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与停驻 自高雄、花莲一直到台北,为了升学、求职,或其他因素而历经十年来多达十七次的搬迁,此刻,凌性杰闲适地坐在眼前,对这样于生命中一再上演的迁徙剧目,居然也只是几句话淡淡带过,左手边是默默流走的淡水河,颜色仿佛流过他花莲住屋窗外的太平洋,碧郁黑蓝。
花莲地处较为偏僻少人烟的后山,谈到花莲,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杨牧、陈黎等花莲诗人,前者《俯视――立雾溪一九八三》与后者《车过木瓜溪》,以及其他以花莲为题的文本,恐怕是不少爱好文学者对花莲最初的认知。对这样一块可将文本兼并着当地图使用的土地,凌性杰并不对此处孕育过许多著名诗人特别感觉讶异,因为以他自身在花莲的经验来说,确实就是舒适、美丽而适于写作的。当生活步调一缓慢,精神心灵自然也跟着平静下来,写作的氛围和节奏自然也会有所改变,加上近年来陈黎等诗人大力推动许多艺文活动,例如每年端午举行的松园诗歌月、秋末的太平洋诗歌节等,也促使花莲一带的人文气息蓬勃发展。
这是一块饱含诗的质地的陆块,以他自己为例,他是去了花莲任教以后,才真正和海产生较为深层的联系,高雄虽然也临海,但毕竟相隔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而花莲的海触手可及:“因为家就住在海边嘛,课堂上发考卷下去给学生写的时候,我自己就望着窗外的太平洋发呆呀!”而在潮汐的涨与退之间,诗中也慢慢浮现许多以海为首的词汇与意象。
至于台北,则又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风景。台北因为人口稠密,小小一个盆地处处都壅塞着车辆与人群,人际关系自然不若花莲来的紧密,独自走在捷运站里、从超市一架紧邻着另一架的商品架上取下所需的日用品……随时都可以轻易隐身于人群之中。适度的拉开距离反而得以使人保留些许空间,获取一点喘息的可能,然而相对来说,因为空间狭小,东海岸那样得以恣意舒展游走的山路与海湾,不可避免会一一被汹涌的人潮店家所取代,毕竟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当中,一切土地都必须做最为经济的打算,虽然他在台北的落脚处已非常郊区了,但作品大概会开始试着处理不同于虫鱼鸟兽的题材。
当打包装箱、从这一处搬到另一处几乎成为生活中的惯性后,是否会对家乡或家这样的概念渐渐有所动摇呢?凌性杰答以不会,他其实很确定什么样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在搬家的同时,他能抛下疲惫懒怠、重新审视自我。其中几个较有情感认同的地方,比如花莲,房子根本不只是单纯一个居所而已,更是一个被自己身体所充满的空间,买卖房子这个过程简直像完整历经过一场恋爱,肉体未老,心境却衰。
而出生地高雄,远比其他城市更具备复杂的情感,在一次次可能发现新气象的转换变动之间,凌性杰说他仍对高雄保有某种乡愁感,即使不会在那里居住工作,但心中永远有一块角落和高雄默默相关,彼此吸引牵附着……为此,他近年来写了不少和高雄相关的诗作,可能对别人没有太大意义,但那全是他自己相当偏爱的作品。
独饮与同歌
至于阅读和写作,凌性杰说:“我几乎什么东西都看,只要是新奇的东西我都很有兴趣。”虽然如此,占其中最大宗的大约还是纯文学,自高中以来他就是九歌、尔雅、洪范等几个出版社的忠实读者了,这些书籍一一成为他年少时创作的养料。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刻意的,当诗写出来有过多的押韵时,我会作稍微的调整以免太像流行音乐,音乐性和音乐的偏好恐怕有相当的关连,例如听古典音乐的诗人和爱听流行乐的,恐怕在声音的结构上的处理会不太相同。”写作行文难免会遇到节奏的问题,这节奏与音乐性和一个人的讲话、断句有关,更深刻地说,可能和一个人的内在气质、性情相关,一个讲话简洁的人在用字、断句的选择上,和讲话较为?唆的人必然相去甚远,这习惯在诗中最容易被察觉,在散文书写的行进当中恐怕也会有所影响,如果说这之外还有什么变因,大概就是音乐品位的差异了。
凌性杰诗中的音乐性和节奏感用得是出色的好,例如:“全世界飘落的雨/没有哪里可以去也是欢喜/在属于我们的居所我安然/收整一季冬衣,除去多余的/湿气。细小事物各有安置/炉火升起我们的一夜又一夜/我的厨艺还要充分练习。”这是《让我带你走》中如歌如咏如行板的调子。另一首为祖父守灵而作的诗中,他也以他独有的旋律带出忧伤的氛围:“你有你的帆、你的风向/你想不想念我最后为你铺的/床单,上面还沾着我的手汗/你再也没有什么好担心,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对自己在这部分精密细致的感知和运用,凌性杰这么解释:“在处理那些诗的声音时,我会尽量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好让流行乐的音响不要变得太大,但其实我也并不排斥,流行音乐仍然有它很动人的地方。”
这是他对纯文学的小众困境所尝试的挽回吗?在阅读这些纯文学作品的同时,和许多作家一样,他对纯文学时常给予人的独饮苦闷形象不免也有所感发。凌性杰以为当我们太强调文学教养时,其实很容易流失许多好玩的、好看的东西,他自己就很想将自己的作品以更新奇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大众,例如制成唱片等等,也许透过不同的媒介,能吸引不同群众的注意力,进而入吾诗中。
以同歌的欢畅代替独饮的自苦,纵使是否真能成功尚未分晓,但毕竟提供了一个转换的可能。然而早在很久以前,他便和一些雄中校刊社的毕业成员们联合起来,将一些高中时代所写下的诗文结集出版,那即是《扩张的盛夏/雄青十年诗文选集》和《狂草时期》,起初单纯只是纪念的意思,所选篇章均为当年在雄中校刊上发表的旧作,对国、高中生而言不至于太难懂,没想到反应居然出奇热烈,于是便开始认真地出诗集,例如陈隽弘《面对》、凌性杰自己的诗集《解释学的春天》、林达阳《虚构的海》等……虽然是小众出版,但在出这些诗集的同时,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读者在哪里,心情上会特别感到亲切可爱,这快乐如此鲜明纯粹,以至例如之后由高雄文化局补助出版的新诗集《海誓》,他也觉得应该在松涛文社出版,纵使有在更大的出版社出版的机会,可能也取代不了在松涛出版的意义。
是什么让他们生出编纂此一文集的勇气,并且还能赢得许多人的认同?除了以青春鲜恣狂放的意气作为凭恃,大约就是人们年少时代对文学的理想和热情了?“我常常想,应该没有一个学校的校刊社能像我们这样,对文学的概念这么强,直到现在雄中有什么活动我们都还是会回去……到底是怎样的因素能让我们一直保有这么亲密的距离呢?”凌性杰低声喃喃自问,在这么久以后,仍然不得不为此感觉讶然。
仰望与俯视
谈起时下的年轻人,这位出身于师范体系的诗人以为世代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他的建中学生在近一期的建青上便以三十年代台湾的变化为题,其中提到以前的学生身处还有学运的世代,周围的政治风气和学校生活都非常封闭而不民主。例如凌性杰自己以前虽然身处保守的师范体系,其中对主流价值与非主流价值之别有明确的分界,只是,他仍以为这未必也完全不容许反叛,他自己便很常挑战讲台上那必须仰望的权威:“我曾去修了家政系的课,老师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期中报告我就交了一篇虚构的散文,里面写我淫乱的私生活、对家庭的痛恨与纠葛……”只是,当他站上讲台,俯视台下一双双瞪着他的眼睛,他们之中,真有人知道自己要打倒的敌人是谁吗?
不同于花莲中学有较沉重的升学压力,如今他在建中任教,建中校方蛮鼓励学生们做和课业不太有直接关联的事情,因此,老师也得以拥有较多自由,例如他自己就举办了诗歌朗诵,更计划之后要在建中发起诗歌月的活动……诸如此类,摆脱掉教条的束缚,他坦言相当令人愉悦。敌人并未消失,但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过怎样的生活,只好转以网络游戏等管道作为麻痹。时常在凝视、接触这群少男的时候,他一面观察这些少男们的举动,一面回想自己的青春期经历。那时候的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呢?好像自己也在这一次次的凝视中重返了青春期一样。
凌性杰说,现在写作的孩子似乎比起以前更在乎他人的眼光,而并不只是单纯觉得写作就只是一件可供自娱的事情。如果他们有能力去处理生活上所遭遇的问题后,也许就能写出真正的自我,但他们是否还在乎这个议题呢?对此,凌性杰以为,即使是电动也好,但是否还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有足够的热情,能够持续一辈子,甚至能因此而认清自己的理想呢?
对十五年前的他而言,答案是写作,写作过程中相识相交同侪也给他带来极大的鼓舞,很多现在成为作家的朋友,早在以前参加全国学生文学营时便相识了。这十五年之间,可能其中一些事改变了,甚至一些当初立定决心不会离开的人,到了最后,也都空出他们的位置了,但总还剩下一些什么始终支撑着他,促使他不断去寻找新的旅行和住居、新的语言、新的敌人……等等各种可能的转换,并在一次次的转换中,重新发现不同的解释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