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深入推进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探索新经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2011年，党和国家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放在了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做好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部署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各地党委和政府如何落实中央部署，破题攻坚已成为当务之急。从2010年10月，中央政法委、原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确定全国35个市（地）、县（市、区）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到2011年底，这一年来，面对流动人口城镇化管理难、“两新组织”服务管理薄弱、特殊人群难以融入社会、社会治安难点热点不断出现等社会管理方面的几个难题各地始终把“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贯穿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全过程，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创新体制机制为保障，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明显成效。
各地坚持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作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来抓，高起点规划，项目化运作，制定了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施意见、方案或决定，明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方法步骤。
社会管理格局进一步明晰 齐抓共管合力初步形成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后，全国各地不断探索如何建立健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
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纷纷成立
发挥“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在各地的社会管理实践中都有所体现。2011年5月，为了将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党委领导”落到实处，广东省珠海市市委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中共珠海市委社会管理工作部”。而北京市较早前就组建了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组建后,加强了对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总体规划、重大方案、重要决策研究；加强了对社会管理工作的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形成了市委总揽全局,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个部门分工负责、各尽其职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同时,北京市还注意基层党组织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全市街乡建立社会工作党委,编织市、区、街乡和社区四级社会建设工作网络,初步形成了以党建为龙头的运行顺畅、机制健全、全面覆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网络,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目前，全国许多地方都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作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来抓，纷纷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正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列入“十二五”规划，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政府着力保民生强服务
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政府负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政府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做什么?怎么做?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探索的，也是老百姓盯得最紧的问题。目前，北京市医保制度覆盖1400多万人，低保制度实现城乡应保尽保，养老保险在全国率先实现全覆盖。“服务为先”不只是保障群众生活，北京市还着力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对群众的诉求及时办理、及时反馈。2011年1月至8月，全市群众信访总量、集体访同比均明显下降。北京在全市推行城市网格化、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通过健全信息化网络、基层工作网络、专业服务网络，加强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建立起集人、地、事、物、组织于一身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为群众提供便利化、精细化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得到群众的支持。
“枢纽型社会组织”模式广泛运用
在全国各地有关社会管理创新的文件或经验介绍中，总能看到这样一个新词语――“枢纽型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说法最早见于2008年9月25日北京市社会建设大会公布的“1+4”系列文件中。按照当时文件表述，“枢纽型社会组织”就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发展和服务中，能够起到枢纽作用的人民团体等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组织。在管理上，授权其承担业务主管的职责，对相关社会组织进行日常管理、提供集约式服务。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提出，无疑是北京市的一个创造。近年来，北京市积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作用，把各类社会组织服务管理纳入党和政府主导的工作体系。全市已认定22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实现对全市近3万家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全覆盖。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等方式，扶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承接政府职能转移。2010年，北京市投入资金5000万元,撬动社会资金上亿元,购买扶贫、济困、助残、养老、便民、利民等20类300多个公益性服务项目。建立健全劳动纠纷调解“六方联动”机制，强化各类组织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推动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如今，“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已被全国许多地方广泛接受，并运用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
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 公众参与渐成时代潮流
4年前，中国成功地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次体育盛事留给中国的不仅是奖牌，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宝贵经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引起北京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他们总结深化北京奥运经验，大力弘扬志愿者服务理念，积极搭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平台，推动志愿服务长效化、规范化、专业化。目前,北京市共有各类专业志愿服务队伍16支,注册志愿者超200万人。大力加强社区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机制建设，通过推动社区居民会议常务会、“四议两公开”以及社会民情日记等办法，组织动员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打牢加强社会管理的群众基础。该市投入资金60亿元，大力推进社区规范化建设，努力解决基层社区工作用房等问题，帮助基层党团组织广泛开展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工作，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带给基层群众，使广大群众享受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带来的实惠。
周永康曾指出:“公众参与主要是动员组织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遍布城乡大街小巷的‘红袖标’,就是群众广泛参与社会管理的生动实践。”有专家认为，在完善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目标可以说是与政府“共建共治”。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渐成时代潮流，公众与政府共建共治和谐社会的局面正在形成。
基层化解社会矛盾机制不断推陈出新
一年来，基层化解社会矛盾机制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各地不断健全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大排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调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力量，逐渐形成依靠基层党政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共同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同时，各地不断探索实践用动态的稳定观来认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用健全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调处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四川省遂宁市实施了一项名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制度，按照该制度设计，对于拟评估的重大事项应向涉及直接利益群体公开信息，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多方收集合法性、合理性、安全性、可行性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深入了解群众对评估事项的满意度、支持度、信心度和媒体的评价度，注意掌握倾向性问题和典型诉求。
遂宁市的这项制度，其政策和法律依据来自于四川省从2010年12月1日起实施的《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按照该办法的要求，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坚持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四川省在这种预警的基础上，还延伸建立了社情民意调查机制、矛盾纠纷滚动排查机制，收集、调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针对社会矛盾多元化、复杂化等新特点、新趋势，四川省还全面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套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颇具特色的是，在这三种调解中，该省着力突破行政调解，并将行政调解作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建立各级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新机制。
需要进一步拓宽诉求表达渠道
在多名专家看来，要真正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除了针对矛盾纠纷本身的排查、预警、调处机制外，其他机制也需同步完善。而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被视为是其中的关键，因为大多数矛盾由小变大，都是因为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所造成的。
在保障和拓宽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上，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注意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信访权利，对群众来访坚持文明接待，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办理。经过多部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各地“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正在逐步形成。而除了传统的代表代言、信访等形式得到发展外，诸如听证会、官员上网、官方微博、公民参与立法等新形式诉求表达机制也不断得到拓展。根据中央相关精神，新拓宽的表达渠道，若被实践检验为科学有效，将和现有制度资源一样被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
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对各级党委、政府而言，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而各地涌现出的社会管理创新经验，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不管亮点有多少，有一大经验是最根本的，那就是要在法治轨道上破解社会管理问题。
社区自律协会用章程定纷止争
在湖南省长沙市，“五老协会”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称。这些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退伍军人，对村庄和社区的日常社会秩序、道德教育等社会事务进行自我管理，使村和社区干部能够腾出精力抓大事。群众把这种自治形象地概括为“两委负总责，协会当骨干，村民搞自治，群众做主人”。
而在长沙市开福区王家垅，这个只有6020名居民的社区里，竟然有着老妈妈协会、麻将自律协会、宠物豢养自律协会等10个由居民自己通过“海选”成立并管理的协会，订立了《麻将馆自治公约》、《饲养宠物公约》、《门店经营公约》等20多项自律性公约，会长均由社区“五老”人员担任，各协会理事102人，其中“五老”68人。通过群众自治协会工作，完善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功能，社区居民的事务由被动“他管”变为居民主动“自管”。目前，此项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并在东风路街道其他8个社区全面推广。“居民的事居民定、大家的事大家办、自己的领导自己选、自己的规矩自己定。将社会管理创新纳入法制化轨道的精髓之一,就是将管理居民事务的权力还权于民,而政府要做的,是扶持与引导”。
把管理和服务结合起来
一段时间以来，在积极探索创新社会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方面，很多地方取得了好的经验和效果，但也有一些地方的社会管理措施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和质疑，这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把管理和服务对立了起来。实践证明，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理念，才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基于这一理念，湖南自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工作以来，处处以民生为先：在长沙，如果你发现街头发生一起纠纷，民警正在处理，数小时后，你上网时就会不经意地发现，警方的官方微博已经公开了这起纠纷的处理结果，且图文并茂；在益阳，有家特殊涉毒人员收治中心，既是看守所又是医院，既治病又起到关押作用。此举破解了特殊涉毒人员管理难这个全国性难题；此外，近年来，湖南省还在农村重点推广“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公司运作、统一管理”的“溆浦经验”，大力发展农村公交，逐步解决农民和农村学生出行难、出行不安全的问题。为了保证社会管理创新服务于民，湖南省进一步提高法治化程度。2011年，湖南省先后出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纲要》、《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
全力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
在《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出台前，湖南省已接连颁布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这一系列被统称为“两规定六办法”的地方政府规章的出台和实施，使湖南的依法行政工作实现了重大突破，产生了广泛影响。
湖南经验充分表明,依靠法治建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湖南省整体法治建设大环境下，长沙市人民政府也公布了《长沙市社会管理法治化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根据纲要，长沙将全力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切合长沙实际的社会管理法治体系，形成机构健全、体系完整、责任明确、权责统一、资源和任务相匹配、共建共享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近年来，长沙市形成了“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纠纷化解主体协调互动”的社会管理法治化模式。根据纲要，长沙还将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机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机制、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社会诚信机制方面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社会矛盾防范、化解机制，增强政府运用法治手段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形成多种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由1982年的657万增加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61亿。推进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创新和均等化服务，是破除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时代呼唤。
居住证和出租屋联动管理
为实现对流动人口管理做到“流入有序、规模可控、结构合理”的目标，深圳市通过实行“居住证”制度，将原来功能单一的“暂住证”转为具有综合服务和管理功能的居住证。流动人口到了深圳市要合法就业，就业了要办居住证，然后才能租住房屋。公安机关通过信息化手段将办证、居住、就业捆绑在一起，在服务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管理。在加强城中村出租屋和租住人员的管理方面，深圳市推行了“统一招租”的管理新模式，一改过去每家每户自行招租状况，每村成立“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统一承担本村出租屋的招租、收租和管理工作。
把非户籍人口纳入城市规划 按实有人口配置公共资源
依据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深圳市确立了对实有人口“总量控制、优化结构、完善管理、做好服务”的工作方针，大力实施产业、人口和城市空间的联动调控。2011年1月，深圳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将“关注外来人口创新管理”列为1号建议案的重点内容。1号建议案的核心表述是：深圳应该按照“淡化户籍观念、强调居民身份”的思路，提升居住证的“含金量”和附加值，在就业、医疗、社保、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赋予居住证和户籍居民基本相当的待遇，不断增强居住证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增强持有居住证居民的归属感。事实上，深圳市已经着手把非户籍人口全部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实有人口数量建设公共服务项目，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推动建立来深圳建设者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就业制度；积极将农民工纳入医保范围；将非户籍人员子女纳入城市教育发展规划；市政府还将保障性住房供给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非户籍人群；另外，覆盖全市实有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特殊人群管理模式基本形成
目前所谓特殊人群包括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重症病涉毒人员、艾滋病违法犯罪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等。各地的经验和实践表明，对于特殊人群，需要多管齐下进行有效管理。
湖南省有关方面负责人提出，对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是：党政主导、各方参与，关爱优先、严格管控，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务实创新、依法管理。重点要在调查摸底、信息对接、动态管理、平台运用等环节上下工夫，建立健全和有效运用信息工作平台，保证底子清、情况明，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要根据各类特殊人群的现实或潜在社会危害性，因情施策，采取有效帮教管控措施。同时，加强出监(所)培训，加大安置帮扶力度，千方百计解决特殊人群的生计问题。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医疗服务和心理干预。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确保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天津市在针对特殊人群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建立了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市民服务中心和指纹信息化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和特殊人群分类管理的新模式，做到全员覆盖、全域覆盖。积极推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努力实现对特殊人群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了有效预防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官兼职法制校长的作用，深入各个社区、街乡、村镇，结合不同年龄、不同个体的家庭环境、成长状况，对闲散青少年及监护人进行适当的预防犯罪、预防被害教育。此外，海淀区检察院还引入司法社工介入制度，以法理融合生理、心理的渗透教育模式，开展综合立体预防帮教工作。湖北省宜昌市从2003年起，整合社区、学校、家庭、社会志愿者等力量，实施青少年关爱工程，对辖区闲散青少年开展包教、包养、包就业的保姆式服务。
经过数年的摸索，目前，全国各地基层组织已经基本形成一套有效管理服务特殊人群的工作模式。
非公经济组织党群建设保障劳资和谐
各地党委、政府通过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平安建设的总体部署，通过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推进“综治进民企”，切实维护企业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非公党组织成为企业的“贴心人”
浙江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全省75%的经济总量、76%的出口总额、60%的税收总额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浙江把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管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社会管理重点项目。他们坚持以党建带工建、团建、妇建，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成长。2011年，浙江省、市、县三级普遍设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目前，全省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有3名党员以上的企业和具备联合组建条件的企业全部建立了党组织。企业党群组织建设不仅在“传化”这样的大企业得到加强，在一些看似“松散”的企业同样有“看点”。坐落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区的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是无锡最大的五金交易市场。这里有个“五洲国际党群服务中心”，商户们一旦遇到困难，都会想到去党群服务中心寻求帮助。目前无锡新区规模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已实现全覆盖，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发挥，有力地维护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和谐稳定。
工资集体协商促劳资关系和谐
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管理工作中，对员工的管理和服务尤为重要。它不仅事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管理和服务员工，最核心的是维护员工利益。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员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员工利益维护保障机制，以制度的稳定长效保障员工的利益，确保员工队伍的稳定。浙江省在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管理工作中，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广泛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建立健全员工工资集体协商、正常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初步形成“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
工会社会化维权将各类劳动争议化解在源头和基层
从2000年开始，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将整体维护和具体维护融为一体，形成了覆盖劳动关系全过程全领域的工会社会化维权机制。截至2010年底，共受理投诉案件4710起，调解成功率达93.6%；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案件225起，出庭诉讼代理案件317起；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311.34万元。浙江省在总结推广义乌市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县、乡镇、村三级劳动争议调处平台和预警、处理机制，将各类劳动争议化解在源头和基层。持续推进“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专项行动，着力为企业解困减负，并通过广泛开展“共同约定行动”，积极推动企业与职工凝心聚力保增长、促和谐。
应对突发事件城市应急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随着各类要素的流动性和集聚度越来越高，社会对城市应急服务管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维护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日益凸显。建立和完善应急管理体系被认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据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均已建成应急管理体系。以北京为例，不仅市一级建立了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各区县也先后成立了应急委员会和应急指挥中心。而刚刚经历了世博会大考的上海，在应急体系建设上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011年9月27日14时51分，上海地铁10号线两列列车在豫园站至老西门站下行区间发生追尾事故。上海市应急预案紧急启动。接到地铁列车追尾事故信息后，设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应急联动中心迅速调集消防官兵赶赴现场救援，立即开辟应急救援通道。与此同时，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及时调派公交车辆到场驳运、疏散滞留乘客，并通知市卫生局调派120救护车到场抢救伤员。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地铁10号线沿线公安分局立即启动“一站点一预案”，增派警力做好相关站点的交通秩序维护及客流疏导工作，尽量减少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影响，确保下班晚高峰期间不发生严重交通拥堵。在上海市应急管理委员会的统一调配下，公安、消防部门和应急联动单位迅速行动、及时救援，妥善、平稳地进入事故善后、调查阶段。
从此次地铁追尾事件的处理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上海这个超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脉络。按照完整的表述，这套体系被分为4个层级：其一，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应急管理工作；其二，上海市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协调全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制定、汇总、管理全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立物资、专家、装备和处置队伍等数据库；其三，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设在市公安局，相关联动单位派员入驻110指挥中心，作为全市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先期处置的指挥平台，被赋予跨部门、跨地区的应急指挥调度权；其四，应急联动单位，由公安、民防、交通、卫生、安监、环保、气象、防汛、地铁和水、电、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及全市各区县共60余个成员单位组成，形成应急联动工作网络，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帮助群众解决各类应急求助事项。
虚拟社会群防群治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违法犯罪日益恶化。目前，网络治安防控、虚拟社会管理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要建设和谐有序的虚拟社会，必须要有稳健的网络安全综合防控体系来支撑。
网警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建功
201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广东调研时，先后考察了腾讯数据平台、深圳网警腾讯警务室，了解企业在QQ、微博等领域的发展情况和网络警察为维护网上秩序所做的工作。周永康指出，网络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要依法加强管理，互联网企业也要加强行业自律,使互联网在服务民生、促进发展、维护和谐稳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据了解，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网警队伍已经成为网络安全综合防控体系最为重要的一环。网络安全综合防控体系是预防、控制和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互联网络安全运行的一项系统工程。
为了进一步扩大虚拟社会管理和网络治安防控的深度和广度，天津市成立了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网管办、市公安局、市通信管理局以及市维稳办、市防范办等政法系统有关部门参加的政法维稳宣传舆论工作联席会议，有针对性地开展维稳工作，全面加强对新兴媒体的管理。
网上治安防控向网下延伸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开展和推进，有关部门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将网上治安防控网络向网下延伸，实现了有效联动。2010年以来，济南公安把推行“涉网警务”作为服务民生的重要切入点，开通了集网上办事、服务群众、政策宣传、政务公开、社会监督等功能于一身的电子警务平台――“济南公安服务在线”。为了大力推进互联网安全管理创新工作，积极构建专群结合、责任共担、合作共赢的虚拟社会群防群治机制，湖南省长沙市首家网安警务室――“红网网安警务室”也于2011年正式挂牌成立并投入使用。除了网上管理外，各级政府部门还积极将网上治安防控和虚拟社会管理工作与现实工作相结合，提高其实际效果。天津市在联合多部门进行网络治安防控和虚拟社会管理的过程中，积极组织开展上网服务场所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建设，落实上网营业服务场所上网实名制度，推进非经营性上网服务场所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全面提升了当地上网服务场所安全管理水平。此外，天津市还要求政府各相关部门加大对电信运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优化网络应用结构。
推动网络管理法制化专业化
随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各地在推进网络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中达成了共识。早在2010年底，以“加强警务协作，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主题的第六届泛珠三角省会市暨副省级市警务协作会议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来自11个城市的公安局领导，结合各地经验，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分别作了发言，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省会市暨副省级市互联网虚拟社会管控和防范打击涉网违法犯罪合作协议》。会议提出：要构建虚拟社会防控体系，建立高效运作的网上办案机制，实施全警网上巡控，着力打造网上网下高效结合的“虚拟社会综合监管系统”。据了解，在各地公安部门的牵头下，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多个政府部门通力合作，虚拟社会管理社会化、多元化、法治化、专业化的管
理模式，并进一步带动网络治安防控和虚拟社会管理方法和手段创新，进而形成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