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葡萄、田苏菲、多鹤、朱小环、玉墨……躲在这群或热情泼辣、或内敛深情、或单纯偏执但又都爱得热烈的女性背后的正是严歌苓。 毫不夸张地说，严歌苓是近20年来在国内和国际文学舞台上收获名声、贡献作品最多的华人女作家。当然，她的另一个身份更广为人知――编剧。在大银幕上，她是《金陵十三钗》的小说原作者，《梅兰芳》的编剧；电视屏幕上，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赚够了观众的欢笑和眼泪。在这个文学日渐式微的年代，这样来介绍一个身兼作家与编剧双重身份、并对前一身份更为“看重”的作家，本就是件无可奈何的事儿。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严歌苓完成了足以让自己安心闭眼的新作《陆犯焉识》，她的另一部作品《金陵十三钗》更是在电影市场上名利双收。她写人写事画面感极强，文字变化多端，时而温婉柔情时而犀利尖锐，让人很难猜测操纵这些文字的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严歌苓不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太大的变换，她依然保持着优雅的舞者姿态，勤奋写稿，“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语言，我用了诙谐、打趣的语言描述了苦难，因为我在这些苦难中看到了荒诞。”
第一本以男人为主角的书
有才华“没用场”的公子哥陆焉识成了严歌苓2011年11月推出的作品《陆犯焉识》中真正的男主角。对于严歌苓来说，这是个不小的突破，在她此前的作品中，女性是所有矛盾冲突的中心，男性往往沦为配角或仅仅化身为一个符号。
《陆犯焉识》是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也是“写得最认真最吃力”的一部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
陆焉识是个迂直清高，坚持独立于任何派别之外的文人，最终他也没有逃过历史的漩涡。在一次次运动后，他莫名成了被判无期的囚犯。在监狱里回顾往事时，他发现自己爱上了被迫娶来、一直不肯正眼相看的妻子冯婉喻。现实的残酷正在于此，当相思了20余年的妻子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陆焉识迟来的爱意无法道出，因为他发现妻子在他归来前丧失了所有的记忆，他成了与她毫不相干的人。
“在写《陆犯焉识》的第一句话时，我已经给自己定了语调。自然界是平衡的，人和自然相克相生。陆焉识被流放的地方原是没有人的，因为一场政治运动这些人去了，打破了平衡。那次运动改变的不仅是人的生命，还有整个草地上的生命。”
依然是严歌苓作品的一贯视角，从细微处描写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背后是若隐若现的历史背景，刺的人生痛，却无法回避。看的见的是一对男女间刻骨铭心又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看不见的是“一个人对感情、对自由的一场近一个世纪的彻悟”。
在她看来，历史变迁中，第一受冲击的就是人和人的感情，很多家庭要被拆散，有些妻子要主动离婚，有些孩子要反叛父亲……这些都首当其冲。情感是个晴雨表，因为社会对一个人的认同会很快影响到情感上的认同。而这些恰恰是一段历史最珍贵最真实的部分，在她的作品中，你甚至能读懂历史。
为什么会给自己的新书取这么个绕口的名字?严歌苓解释说，这部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对自由意义的领悟，他对自己妻子几度不忠诚，有一种负罪心理，用“犯”是比较恰当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判刑的嫌疑人在刑法名称形成之前，过去(指上世纪80年代期间)的判决书是叫X犯XX的，(比如姓王的叫王犯XX)，所以在当时是比较规范化的法律称呼。
如果说一个作家命定要写几本书，于严歌苓，《陆犯焉识》便是其中之一，“不写，闭眼前是非常遗憾的。”
“我最近听朋友说，这部《陆犯焉识》是我的巅峰之作，但我必须在两年后才能回答你它是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我很少在自己的书刚出版，就回头去阅读它的。”
事实上，严歌苓对《陆犯焉识》还有些别样的感情，书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严歌苓的祖父，一个等人时能背下小半本英语词典的“神童”，16岁上大学，20岁出国，25岁拿到博士学位，40岁自杀谢世。小时候家中到处是这位未曾谋面的爷爷留下的字画、古玩和线装古籍，令严歌苓满怀好奇：“少年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谜”。
于是在严歌苓笔下，那些支离破碎的关于祖父的了解，靠她的想象力和资料查阅黏合起来。她往返于美国、上海和青海采访取材，完稿后数易其稿，这才有了生于上世纪初，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洋博士”陆焉识，和他浓缩在40万字里、为自由挣扎为爱煎熬的大半生。
“因为我是八分之一的我爷爷，探究他，从某方面说也是自我探究。比方说，他是个严重的失眠者，我自己也患过不可救药的失眠症。人们都知道失眠是表征，并不是病根，那么病根也许是过分敏感、过分多思、逆反――内心和外在的极度冲突，这些我身上都有体现，所以我很想解密我爷爷的人生悲剧。”
也许爷爷的人生并不完美，甚至有所缺憾，但是严歌苓并不忌惮于展示这些，因为她喜欢写不得志的人，喜欢写有很大缺陷的人，她觉得动人的人往往都是有缺陷的。
没有不好的故事
写作对于严歌苓来说，已经是一种秘密的瘾，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不写就是让我身上有一块痒痒，又不让我挠。”
还有什么比当作家更适合她吗?反正目前严歌苓还没有想到，因为她的爷爷是作家，她的爸爸也是作家，她的哥哥还是作家，她自然不会舍近求远去干别的。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没写好的故事。写作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把话说得跟别人不一样，说的是这件，让人想到更多，谁能超过故事本身所表现的越多，谁能在故事底下埋的更多更深，谁就更牛。”为此，她―直希望在此方向上努力，做个会说故事、值得期待的作家。
为了让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更精进，严歌苓不得已按捺住了实验小说形式的冲动。自《第九个寡妇》起，严歌苓发现老老实实讲故事既不费劲，又能被读者喜欢，何乐而不为呢。她不能让读者不喜欢，这是她觉得很可悲的一件事，“任何一个艺术家都蛮可悲的，他总要把最后的评判标准交给别人，不能自己觉得特别好，人家不买账。我牺牲了特别想实验小说形式的冲动，但我想我会再实验的，因为这种冲动不可能按下去。”
最少市场已经为严歌苓讲故事的能力打出了高分。《金陵十三钗》自不必多说，但严歌苓并不认为这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但是这姐儿命比较好，被拍成了电影”。其实早在1993年，李安就第一个购买了她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李翰祥一年买了她三个剧本的版权，后来由她编剧、张艾嘉执导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讲起这些，严歌苓显得有点无可奈何，因为她突然发现文学要用影视剧来宣传，悲哀又无力扭转。
严歌苓从不认为她的小说要依附在影视剧本之上才能存活。“只是我比较喜欢讲故事，也比较注重写人物，有故事有 人物。写人物就要注重他的个性，用人物来架构一个故事，不是我一定要这样做，写作的时候就写成这样了。这也是我的个性和审美观决定的吧。”严歌苓最大的梦想就是一定要写出一本“抗拍性”强的作品，她认为，所谓抗拍性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它保持着文学的纯洁性，“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那就是一部抗拍性很强的作品，尽管它被拍成了电影，有的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但是没有哪一部能还原这部小说的荣誉。”
在很多人印象中，严歌苓算得上高产了，毕竟隔不了多久读者就能在书店畅销书的位置上看到“严歌苓”三个字。事实上，严歌苓的有些书早就在海外出版了，只是现在大陆一些出版社将它们重版，因此给了读者错觉，觉得严歌苓出书太快了。
这么多年来，严歌苓的写作也在某些细微之处发生着变化，她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语言，她用了诙谐、打趣的语言描述了苦难，因为她在这些苦难中看到了荒诞。她甚至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追求准确、简明，让这样的语言埋藏意象，“其实好的语言尽管朴实、简约，意象已经在其中了。所谓浓后之淡是从古到今中国作家一直在追求的语言境界。”有梦想的人永远有前途
“我是个精力过剩的人，我跟很多人说胜利最终是要属于精力过剩的人，因为他一生的精力可以抵上人家三生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觉得累。”严歌苓认为，对作家来说“生活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它和才华几乎是60％和40％的关系。”她又说：“天赋与勤奋的关系是70％和30％。”
为此，她在这20余年中，每天清晨即醒，喝杯咖啡，写到下午两点，每天保证6小时写作，据此可以推断其作家公式中天赋和经历的浓度。
“我跳舞时就有个坏习惯，如果这天没练功，晚上就会非常非常难过。像我过去说的，感情都是挣来的，你不能平白无故觉得人家都该爱你，你必须挣，要有自己可爱的地方。一样的，我每天晚上喝点红酒听点音乐出去散步或者去看戏看电影，那是我白天很辛劳地挣来的，我把每一天的写作当做挣晚上快乐和轻松的办法，可能我有点自虐吧。”
严歌苓说自己目前的生活“简单、单纯”，早上五六点钟起床，下午去健身房，晚上做晚餐，不时会举行家宴或参加别人的家宴，晚上九、十点钟睡觉。最享受的，莫过于自己和丈夫一人一杯红酒，就站着一直聊天，海阔天空。
对严歌苓来说，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不只是写作和旅游。读书，看电影，养动物都很有意思，尤其是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孩子的成长，其实永远掺和着她自己的成长。成长本身就很有趣，活到老，成长到老。
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绝望的理想主义者，所以无法和绝对的丑恶产生共感。这一点足以从她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看出，她是为数不多的自带摄影师的作家。出席各类活动时，严歌苓都会邀请专人为她拍照。照片上的严歌苓很符合她留给人们的印象：美丽、精致，但又缺少了点灵动的生气和亲近感。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严歌苓是芭蕾舞者，并且一生维持着舞者的端庄；她还是军人，当了13年的兵，做过战地记者；她还是出使非洲的美国大使夫人，有一段传奇并且美满的婚姻……她有太多令男人爱慕令女人嫉妒的优点，有什么能难住她呢?
答案听起来可能有些无厘头：用电脑写作。严歌苓常常会抱怨电脑写作给她带来的麻烦，她不喜欢用电脑敲字的那种感觉，非常累，需要双重集中，不仅要注意自己的文字，还要盯着屏幕看自己有没有把字敲错。她还是准备用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陆犯焉识》是她用电脑写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最后一部。
可别小看了她手中的那根铅笔，就是在一只只铅笔的陪伴下，严歌苓成了华人冲刺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但是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严歌苓似乎并没有那么在乎这个奖项。
“如果能得诺奖当然是件高兴的事，但我更看重的是没得诺奖的这么多好的作家。为什么西方人一定比中国人更有权威来评判我们的文学呢?最有资格评判自己国家文学的人，应该是这个国家的读者和理论工作者。”
严歌苓觉得可能正是因为国内缺乏这样有说服力的文学奖项，才让大家过分“迷信”诺奖的光环，“如果一个奖没有威信，自己国家的读者都不会把它当回事；但如果一个奖非常能代表水平，能对作品进行客观的评价，那么从民间到学界都会喜欢它、承认它。如果真能这样，大家可能就会心安理得、心悦诚服地期待得到这个奖的认可，而不会去想诺奖了。”
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严歌苓不相信梦想的能力，她常会说“有梦想的人永远有前途”，足以温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