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资源依赖视角来看，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与人均GDP增长率正相关；在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与人均GDP的增长率负相关。从各城市的地理位置来看，中部地区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资源依赖与人均GDP的增长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但是，东部地区城市资源依赖与人均GDP的增长率之间呈现J型关系，“资源诅咒”在东部地区城市中并没有出现。
关键词：“资源诅咒”；“距离暴政”；资源型城市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3088)；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项目(Q20112207)；湖北经济学院青年基金项目(xj201102)。
作者简介：孙永平(1977一)，男，陕西神木人，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源经济学研究；叶初升(1963一)，男，湖北鄂州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2―0006―06 收稿日期：2011―07―29
资源型城市曾经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资源支撑，也是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区域。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成就了许多城市光荣与梦想的地下资源相继进入枯竭期，留下满目疮痍的恶劣生态环境和凋敝的资源产业链，使得这些城市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生态环境、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也逐渐受到党中央的重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2007年年底，国务院又制定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年3月，国务院公布首批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2009年3月再次公布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城市。
资源枯竭型城市面l临的问题和矛盾，固然受到改革开放的时序安排、经济体制及地理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也与资源产业问题密切相关。在理论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表明，尽管许多国家尽管自然资源依赖，经济却未能实现稳定增长。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正效应，但是其长期效应却是负的，学者们用“资源诅咒”来描述这一经济增长的悖论(Auty，1993)。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资源诅咒”效应在中国省际和城际层面同样是存在的(徐康宁等，2005；蔡畴，2005；胡援成等，2007；邵帅等，2008)。根据胡魁(2002)编著的《中国矿业城市基础数据库》，我国现有资源型城市426个，其中处于老年(或枯竭)期、中年(或鼎盛)期和幼年(或成长)期的资源型城市分别为54座、290座和82座，各占资源型城市总数的12.68％、68.7％和19.25％。因此，研究资源依赖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资源依赖型城市如何摆脱资源的“诅咒”，实现经济转型和“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处于中年期和幼年期的资源型城市，避免重蹈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竭”而城市“衰”的旧辄，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自然资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基础，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人与自然资源结合的具体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Auty，1993；Sachs et aI，1999、2001)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尽管自然资源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产业蓬勃兴旺，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Auty(1993)用“资源诅咒”来描述这一经济发展中的悖论。“资源诅咒”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但也激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大批研究成果。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Cor―den等(1982)的研究表明，由于自然资源部门具有相对更高的边际生产率，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逐渐转移至自然资源产品部门，最终，造成制造业部门萎缩。其后，Paldam(1997)、Lartey(2008)对Cor―den等人的工作在各个方面进行了扩展，得出类似的结论。Gylfason(2001)的研究表明，如果自然资源部门的产出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上升15％，透明国际的腐败评分将下降2个点。因为，自然资源租金改变了政治领导人的激励和约束，所以，政治领导人既可能把自然资源租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面，也可能被用于损害经济增长的方面(Caselli et al，2009)。
Gylfason(1999)的研究表明，一国的初级产品出口份额上升1.5％，则中学生入学率将下降1％，这种反相关关系即使在富庶且资源依赖的芬兰、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等北欧5国同样成立。Ortega等(2005)利用跨国的面板数据也分析表明，高人力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在许多资源依赖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特点是不信任和缺乏透明度，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Woolcock et al，2001)。资源贫乏国家努力使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多元化，并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重新分配资产，以提高效率，从而创造了快速平稳的经济增长(Auty et a1，2001)。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国内冲突与战争，增加了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政治风险，从而拖垮了国内的经济增长(Collier et a1，2005；Olsson，2007；Welsch，2008；Ross，2004)。
“资源诅咒”在中国省际间是否存在及其可能的传导机制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徐康宁等(2006)在省际层面分析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丰裕自然资源反而制约了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胡援成等(2007)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资源诅咒”效应存在的关键因素。邵帅等(2008)的分析表明，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技术创新存在挤出效应。蔡叻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资源型城市人均GDP增长率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而进入枯竭期的资源型城市增长率更是比尚未进入枯竭期的城市低2.72个百分点。李少星等(2007)的研究认为自然资源依赖与区域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较为普遍的负相关性。孙永平等(2011)认为，在控制了地理区位因素之后，“资源诅咒”在城市层面同样存在，不过优越的地理区位能够减轻“资源诅咒”效应。邵帅等(2008)的分析表明，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技术创新存在挤出效应。蔡畴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资源型城市人均GDP增长率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而进入枯竭期的资源型城市增长率更是比尚未进入枯竭期的城市低2.72个百分点。李少星等(2007)的研究认为自然资源依赖与区域城 市化进程之间存在较为普遍的负相关性。孙永平等(2011)认为，在控制了地理区位因素之后，“资源诅咒”在城市层面同样存在，不过优越的地理区位能够减轻“资源诅咒”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关于“资源诅咒”的国外文献几乎都是国家间的相互比较，国内的分析几乎都是省际间的相互比较。但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现状提醒我们“资源诅咒”在城际层面同样存在，更是值得深入研究，但是相关的文献却少之又少；第二，很多相关文献忽视了地理位置对于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些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二、初步统计经验分析
为了能够在宏观上了解自然资源依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基础，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很有必要做一些简单的统计分析。首先，我们直观地分析了自然资源依赖和城市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例prow作为资源依赖的代理变量，在国内采掘业技术水平相近的情况下，这一指标更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城市的资源依赖程度。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平均比重apmw和各城市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值aragdp，两者存在二次相关关系。在采掘业从业人员比重较低的城市，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呈现正相关关系，资源依赖促进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以后，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就会呈现负相关关系，资源依赖反而拖累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为了能够更好的考察资源依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已有文献对资源型城市的定义，以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的25％作为门槛值，低于25％的为非资源型城市，比重大于等于25％界定为资源型城市。我们发现，当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小于25％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当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大于等于25％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其次，我们考察了地理位置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承认地理位置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Kim et al，2001)。Geoffrey(1966)曾经用距离的“暴政”来形象比喻地理位置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根据统计，全国约80％的资源型城市分布在中西部地区，那么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是否也受到了距离的“暴政”?我国为了能够更为直观地考察两者的关系，考虑到在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中，对外贸易起了举足轻重的左右，我们用各城市与中国重要港口城市的最短距离作为各城市地理位置的代理变量。各城市距离中国重要港口的最短距离与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一个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就说明距离的“暴政”确实是存在的。
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地区，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城市往往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就说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其经济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研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的“诅咒”和距离的“暴政”可能是相伴相生的。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变量选择
由于各个城市在资源依赖、人口规模、经济增长水平、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较大，各个城市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绝对值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所以，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主要是相对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和初步统计观测，为了能够更好地考察资源依赖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的增长率ragdp。本文的解释变量为prow，表示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是各城市资源依赖的代理变量，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越大，说明资源产业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越重要。根据初步统计分析的结论，我们还控制了其二次项sqpmw。根据经济增长理论，资源依赖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是正面的、但是根据“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和初步统计观测，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是负面的。因此，pmw预期系数符号为正，sqpmw预期系数符号为负，即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根据既有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还包括：1992年各城市的人均GDP(agdp_92)。之所以选择1992年作为起点，是因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都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在有利宏观经济背景下，民营经济迎来了第二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趋同假说，其系数的预期符号为负。各城市距离中国重要港口城市的最短距离(distance)。地理区位条件是造成中国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Kim et a1，2001)。我们用各城市与中国重要港口城市的最短距离衡量各城市地理位置，根据上文的分析，预测系数为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R&D)，它表示一个城市的R&D投入水平表示。民营企业发展指数(private)，我们用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来源之一，因此，预期系数符号为正。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fi―nanced)，是金融深化的代理变量，金融深化更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预期系数符号为正。FDI为代表的跨国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国际经验表明，FDI集资本、技术、市场和管理于一身，能够通过降低技术引进和吸收的成本，促进先进技术在东道国的扩散，优化东道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地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因此，预期系数符号为正。一个城市固定资产投资(invest)，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非常倚重于固定资产投资。因此，预期系数符号为正。所有解释变量的统计性特征如有变量的统计性特征。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2007年，中国大陆地级行政区划共计333个，其中地级市283个。由于地级行政区的行政区划变动较为普遍，在充分考虑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之后，本文最终确定了在1992年―2007年期间没有行政区划调整的198个城市作为样本。受限于部门关键变量的统计起点最早为2003年，所以本文最终将面板数据的时间区间定为2003年～2007年。由于直辖市具有一般市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本文没有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本文全部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本文利用搜数网数据库进行了补齐。
四、计量模型设定与检验结果
(一)模型设定
参考Sachs等(2001)、Papyrakis等(2007)所用模型和面板数据的特点，本文建立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的增长率， NR为资源依赖的代理变量，z表示控制变量的向量集；i表示横截面数据，表示时间序列数据；截距项为卢。随机误差项代表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横截面和时间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二)检验结果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首先进行了Hausman检验，以判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但是，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为了更好的比较个城市之间吸引经济增长的差异，我们的模型中包含了不随时间变化的agdp_92变量，在由于受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的限制，无法得到这些变量的估计值，要得到这些变量的估计值就必须采用随
可以看到，pmw系数为正，squpmw系数为负，这就表明自然资源依赖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也验证了前文初步统计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同时，pmw和squpmw的系数并没机效应模型，所以本文最终都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本文所用软件为statal0.0MP版。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面板数据的优点，减少可能的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尽量减少估计误差，本文的所有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为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同时，为了能够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和较好地观察控制变量对于模型的影响，本文采取了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
有因为控制变量的逐步添加而发生明显改变，说明这种倒u型关系是非常稳定的。当一个城市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导致资源产业一枝独大，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等重要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吸引到资源行业，产业结构处于“亚健康”状态时，陷入资源的比较优势“陷阱”，遭到自然资源的“诅咒”，经济增长反而较差。从表2中可以得到，1992年人均GDP的agdp_92和人均GDP的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趋同假说”相一致，说明1992年人均GDP较低的城市，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明显，增长速度较快。人力资本代理变量hum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人均教育财政投入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均教育投入较多的城市，其人均GDP的增长率也相对较高。pfdi系数为正且显著就表明，一个城市实际利用的外资占GDP的比例越高，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就越快。这不仅是因为FDI增加了一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吸引的FDI越多，城市的制度质量越高，而制度质量的高低是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样可以看到：表示民营企业从业人员比重的privat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民营企业的壮大和发展是一个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这一结论也与中国的民营经济从1985年2％的工业产值份额从上升到至2008年60％左右的经济现实相符。8ci―ence系数为正，表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越高，其人均GDP的增长越快，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一致。从表2中我们发现，金融深化的代理变量fnaneed系数为负，与金融深化理论和预测值不一致。但是这样的结果与胡援成等(2007)的回归结果相类似。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之一，一直以来很难得到银行机构的信贷支持，而得到国家大量信贷支持的国有企业效益却相对较差；另一方面，与金融机构自身的效率也有直接的关系，如果金融机构自身效率较差，就会影响放贷质量，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五、简要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城市层面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统计观测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1.从地理角度来看，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资源依赖与人均GDP的增长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城市的自然资源较为丰裕，以至于其过分倚重于资源产业时，资源才会有“天使”转变为“恶魔”，“诅咒”一个城市的发展。但是，实证分析也揭示，东部地区城市的资源依赖与人均GDP的增长率之间呈现J型关系，也就是说“资源诅咒”不但没有在东部地区城市中并没有出现，反而加速了其经济增长。通过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比较，就说明与中国重要港口城市的距离较大，也是阻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距离的“暴政”也是显著存在的。
2.从资源依赖视角来看，根据本文的分类，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与人均GDP增长率正相关，资源依赖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在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与人均GDP的增长率负相关，资源依赖却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阻碍。在资源型城市，价格指数却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原因在于资源价格高时，更容易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重要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吸引到资源行业，使产业结构处于“亚健康”状态，也就更容易遭到资源的“诅咒”。
本文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探讨了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没有关注“资源诅咒”的微观传导机制，这既是本文的不足也是我们进一步努力的重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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