新殖民已成功解构；国内学者大多从文化的角度，运用异化或者杂糅的翻译策略对强势文化进行解构，探讨实现汉语的话语权实现的问题，但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运用两种翻译策略的研究还极少，这也为今后对权力话语研究提供了新动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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