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银行创办于1917年5月，是一家私营银行，总行设在天津。它从创立至解放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7―1927年）为创立初期，面对政府机关和国计民生的新兴事业，除存放汇业务外，同时经营债券、股票，投资工商企业。第二阶段（1927―1949年）为发展时期，分为前10年业务扩展和后13年曲折发展两个阶段。第三阶段（1949―1952年）为合营至结束时期，先后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等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与全国60家合营、私营银行统一成立公私合营银行。1952年12月，金城在内地的业务结束，香港分行仍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继续营业。
金城银行开办后不久,就在上海设立分庄，办理汇兑出入事宜。1918年8月，改上海分庄为分行，行址最早在上海南京路山西路口476号。
金城银行之名，来自《汉书?蒯通传》“金城汤池，不可攻也”。后来的金城银行果然不同凡响，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成为旧中国私营银行之首。
建筑形式被称为折中主义
金城大楼的设计者是中国著名建筑师庄俊。大楼原为四层，后来增加了两层，建国后又增加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形式为新古典主义，但某些细部又有其他形式，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折中主义。由于地基的缘故，建筑正立面朝西，正面以6根方柱将立面分为三部分，并形成凹凸的墙面效果。大门设在中央，边上设两根古希腊多立克式柱子，形成视觉中心。立面上有些地方用巴洛克形式，如大门上部山花，檐部下面大圆拱上部用水平曲线挑台等。建筑装饰材料颇为考究，不失银行气派，如外墙面用的苏州金山石饰面，内部用意大利云石。
底层营业大厅的地面、墙根、柱子及楼梯等都用大理石饰面，楼梯很有气派。二楼是营业大厅，柜台由大理石制成，左边有宽敞的办公室，落地长窗，可看汉口路街景。三楼是通成公司,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之父董浩云所在的天津航业公司就是金城银行通成贸易公司的下属机构，其时董浩云任通成公司襄理、天津航业公司副总经理。四楼是太平保险公司，这两家公司和永利化学公司、诚孚公司合为金城银行四大支柱。
营业范围全面
金城银行创办初期由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徐树铮、段祺瑞、吴鼎昌等以私人名义投资，最大股东为倪嗣冲和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
1927年以后金城银行的业务重心逐步南移，在外滩江西中路200号办公。1936年总行迁上海，上海成为全行资金调度中心。曾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科长、库藏司司长，后来成为交通银行总稽核课主任的江苏淮安人周作民，曾任金城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多年。
金城银行的营业范围比较全面，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还兼办储蓄、信托、仓库及外汇业务。金城银行在全国重要商埠均设分支机构，业务发展迅速，从1927年到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在全国25家主要私营银行中所占比重，存款由8.71%上升到13.43％，放款由7.92%上升到13.05％。1934年和1936年两年的存款总额分别达到1.4亿元和1.8亿元，两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雄踞全国商业银行之冠，其中尤以对工业放款和投资多而著名。
金城银行从一开始就得到交通银行的支持，吸收军阀官僚大户的存款，经营股票、债券，扶植并投资于许多民族资本企业，自办通成公司。1921年金城银行与中南、盐业、大陆银行创办联合营业事务所，史称“北四行”。1923年6月又设立四行储蓄会，凡储户均为会员，不但实行保本保息，如有盈余，除提业务费用外，还按照一定比例给储户分红。四行储蓄会迅速成为当时国内银行界实力很强的一个组织，为此金城银行周作民被称为金融奇才，成为旧中国金融界颇有影响的人物。
四行储蓄会资金充裕，需要寻找出路，同时为纪念成立十周年，1931年开始筹建大楼。1933年前后其在上海市中心黄金地段派克路（今南京路、黄河路口）买进地产，耗资500万元，建造当时号称远东第一摩天高楼的国际饭店，曾称雄远东50年。四行储蓄会还在上海苏州河边光复路21号建造仓库，专门存放银行客户的抵押品及货物，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就发生在此。
传统特色是投资经营附属事业
抗战前，金城银行在华北、华东投资了太平保险公司、大中华造船厂，新裕纱厂、诚孚铁工厂，重点投资了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范旭东的永利实业公司等。这个经营方针，对银行来说是获得了利润，对社会来说是增加了生产。
卢作孚是四川人，被毛泽东称为“交通运输业不可忘记的人”。卢作孚扩大业务需要大笔资金，周作民表示愿意支持，卢作孚为此十分感激，以后双方多有合作，金城银行成为民生公司最大的股东。抗战时期，民生实业公司承担了川江航运的重任，不少船只用柴油作燃料，民生实业公司的船能在长江上游及川江一带继续航行，其中金城银行的资金支持可谓功不可没。卢作孚在1946年11月当选为金城银行董事，后来又改任常务董事。
范旭东是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近代中国实业界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1921年以后，永利和金城订立透支合同，最初透支金额只有10万元，后来逐年增加到60万元，这在当时是十分庞大的数字，对此天津金城银行的不少人很有意见。周作民坚持自己的主张，嘱津行照他的意见办，责任由他个人承担。周作民之所以敢冒这样大的风险支持范旭东，一方面出于对范旭东的了解，早年他们同在日本留学，彼此感情很好，回国后关系更趋密切，另一方面周作民对范旭东的人品十分佩服，认为范旭东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对人从不敷衍，守信用，因此对他的事业很有信心。周作民从永利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该公司的董事长，直到1955年在上海去世。同样范旭东也一贯支持周作民，当了多年的金城银行的监察人，直到1945年病逝。
文化建设可圈可点
金城银行创办同仁组织同德会，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开展文体活动，如组织体育比赛，建立图书馆、话剧队等，以增进同仁之间的感情。行方还邀请李健吾、黄佐临等指导话剧队表演，董浩云也常来观看排练和演出。
著名诗人王辛笛早年曾在金城银行供职多年，他与周作民是淮安同乡，担任周作民的文字秘书多年，起草文稿，教授行员英文，办理行内贫寒子弟奖学金，开展职工文娱活动等，是周作民倚重之人。
20世纪40年代物价飞涨，一些热心办出版的朋友常常入不敷出，王辛笛借助金城银行信托部副经理的便利，通过银行办理贷款、调头寸，帮他们渡过难关。如曹辛之的星群出版社、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以及《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都得到过王辛笛的帮助。
曾任职《大公报》的潘际回忆：“战后，他那金城银行信托部襄理办公室常有上海一群文化人来往，谈大局，谈文艺。谁遇到经济困难，向他暗示一下，马上圆满解决。”
《清代文集》有八九百种之多，是坊间罕见之本，为防流失海外，郑振铎要王辛笛帮忙，但《清代文集》价格昂贵,一般人难以承受。王辛笛想到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周氏素重诺言，慷慨应允相助，将《清代文集》买下。解放后，周作民是第一个回到人民怀抱的“江浙财阀”，1955年病故后，其子女遵照遗嘱，将《清代文集》全部捐献给国家，周恩来总理在周作民的追悼会上送了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