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晓阳,女,于1993年7月生于河南新乡。拥有和夏天一样热情的性格,喜欢笑,喜欢旅游,喜欢随性地生活。现就读于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多次获国家级文学奖项。发表作品数十万字。曾作为“90后”代表作家录制湖南卫视大型功德礼仪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文学少年”专题。
1929是一辆车,白色的面包出租车,奔波于90年代小城的大街暗巷,我们家对它具有一半的利润分红;1904也是一辆车,红色的面包出租车,诞生于1929之后,唯一与其不同的是,老爸对它具有全部的使用权。两辆车为我们家卖命多年,最终以不同的形式淹没在了轿车的尾线中,成为一个喧哗时代没落而出的印记。
1929
我不知道1929是从哪一年开始奔腾在泥泞的街道上的,从我见到它那一刻起,它对我而言更像是一种神圣的信仰。我甚至不知道我即将成为它的主人,同时它也带给我一个父亲。
它是我爸和别人合伙买下来的车,每人轮流跑一个礼拜。每周五是交车的日子,那个时候在小城里能够拥有一辆出租车就像如今开着奔驰上街一样神气,小小的虚荣心总是能够瞬间被它填满。同学们每每看到我坐着白色的面包车上学,眼底总是荡漾着一种无法隐藏的艳羡。而我,就在众人有些夸张的注视下,得意洋洋地从车上跳下,跟车里的爸爸挥挥手,而后和她们一起跑进教室。
车里坐的,是我的继父,在我6岁时闯进我生命的男人,车子真正的主人。
那时候的他还很年轻,一笑起来嘴角泛起的窝陷透露着让人心安的朴实,他带着一个女儿,那个胖胖的有些邋遢的女孩子就是后来我的姐姐。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婚,也不知道他和母亲究竟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但是我却明白,自我5岁时见到那个和我拥有同样基因的男人最后一面,他便像幽灵一样人间蒸发,完全从我的生命和生活中消失,走得坚定决绝,把我最后一丝仅存的幻想一并掐碎。风中残痕飘出了很久,直到我渐渐淡忘。但是母亲不能,她需要一个人和她共同撑起这个支离破碎的家,给我一个并不残缺的成长背景。
所以他们结合,为了我,为了那个胖胖的女孩,我的姐姐。
记得某天晚上妈妈下班回家,神秘地告诉我晚上会有一个叔叔请我们吃饭。我坐在床上安静地拼着积木,完全没有把这句话当成一种默声的暗示。我的反应让她有点高兴,因为显然我不排斥。但是事实是,我的重点落在吃饭而不是请客的人。
后来就听到一个陌生的男音在楼下大声呼喊着妈妈的名字,外公坐在掉色的沙发上安静地看着电视,外婆在外面走廊的煤火上煮着弥漫着淡淡香气的米粥。在那个只有27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我茫然地听着楼下带着期待的呼喊,而后母亲应了一声,帮我整了整凌乱的发梢,拉着我出了门。筒子楼的走廊并不是很长,可是那一天我却觉得走了很久。
记忆中那个男人穿着一件干干静静的咖啡色夹克,个子有点低,在我们出现的瞬间一把拉开面包车的门,“刺啦”一声车门划过轨迹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那时候的面包车后面设计得很奇怪,前排只有一个单座孤零零地立在左侧,后面是一排长椅。我坐在前面的单座上,呆呆地往外看,对面小卖铺里有个小男孩因为偷了一块橡皮一样大小的削笔器,被店主掂着扔出了店门,他固执地从地上爬起来,朝屋里啐了一口唾沫,然后顽皮地跑掉了。
我呆呆地看着,甚至没有注意到车子已经慢慢起火,然后离开。
叔叔带来的胖胖的女孩子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她穿着一件简单的黄色衣服,短发乖巧地匍匐在她的耳际。妈妈和叔叔好像都很开心,我好像没有见过妈妈那样的笑容,心底掠过一丝不安,又马上被自己抹杀在脱口的瞬间。
我沉默地坐着,好像在那种诡异的气氛下,缄默是最好的出口。
吃饭的地点是一家有名的红焖连锁店,我们找了一个并不很起眼的四人桌坐下,接着便开始了这顿意味深长的晚餐。我对火锅并无多大兴趣,倒是那个女孩不停地吃着,我小心地趴在妈妈耳边问:“她是不是没吃过这些东西呀?”妈妈瞪了我一眼,不作声。
叔叔一直讨好似的跟我聊天,我礼貌地回应着,却从来没想过这种看似亲昵的举动背后的深意。谈话内容大都已经忘记,只是记得在最后离场的时候桌子上多出了一瓶芒果汁,叔叔执意要我带走,妈妈却要姐姐带去,我们都推辞地笑着,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小小年纪的虚伪尽显无疑。至于那瓶果汁最后的归宿,我已经记不起来了,问妈妈也是一样,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恒久的家庭式谜团。
那次吃饭后生活悄无生息地发生着星星点点的变化,我和那辆白色的面包车渐渐熟悉了起来,尤其是和驾驶座上那个瘦瘦的身影。他时常会到外婆家来拿着我的故事书给我一页页不厌其烦地讲着,直到后来变成了一种固有的频率,每当楼下响起车子尖锐的喇叭声,我便兴奋地跑去开门。即便是这个时候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男人正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逐渐闯进我的生命,彼时的他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很和蔼很善良的叔叔,就像一直很疼我的姨夫一样。
妈妈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总是陪在我身边,终于有一次她下夜班后再次习惯性地出门,我本能地追上去,在楼梯上大叫不要她离开。她站在那里,表情有些难掩的纠结,告诉我那天一起吃饭的姐姐独自在家,没有人给她做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还是不肯答应,就像是自家的妈妈被别人凭空分去了一样。最终她无奈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牵着我一并出了门。
这便是我第一次走进那个陌生的家门,一排破败平房中一间小小的屋子,那个女孩当时并不在家。母亲习惯性地淘米做饭,看似熟悉的举动让我有说不出的落寞。母亲应该是经常做这些的吧!在这里,为那个胖胖的样子有些邋遢的女孩子。
我把所有的不满放在心底,默默地看着她忙乱的身影。因为叔叔工作忙的关系,他们家早早就添置了电饭锅。我回想着外婆用大大的蒸馍锅蒸米饭的场景,细细地摩挲着这个尤物泛着些油渍的外壳,第一次对这个家产生了一丝莫名的好奇。然而天不逢时,焖米饭的时候电饭锅闹了个大情绪,于是只得由我按着那个小小的按钮,一直从将米放进去按到空气中弥漫着扑鼻而来的米香。
中午叔叔收车回家,看到我显然洋溢着一种充溢而出的惊喜,我礼貌地对他笑笑便不再说话。坦白说当时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个胖胖的女孩子,不是因为她的出现严重威胁了我在母亲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位置,而是因为她邋遢的样子和说话不经大脑的个性让我着实无法产生什么姐妹间应有的好感,况且彼时的我并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和她成为别人眼中关系亲昵的姐妹。
终于有一天,妈妈成为了叔叔美丽的新娘,我也成为了1929新的主人之一。对于新的家庭我的反应很漠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心情来面对生活骤然的急转弯。虽然对我来说现实并无发生多大变化,我还是一样被寄居在外婆家读学前班,而后读完整个小学。日子就这样在指缝间悄悄溜走,关于叫一个男人“爸爸”的那种欣喜和羞赧就在匆匆逝去的烛光中变作一团有些干枯的草痕,一把火就可以燃尽所有复杂的衍生。
我知道妈妈过得并不好,她和爸爸带着姐姐在离小城市区很远的一个工业基地的生活区生活。那是充溢着我幼儿园三年数不清的成长的地方,但是现在却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和外婆外公生活在那间2 7平方米的两间房子里。我一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能狠得下心把我扔在年迈的外祖父母身边,尽管这里有疼我的小姨,外婆无微不至的照顾,外公像变魔术一样变出所有我想要的东西,却无一例外让我感到一丝别样的空虚。尤其是开家长会的时候,我总是顶着一个高高的马尾坐在一片闪烁着皱纹的人头之中,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孤独地记下老师的要点。
莫名的委屈,至少姐姐开家长会的时候,总有人会去,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而且我讨厌,每次老师问起谁的家长无法到场,我都必须昂扬地举手然后面对周围一片唏嘘的目光。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虚荣里隐藏着多少难以言状的自尊,谁都不知道。
印象中一年级有一次爸爸答应了给我开家长会,我因此而兴奋了许久,像是心里面压抑已久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家长会当天我站在厂办学校的大门口不住地张望着,远远地看到一个小白点便兴奋不已,震颤的心被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揪起又重重地砸下,我终于选择了放弃,一个人落寞地回到窄窄的操场上,和同学一起开心地游戏,尽管心里纠结着别样的委屈,愤怒,甚至是恨。
“哎,XXX,你家长到底来了没啊?”
“废话。”
我想说的是“当然没来啊”,但是话一出口的感觉便像是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我不想再解释或是辩解,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再一次被忽视被欺骗,我讨厌这个家庭,因为它给我的除了属于孩提阶段的空白别无其他。
家长会结束的人流冲散了周围迸射的笑脸,我从墙角捡起书包一个人落寞地走出校门。突然间1929有些疲惫的身躯浮现在视网膜上,我近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爸爸从车后挪过身来擦着前面的玻璃,我激动地问他:“你刚才去了吗?”他点点头,我就好像得到了世界般惊喜,刚才拼命抑制在心底的愤恨不平,全部化作了夕阳斑斓的晕脚爬在1929帅气的身子上,我在同学的注目下钻进车里,潇洒地冲他们摆摆手,一个女孩子小小的虚荣心就这样轻易画上了一个浅薄的句号。
后来从外婆和小姨的嘴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母亲现在的生活。我每周五晚上会被爸爸用1929接到妈妈身边,在那里我自己也能感受到那个女孩子有些幼稚的不友好。她的亲妈不断唆使着她回家找麻烦,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问题,妈妈明显憔悴了许多,她像是在抗争着,和一种幼稚的简单的思维抗争,虽然这种思维在我的观念里就是一傻子的想法,但是当事人终归是没有看客那么明晰。
后来在一次午餐中母亲提到要把我接回身边上学,那时候我一年级,姐姐五年级,再有一年即将毕业,作为厂职工我就可以不用再交高价入学费。当时我的年纪虽然小,却已经经历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波澜,对很多事情都相当敏感。听到母亲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极度挣扎,我固执地认为母亲把我丢在外婆身边只是因为不想交高价费!多幼稚多可笑的想法,但是我却虔诚地相信着,就像信奉天主教的人相信耶稣会永远守护他们一样至死不疑。
而事实是我在当时念书的小学也属于计划外的借读生,每学期要交好几百块的借读费用。那个时候借读生在同学眼里总是一个很奇怪很无法融入的群体,每个班都有一两个“不幸的”借读生,无端被那些同在一个厂子校上学的子弟们暗中排挤着。我就是那不幸者中的一个,只是我在学校受的委屈几乎没人知道,我不想以近乎同情的方式被安排转学或是其他,更不想在那个胖胖的女孩不断寻衅滋事之后成为母亲新的累赘或是负担。我茫然地忍受着,一年级时就学会了自己交费,自己开收据,自己做好多好多同龄人根本不需要打理的事情,还要拼命学习,要让远方的父母知道,没有他们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这样卑微而单纯的想法更近乎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无奈的是当时的我年纪太小,许多事情无法选择,除了坦然面对很难找到更好的出口。
于是在那个幼稚单纯的眼眸里,乳白色的有些掉漆的1929就成了最好的寄托,可以用别人垂涎的眼神安抚我忙乱纠结的内心。
但是1929并不完全属于我们,它每隔一个礼拜便会消失一次。我从没陪着爸爸去交车,我不想看到另一个陌生的男人接过钥匙,得意洋洋地坐到驾驶座上的场景。直到有一次,周五,爸爸没有交车,因为临近的小镇上要放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近乎所有的市民都挤着破败脏乱的中型公交车赶到那里去看烟火。1929带着我们一家,穿梭在公交车颓然的倩影中,我和姐姐顺着明净的窗户往外看,就看到小小的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乘客,前胸贴后背的样子很滑稽,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而来的优越感。
很遗憾,驱车一个多小时后被告知,烟花秀临时取消,要在明晚才会上映。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充溢着我的脑子,那就是明天无论如何1929都不能陪着我们来观礼了,我有些落寞,有些难过,但是却只能默默接受。尽管爸爸一再承诺明晚一定会带着我们去看绚烂的烟花,在浅浮着的星空下炸出无数怪诞的形状,但是想到公交车上人头攒动的场面,我委屈地眼泪都快要落下来。可是我没有,我只是懂事地点点头,然后眼睛看着窗外。沉默,沉默。
第二天的烟花表演我依然准时到场,只是身边的人不是爸爸,而是小姨。至于怎么去的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总之小姨没有把我像其他大人对待自家小孩一样硬塞上公交车,以至于我到了那里后才发现人流的恐怖。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爸爸带着姐姐,小姨问我愿意跟着谁一起玩,我扯着她的衣袖一直没有松开。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个家还是充溢着无法摆脱的生疏感,而一直看着我长大的小姨,相比来说再让人信任不过了。记忆中小姨把我拉上了一个卡车,在车顶高人一截地欣赏着烟花肆意的壮丽,让人惊颤,让人折服。
烟花晚会之后1929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被告知,彻底与那个乳白色车子脱离了最后一丝瓜葛,爸爸和它的另一个主人商议后把它卖了,卖给谁我不知道,总之是再也见不到它了。之后的某一天里,我和好朋友在外婆家的大院门口玩“跳天堂”,远远地看到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信号灯闪过的瞬间冲过来,我下意识地追寻着它匆匆的背影,“1929”四个号码闪烁在眼底,居然差点带出了眼泪。
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关于它的点滴印象越来越模糊,就像它从未出现过一样。
1904
几乎是在1929消失的同时,1904便取代了它的位置。它的内部结构与1929完全一样,或者说那个时代所有的面包车构造都完全一样,所以给了我一种特别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唯一不同的是,1904的颜色不是乳白,是红色,大红大红,红到发紫。
1904是爸爸用卖掉1929分到的钱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外表全然没有1929般神气。但是它却讨得了我们家所有人的喜欢,因为它是我们的车,完完全全属于我们。
1904出现的时候,小城的出租车格局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蓦然间许多长相酷似小轿车的“轿的”横空出世,悄然占据着出租车行业微薄的市场。1904在这种莫名兴起的变化中越来越卑微,全然没有了1929时代的帅气,不过它还是尽心地为我们家努力地奔跑着,尽管身躯在整个大社会的背景下越发沧桑与渺小,但是它对我们家来说,还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每个星期五晚上,爸爸还是站在外婆家的筒子楼楼下,高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接到妈妈身边。彼时的我已经渐渐长大,小时候的偏执与狭隘被时光冲刷得渐渐模糊,这个时候我不过三四年级,对一切事物刚刚产生了些许自己的认知,更愿意安静而简单地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所以每当爸爸站在1904旁边仰着头向着四楼呼喊的时候,我常常是从隔壁的好朋友家里探个小脑袋出来,用尖厉的声音回答:“我这个星期不回去!”
爸爸没有走,在原地来回踱步,用近乎恳求的商量语气跟我一再商讨着:
“乖,你妈想你了呢!”
“那我也不回去!”
爸爸显得有些为难,尴尬又执著地立在原地,楼下八卦好事的老婆子们用诧异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像是挖到了一个新鲜的爆点,尽管在我眼里这个点一点都不爆。终于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主意,事实上他也成功了,因为在他挖下坑之后,我就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
“这样吧,以后你跟我回去一次,我就给你一块钱!”
“真的吗?”
“爸骗你干啥!”
于是我就开心地跟外公外婆摆摆手跑下了楼。一块钱,对一个只有三年级的小孩子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至少可以在门口的小卖部里摸奖十次,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中一张让人望尘莫及的沙画。
我远远地便伸出了手,爸爸笑了,他既然能把我骗下来,就一样能把我拐走。他搪塞着我,连哄带骗地把我弄上车,接着自己坐在驾驶座上,一踩油门我便连后悔的权利都被无情剥夺。一路上爸爸总是走走停停,看到在公交站牌等车的人便会摇下窗户,用标准的河南方言问:
“北站,走不走,一人两块。”
那时候市里公交车的价格还没统一,坐车大概也是这个价钱,很多人听后便笑眯眯地钻进车里,笑言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但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却总是很排斥这种“带人行为”,好像自己独立的空间被人强行侵占,搞得我总是在陌生人钻进车子的瞬间撇撇嘴抗议:
“下次能不能不带人了?”
“妞,咱俩回去也是回去,多带个人还能多挣两块钱,不好?”
我没有再说话,因为我知道什么事情一牵扯到钱,我便因为自己的儿童身份被彻底剥夺了发言的权利,况且这件事情如果被妈妈知道了,大概又会狠狠瞪我一眼,正告我以后只准好好学习,不要多管大人的闲事。那个时候虽然脑袋不大却也能分得清孰轻孰重,下次上人时便默默看着窗外漆黑的稻田不再作声。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尽管自己不喜欢,但是比起妈妈皱眉头的样子,还是选择了缄默。
一来二去,倒也习惯了每次回家时爸爸的这种行为,遇到心里不服气时,就干巴巴地想着他承诺给我的一块钱,事实上从定下这种约定开始他从来没有付过我一分钱,总是推脱着“下周一起给”,我算一算,已经累积了十块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尽管心里不停算计着要买这个买那个,我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个财迷。
终于有一天我把这个幼稚的约定告诉了妈妈,印象中她笑了很久,便承诺要帮我“讨债”。那天傍晚我趴在窗台上痴痴地等,等着那辆枣红色面包车停在门口那座楼前的空地上。那个时候我们家住的是三间屋子的平房,屋里连个厕所都没有。每当晚上姐姐想要上厕所时,总是把我从床上拽起来,站在公共厕所门口陪她。夜很黑,院子里没有一个人,萧瑟的月光洒在头顶,透露着无法弥解的寒意。我一个人静立在门口,风侵蚀着脆弱的身体,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喷嚏,突如其来的声响把里面的人吓了一跳。接着姐姐慌乱地跑出来,拽着我的肩膀一路冲回家。
第二天妈妈果然兑现了承诺,当众要求爸爸兑现给我十块人民币。我热切的等待着,思忖着等到钱一到手,就要到平房院门口的铺子里去买两块钱一张的沙画,姐姐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也盯上了我即将到手的十块钱,要求我买一个给她。我们用一种极度渴求的眼神盯着眼前的男人,直到他转身,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哗啦啦”往我手里倒了一把硬币。我兴奋地慢慢把钱转移到饭桌上,却发现几乎全是一毛,我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数着,数到第二十一个便到了尽头。
两块一,我无奈地看着妈妈,1904的驾驶员早已趁着我数钱的空挡,一踩油门开离了小院,留下一片旋转上扬的尘土在空中忸怩了好久好久。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连这区区两块一毛钱都被妈妈严格镇守,不管买什么一定要经她同意。我嘟了嘟嘴,把桌上的一摊硬币一个一个塞进口袋,强迫自己知足。
之后父母便开始打算到市区买房子,因为眼看姐姐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按片区分的中学实在没什么前途。我傻傻地以为从此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无奈最终决定买房子的地方离我就读的小学太远,只得作罢。
那个时候的我对那个家庭已经没有多少的期待,只是一种很淡然的感情。时光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带走某些东西,在你浑然不知的状况下把所有阴云热情散射地烟消云散。但是有一个事实摆在眼前,在家里没有储蓄的情况下如果想买房子,只有一个选择,卖掉1904。
其实卖车的决定作出后父母只是象征性地通知了我一下,毕竟我在家里的发言权近乎为零。即使我反对,即使我说对这辆大红大红的面包车有多么多么不舍,终究也是无济于事,那我干脆就省下那些凋零的口水,安静地与它道别。
记得最后一次坐1904时,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断翻腾着眼前各种各样的搁置文件之类的小箱子,甚至特意摸了摸头顶那一本用夹子夹起来的发票,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是做什么用的,只是记得每当别人喊“撕票”,爸爸便伸手把那个本本取下来撕下一张或者几张递过去。我猜想那个本本一定很神奇,但是我不知道它也可以换钱,或者说叫公职报销。
透过窗子看着窗外,我甚至怀疑这辈子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坐在出租车里,享受着风景倒退的感觉。显然我的想法很幼稚,不过当时的出租市场已被小轿车占据了半壁江山,要想在茫茫车流中轻易拦到一辆面包车居然成了一种奢望。但是现在我还有机会,可以坐在空落落的面包车里听着“刺刺拉拉”有些盎然的广播。这种感觉在很久之后依然被我深深缅怀。
1904要走了,离开我们,它会有新的主人,也会有新的使命,它依然会奋力地向前跑着,只是不再是为了某个我熟悉的人。买1904的人居住地离外婆家不远,妈妈于是开玩笑说:“说不定你哪天去老公园放风筝的时候还能看到1904的残影。”我当然只把此当成了一句只可信其有的玩笑话,但是没想到有一天会变成事实。
在1904离开后的一段日子里,阳光越发明媚,春天散发着让人迷恋的生命味道。我想起了妈妈说过的话,于是央求正在睡觉的爸爸带我去放风筝。我想在风筝飞上天际的时候许一个愿望,希望1904可以永远记得我,就像1929离去的时候一样。但是爸爸只是很不耐烦地摆摆手,翻个身接着沉沉睡去,我有些无奈,锲而不舍地摇晃着他。他终于妥协,不是带我去放风筝,而是从裤兜里翻出了五块钱递给姐姐,让她带我去买沙画。姐姐拿着钱,兴奋地拽着我跑掉了。我也很开心,毕竟也是自己期待了好久的事情,瞬间就把放风筝见1904的冥想给忘了。
我和姐姐在那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卖铺里挑挑选选,足足挑了十几分钟,才满意地付钱。那个时候的孩子,活得总是很简单,一个小小的恩赐便被牢牢捧在心上,就像如今随处可见的沙画都是罕世稀奇的宝贝。我和姐姐小心翼翼地撕掉上面的黄纸,拿着颗粒状的沙子在上面一点点播撒着,像是在完成一件旷世奇作。爸爸醒了之后我们冲过去拿给他看,他只是淡淡地笑了,当了十几年的司机后突然失去了爱车,恐怕那份难以言状的苦远不是一张沙画就可以填满的。
几年后的春天,父母终于答应带我去放风筝,我开心地近乎要跳起来。在卫河浑浊的岸边上,爸爸把风筝高高举起,然后一个箭步跑开,风筝便扬起身子渐渐飞远。风很大,阳光很好,洒在眼皮上浅浅地跳跃着,让人产生一种微醉的迷恋。风筝渐渐飞远,手里的线箍也越来越单薄,爸爸拉着风筝缓缓地跑着,一直跑到了河堤上一个突兀的桥头。
转身,一辆大红大红的面包车停在一个破旧的车库里。我大叫着,呼唤着越来越远的爸爸和身边的妈妈:
“1904!”
顺着我惊喜的叫声,他们同时转身,淡漠地笑了。一辆带着空调的小轿车嚣张地隔断了我赤诚的视线,此时的1904大概早已退役成为风逝岁月中残存的一个点。它老了,老到大红大红的身躯褪了皮,老到后面的保险杠一端重重地摔在地上。它对我来说,不只是一辆车,而是曾经一位年轻时为我们家卖命多年的故人,是我们无法泯灭的家人。
呆呆地看着,一直看到风筝飞远。爸爸呼唤着我的小名,妈妈拽着我的手随着风在闪着钻石色的天际下奔跑。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可是1904却孤零零地躺在颓圮的车库里,默默走向生命的终结。
或许下次看到它时,它会变成一堆废铁,很难说呢!
这便是我对1904最后的记忆。直到某天,闹世尘嚣中再也看不到面包出租车的身影,我对它最后的一丝记忆,都随着时光的烙印融化在冰冷的旧迹中了。
前几天一个同爱写作的小女孩打电话邀请我去她所居住的城市游玩,因为春运买不到票的关系我婉言谢绝了她。电话那头传来有些稚嫩的声音:
“从你家到郑州开高速不也就一个小时嘛!”
“不好意思,我家没车”。我有些怅然地回答,不是因为虚荣心在顷刻间迸发,而是因为想到了曾经熟悉的1929和1904。属于我们家的车,早已成为一个时代封存的倩影,在不断流失的汪洋中越潜越深,直到逐渐模糊,直到彻底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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