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南北战争，是贯穿春秋风云战的主轴，左右着春秋时期的战争全局。这场春秋时期的南北战争打得旷日持久，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齐、楚争霸中原，对抗了近四十年；第二阶段是晋、楚争霸中原，对抗了八十余年，前后绵延长达一百二十余年。
这场南北战争的内在实质，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孕育出的两大文明洪流在会合交融过程中发生的摩擦与碰撞。这种磨擦与碰撞可以追溯到炎黄联盟与蚩尤黎苗集团的战争，尧、舜、禹与三苗的战争。这种摩擦与碰撞是必然要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经过这种连续不断的磨擦与碰撞，南北两大文明洪流才会合交融成了一个文明共同体――华夏文明。
齐楚争霸战争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描绘了一幅春秋初期的战略形势图：“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根据这一描述，春秋之初真正的诸侯强国是四个，三个在北方（齐、晋、秦），一个在南方（楚）。北方齐、晋争雄，南方楚国独大，秦国尚未入局。当时的秦国虽然也进入了四强之列，但它偏于西北，地处关河之外，暂时闪在一旁观战。那时的秦国好比中国象棋棋盘上的一只车，偏居一隅，虎视眈眈，开局阶段尚未出动，一直要到这盘棋杀到残局阶段，这只车才会过河叫将，以席卷之势扫平山东六国，将中国归为一统，这是后话。
春秋五霸，各种历史书籍中说法不一。古书中所说的春秋五霸，最初指的是诸侯各国君主中五位有作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称“五伯”。但政治家与国家实力又不能截然分开，国不强，其君何以称霸？春秋时期长达三百零五年，诸侯各国实力此消彼长，春秋五霸前后变化不足为奇。概括起来说，在春秋五霸（五伯）的各种说法中，有四个是“常数”（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秦穆公），另一个是“变数”（宋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这四个人在不同时期轮流抢占春秋五霸中的另一个位置）。
春秋时期最先冒出来的杰出的政治家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实行了一场著名改革，使齐国率先富强起来。北方齐国最早是西周姜尚的封侯之地，姜尚先后为周文王和周武王当过谋臣，对周朝的建立有过突出贡献，看来他为齐国后代留下了比较丰富的思想遗产。齐桓公姓姜，名小白，是姜尚的后裔。孟子说：“五霸桓公为盛。”后来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也把周文王和齐桓公作为自己效法的两个榜样。他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齐桓公重用管仲搞改革，归纳起来就是实行两大主张：其一，以法治国；其二，富民为先。这场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使齐国国力大增，齐桓公的腰杆子就硬了起来。
黄河流域的中原诸侯各国，都是西周王室所封，因而中原诸侯集团一直以正统自居，而把西北的戎狄、东北的胡、南方的荆蛮，统统视为威胁中原的异己势力。这在周朝不足为怪，但我们的各种历史书籍一直沿袭这种观点至今，这就有些问题，大可商榷。
齐国崛起之后，齐桓公以中原诸侯集团盟主的身份，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子，名正言顺，很有号召力。他决心以匡扶东周王室为号召，威领中原诸侯各国，北征狄胡，南抗荆蛮，保卫中原。
南方楚国，与齐国不同。虽然《史记?楚世家》说楚人的先祖是五帝之一颛顼，而颛顼是“黄帝之孙”，与周王室是同源。但由于颛顼部落一直向南方发展，周王室是姬姓，楚国是熊姓，姓不同则不亲。在夏、商二朝，熊姓部落起起落落，“或在中国，或在蛮夷”。由于这些原因，楚人一直被中原诸侯集团称之为“荆蛮”、“蛮夷”，视为“异己”，受到排挤。西周初，周王室认为荆蛮和戎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直到周成王时才“封熊绎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并与鲁、卫、晋、齐“俱事成王”。楚国虽然挤进了诸侯行列，却始终与周王室的关系有一种隔膜感。从周夷王开始，西周王室走向衰微，中原诸侯也开始不安分起来，它们或“不朝”，或“相伐”。在这种形势下，楚王熊渠索性打出“蛮夷”旗号，宣布不受周制约束，自封三个儿子为句?王、鄂王、越章王。不久，熊渠担心暴虐的周厉王前来镇压，又自动取消了这三个王号。
楚国地处长江中游，据有江淮流域广阔地域，水利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广人众。“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国与齐国差不多同时崛起，形成南北对峙。楚国的崛起，得益于楚成王，他同样通过重用令尹（宰相）子文对楚国实行了一场改革，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楚国的改革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内削弱贵族势力。在此之前，楚国贵族巨室封邑过大，滋生出种种弊端。子文下令贵族巨室统统割出一半田产归公，以充实国力。子文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别人也无话可说。《左传》说楚国子文“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留下美名。其二，改善外部关系，主动向周天子进贡，并“结旧好于诸侯”。周惠王见楚国有了主动臣服的意思，便授意楚成王可以向南发展，“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成王“遵王命”，兼并了江淮间众多小国，“于是楚地千里”。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楚在春秋时先后吞并四十五国，疆土最大”。其三，发动楚国原住民大量开垦江汉间可耕土地，更使楚国国力大增。
北齐南楚，两强对峙，拉开了春秋南北战争的序幕。
齐、楚两国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为何称它为召陵之盟，而不称它为召陵之战呢？因为这场大规模军事冲突爆发之初，齐、楚双方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最后却在双方的“威慑平衡”下达成了“和解”。这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由齐桓公首创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战例。
齐、楚争霸中原，主要目标是争夺对中原诸侯小国的控制权，关键是争夺对郑、宋两国的控制权。中原众多诸侯小国成了南北战争的主战场、牺牲品。
召陵军事冲突的起因，是楚国以凌厉的攻势北进中原，齐桓公则以中原盟主的身分率领中原诸侯集团进行反击。召陵之盟前，楚国已先后三次进攻中原的郑国，齐国为了遏制楚国的北进势头，联合中原诸侯集团的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向楚国发动了一次军事远征。
齐国联军首先打下了与楚国结盟的蔡国，然后越过蔡国国境，抵达楚国边境一个叫陉的地方（今河南郾城县陉亭），准备伐楚。楚成王比较清醒，见齐国联军人多势众，没有硬碰，派使者屈完去齐桓公大营谈判。屈完责问齐国：“你们地处北海，我们地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为何要来侵犯楚国？”齐军的谈判代表是管仲，他回答了三条理由：第一，西周王室曾授予齐国先祖姜太公有征讨五侯九伯之权，我们这次前来讨伐楚国，就是执行周王室的遗训。第二，你们楚国不按时向周王室交纳贡物，不参加周王室祭祖，这是叛逆行为。第三，当年周昭王南巡，到了你们楚国地盘一去不返，是被你们楚国谋害了。你们有这么多罪名，难道还不应该来讨伐你们吗？屈完并不慌张，回答说：“楚国没有按时纳贡，这的确不对，我们补交就是了。周昭王南巡不返，他的淹亡地点当时还不是楚国的地盘，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待我回去问问汉水边的人。”管仲说的“昭王南巡不返”是一笔历史旧账。周昭王是周武王立国后的第四位周天子，当年渡汉水时翻船淹亡。屈完说周昭王淹亡之地当时还不是楚国的地盘，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与楚国无关。就这样，第一回合的谈判互不相让，没有谈出结果。屈完返回楚营，楚军前来迎敌。
齐桓公见楚军前来，命令联军后撤至召陵一带（今河南郾城以东），与楚军对峙。楚成王派屈完再次去齐营举行第二回合谈判。齐桓公命令联军排列成庞大阵容，让屈完乘车观看。齐桓公在车上问屈完说：“这样强大的军队，谁能抵挡？”屈完回答说：“你齐桓公若能以德服人，谁敢不服？你若想以武力压人，就凭楚国的地理优势，一点也不怕你。”
两强相遇，各自掂量，双方内心都觉得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场严重的军事危机，最后以双方妥协告终，各自回撤。
对于齐桓公来说，他率领诸侯联军发动这场军事远征，以强大的武力威慑遏制了楚国大举北进的势头，大显威风。《春秋?僖公四年》载：“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这显然是站在齐国立场说的话，意思是说楚国派出使者到齐国帐下求和，签了召陵之盟。
召陵之盟，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两大意义。一方面，它表明在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中，已高度重视发挥武力威慑的重大作用。而强大的武力威慑和成功的外交斡旋则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目的的重要手段。召陵之盟，堪称齐桓公首创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战例。孙武的祖藉是齐国，他后来在《孙子兵法》中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看来是有历史背景的。另一方面，它又表明在危急关头保持“慎战”的极端重要性。楚成王面对齐国联军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既不服软，又不蛮干，以作出适度让步（表示愿意向东周王室纳贡，并补交过去欠交的贡物），避免因蛮干而导致惨败，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战争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避免失败，这就是胜利。就这一点而言，楚成王也是胜利者，“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孙子兵法?谋攻》）。
召陵之盟后，齐、楚两强的军事对抗并没有停止，但换了一种非直接对抗的形式。双方都把中原诸侯小国推到第一线，通过这种间接方式打了许多前哨战、外围战。夹在齐、楚两强中间的许多中原小国，则吃尽了战乱之苦。楚成王眼看齐国作为中原诸侯集团盟主，势头正盛，同它正面硬碰占不到便宜，于是改变策略，掉头向东，去征服淮水、泗水流域的诸侯小国。齐桓公与之针锋相对、步步抗衡阻击。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伐徐国，齐桓公联合诸侯各国迅速发兵救徐。随后，齐桓公以攻为守，联合各诸侯小国先后攻打楚国属地厉（今湖北随县厉乡）、英（今湖北英山县）、项（今河南项城县）等诸侯小国。为了进一步阻止楚国东进北上，齐桓公又多次召集中原诸侯各国会盟，商讨“御淮夷”之事。
齐、楚争霸中原，从总体上看，齐国稍占上风。齐桓公一生干成了三件大事：北征戎狄、南抗楚国、中定周室，这使他在中原诸侯中树立了权威。公元前643年秋冬，齐桓公与管仲相继去世。齐桓公一死，诸公子各自树党，互相残杀，齐国发生严重内乱，从此走向衰落。
晋楚争霸战争
晋国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晋国最早是周武王儿子姬虞的封地，传至晋文侯一代，护驾周平王东迁洛阳有功，深得东周王室器重。晋文侯的儿子晋昭侯，将他的一位叔叔姬桓封于曲沃，本来是一片好心，却留了后患，导致叔侄两宗之争，延续了好几代人。最后“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叔叔一宗吃掉了侄子一宗，两宗归一，统一了晋国。东周王室面对既成事实，周僖王封曲沃武公为诸侯，是为晋武公。
晋武公的儿子晋献公，用武力兼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为晋国崛起打下了一定基础。晋献公这个人心狠手辣，他为了杜绝贵族子弟们再次发生类似两宗之争一类的事件，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邑，把晋国贵族子弟都迁到一起，以优厚待遇供养起来，让他们在那里安心读书，并派军队加以“保护”。事隔不久，就给他们扣上“谋反”的罪名，将他们统统杀掉。晋献公原以为这样一来，晋国的天下从此就会太平。但他本人在妻妾问题上搞得很乱，为身后留下了更大的祸患。他的原配夫人贾氏无子，他与父亲晋武公的少妾齐姜私通，生下一儿一女。儿子申生被封为太子，女儿穆姬嫁到秦国当了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征服北方狄国后，又娶狄国狐家两姐妹为妾，姐妹俩又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姐姐生了重耳，妹妹生了夷吾。再后来，他又征服骊戎，又得骊戎两个女儿为妾，又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姐姐骊姬生奚齐，妹妹生卓子。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听信她的谗言，废太子申生（申生自杀），立奚齐为太子，把其他几位庶出公子也都赶出了都城。重耳流亡到他母亲的故国北狄，一住就是十二年。夷吾流亡到了梁国。晋献公一死，他妻妾嫡庶几派之间立刻为“争立”互相残杀，晋国大乱。
秦穆公毕竟是晋献公的女婿，出面帮助晋国收拾乱局。他扶持夷吾从梁国返回晋国继位，是为晋惠公。夷吾回国当政后，担心其兄重耳不服，派人前往北狄刺杀重耳。重耳从狄国逃出，先后流亡到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晋惠公不久就死了，他在秦国当人质的儿子圉，潜回晋国继位，是为晋怀公。晋怀公暴虐无道，晋国局势更加动荡。秦穆公打听到重耳已流亡到了楚国，派使臣迎回重耳，派兵护送重耳回到晋国继位，是为晋文公。就是这位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饱经磨难，历尽艰辛，继位后成为晋国一代雄主。
晋文公继位时已六十二岁，大器晚成，壮心未已。他对晋国几代君主的败因和晋国内乱的根源都了然于胸，加上他流亡期间又实地考察了诸侯各国的情况，尤其对齐、楚的强国之道进行了深入研究，继位后便大刀阔斧地改革晋国政治，全力发展经济、扩充军备，使晋国迅速强盛起来。
晋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晋文公为周襄王勤王救驾。公元前636年，东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联合北方狄国攻打京都洛阳，争夺王位。周襄王逃往郑国避难，王子带自立为王。逃亡中的周襄王派人向秦、晋两国告急，要求发兵勤王救驾。秦穆公已发兵河上，准备同晋国一起勤王救驾。晋文公的重要谋臣、他的舅舅狐偃向他献策道，这件事你应该独立承担，不能让秦国分享成果。于是，晋文公委婉地对秦穆公说，晋国离洛阳近，勤王这件事就由晋国来承担吧。秦国可以向南行动，打通武关，夺取南下的通道，这对秦国将来有大用。晋文公就这样支开了秦军，将晋军兵分两路，一路攻打狄人及王子带，一路迎回周襄王。事毕，晋文公在中原诸侯中声威大振，周襄王对晋文公也感激不尽，将河内（黄河北岸、太行山南麓）的阳樊、温、原、州、陉、?、?、?等八邑奖赏给了晋文公。晋国得到这片战略要地，意义非同寻常，日后进出中原便有了战略据点。从此以后，晋国就取代齐国，成为北方霸主，与南方强楚争霸中原。
晋、楚两国爆发的第一场重要战争，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前的形势是：自从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楚国一时无对手，加紧进略中原。宋襄公曾想在中原称霸，结果被楚国在泓水之战中打得落花流水，宋襄公第二年就箭伤发作死了。他的儿子宋成公屈服于楚国的强大威慑，亲赴楚国表示臣服。中原的郑、许、陈、蔡、曹、卫、鲁等国也都投向了楚国一边。但在中原诸侯各国心目中，都以归顺“荆蛮”为耻，所以楚国在中原暂时取得的优势并不稳固。
城濮之战的导火索是由齐、鲁两国交兵引起的。鲁国是楚国的盟国，齐国攻鲁，鲁向楚国求援，楚国驰援鲁国。这时冒出一个突发事件：原先主动臣服楚国的宋成公，眼看晋文公勤王成功后威名大震，突然背楚投晋。楚成王怒不可遏，立刻下令从伐齐的楚军中分出一部分兵力就近包围了宋国的一座城邑缗（今山东金乡），想以此警告宋成公回心转意。但宋成公投晋之意已决，毫无悔意。第二年冬，楚成王亲率陈、蔡、郑、许联军，围困宋都（今商丘）。宋成公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召集卿士将帅们讨论，救不救宋国？不救，不仅会使宋国失望，也会使晋国在中原诸侯各国面前降低威信；救，就要准备同强大的楚国交战。下军佐先轸向晋文公建议说，这一仗非打不可，“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晋文公决定发兵救宋。
从晋国到宋国，中间隔着曹、卫两个楚国的属国。晋军如果越过曹、卫进入宋境与楚军交战，一要冒腹背受敌的风险，二要远离晋国本土作战，保障困难。因此，先轸等人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千方百计调动楚军进入曹、卫境内与其作战。这样，就能反置楚军于远离本土作战的困难境地。
如何调动楚军？狐偃献计：攻曹、卫，楚必救。攻曹、卫总得有个理由，一想，有了。当年晋文公流亡途经曹国，曾受到过曹共公的污辱，先打曹国。晋军向卫国借道，明确告诉卫国说要过境去打曹国，但卫国拒绝借道。晋军被迫绕道至南河（今河南淇县南）渡过黄河东进。晋文公当年流亡途经卫国时，也受到过卫国的怠慢。于是立刻改变计划，先打卫国。晋军一举夺取了卫国的五鹿（今河南清丰县西北）。晋文公当年流亡途经五鹿，卫国不予接待，饿得他饥肠漉漉，在此“乞于野人”，一想起来就很伤心。
接着，晋军又抢占了卫国的一个战略要点敛盂（今河南濮阳市东南）。敛盂位于卫、齐、鲁、曹四国交界之地，晋文公从这里派人出使齐国，齐昭公主动来会，双方在此结盟。晋、齐两强结盟，对楚国及其同盟国造成极大心理威慑。
第一个吓破胆的是卫成公，他主动前来要求加入晋、齐联盟，晋文公不允。卫成公转而派人向楚国求救。卫成公如此毫无骨气、六神无主，卫国臣民对他群起而轰之，卫成公逃奔襄牛（今河南睢县），卫国沦陷。
第二个吓破胆的是鲁僖公。他看到晋、齐结盟，卫成公弃国而逃，卫国沦陷，大势不妙，立即把领兵支援卫国的儿子召回国内，竟把儿子杀了。他对晋国说：“我儿子擅自出兵，我把他杀了。”又对楚国说：“我儿子擅自撤退，我把他杀了。”鲁僖公耍滑耍到如此混蛋透顶的地步，阅遍春秋，没有发现第二例。
恰在这时，晋国中军元帅??在敛盂去世，这对晋军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晋文公自有识人之明、用人之胆，他立即提拔下军佐先轸为中军元帅。先轸上任伊始就发挥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迅速攻克了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获曹共公，一举拿下了曹国。
晋军拿下卫、曹两国后，已经逼近宋国边境。这时，究竟是乘胜前进，进入宋境与楚军交战，还是坚持原定的战略方针，吸引楚军进入曹、卫境内与其交战？楚军一方也在坚持他们的战略意图，一心想引诱晋军进入宋国境内与其交战。为此，楚军加强了对宋都的围攻，想以此吸引晋军继续前进，进入宋国境内。双方的作战意图针锋相对，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为了调动楚军北进，晋文公下令晋军“退避三舍”，向后撤退至城濮（今山东省鄄城西南临濮集）一线，以兑现当年对楚成王的承诺。当年，晋文公流亡至楚国时，楚成王曾厚礼相待，并在宴会上问过晋文公：“你将来对我何以相报？”晋文公当时回答说，你大王什么都不缺，“若托君之威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退避三舍”。这一次，晋文公说到做到，表示不忘旧恩。晋军撤到城濮一线刚刚布防完毕，楚军尾追而至。晋、楚两军在此展开决战，城濮大战爆发。
城濮之战中，晋、楚双方的兵力对比，晋军约八万人，楚军约十一万人。但交战结果，晋军获胜，楚军失败。楚军失败的主要教训有四条：其一，草率分兵。楚国远道驰援鲁国，攻占了齐国?邑（今山东东阿），这时发生宋成公背楚投晋这一突发事件。楚成王理应冷静分析一下这一突发事件对援鲁伐齐作战的影响大小，然而再作出适当处置。但楚成王当时处置过急，立刻从伐齐楚军中分出部分兵力去围困宋城缗，显得草率。结果非但没有使宋成公回心转意，反而减少了伐齐的兵力，两头失算。其二，忽视伐交。战争离不开外交，这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孙武在《谋攻》中的排序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交的重要性被排在伐兵之上，仅次于伐谋。城濮之战前半程，齐、秦两国曾出面调停，但楚成王断然拒绝，伤了齐、秦两国的面子。齐、秦于是放弃中立，转而公开与晋国结盟，使楚国陷于孤立。其三，决策犹豫。城濮之战后半程，楚成王眼看两个附属国曹、卫已被晋国攻下，齐、秦又同晋国公开结盟，担心秦国乘机偷袭楚国后方，觉得这一仗是不能打了，便下令撤军，这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当楚成王率领楚军统帅部撤回到楚国境内的申邑（今河南南阳北二十里），并未发现楚、秦边境上有什么动静。这时楚军中军元帅子玉又派人赶到申邑，请求楚成王同意他继续向晋军进攻。楚成王又改变主意，同意部分楚军重返前线，由子玉指挥继续向晋军进攻。楚成王作为楚军统帅，决策指挥如此摇摆不定，实为用兵大忌。其四，主将轻敌。楚成王知道中军元帅子玉“性刚”，怕他轻敌，曾告诫他“允当则归”。但子玉鲁莽出击，进攻受挫，败退到楚国境内的连?（今河南临颖县西南）。楚成王听到子玉大败的消息，派人前去斥责子玉“丧师辱国”之罪。子玉无颜面对楚国父老，拔剑自刎。楚国在城濮之战中惨败的教训，可以用《孙子兵法》中所讲的两条来概括：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二、“将不可以愠而致敌”。孙武提醒说：“明主慎之，良将警之”。
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国，重要经验有三条：第一，对战略形势分析判断正确。晋文公继位以来，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国内政局已经稳定，国力、军力大为增强。尤其晋文公立下勤王大功后，晋国在中原诸侯集团中声威大振，这是宋成公背楚投晋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宋国向晋国求援时，先轸等晋国将卿坚决主张出兵，不惜与强大的楚国决一高低，晋国君臣对打胜这一仗充满了信心。第二，作战指挥正确。决战中，晋军先将楚军右翼战斗力很弱的蔡、陈联军击溃，然而制造后撤假象，引诱楚军左翼追击。待左翼楚军翼侧暴露后，晋军立即从侧面横击楚军左翼，又将楚军左翼歼灭。至此，子玉见楚军左右两翼被歼，大势已去，只得大败而退。第三，坚定不移地贯彻预定战略方针。晋军的作战目的虽然是救宋，但若越过曹、卫两国进入宋国境内与楚军交战，既要冒腹背受敌的危险，又有远离本土、保障困难的不利因素。因此，晋军坚定不移地贯彻预定战略方针，千方百计调动楚军进入曹、卫境内与其交战，反置楚军远离本土、保障困难的境地。晋文公命令晋军“退避三舍”，以退为进，是极为高明的一着。第四，对突发性事件处置果断正确。晋军中军元帅??在敛盂去世，这对晋军是个不小的打击。晋文公迅速而果断地任命先轸为中军元帅，晋军的军心士气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连打胜仗，愈战愈勇，直至大胜。晋文公在关键时刻显示的用人之胆，是以平时的识人之明为基础的。先轸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往往高人一筹，晋文公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平时对人了解透彻，关键时刻才能“用人不疑”，一用就准。
城濮之战的结局，对晋、楚双方带来的正负影响极大。晋文公大胜而归，声威大振，顺路又威服了郑国，取得一个意外收获。周襄王派王子虎迎上前去告诉凯旋而归的晋文公，他将亲自前来慰问和祝贺。晋文公也很会来事，立即动用军队通宵达旦在践土（今河南荥阳境内）为周襄王突击建造了一座行宫，以便朝觐。周襄王抵达后，晋文公率齐、鲁、宋、郑、蔡、卫、莒等各国诸侯朝见周襄王，报捷献俘。周襄王宴请晋文公，赐以同桌饮酒的殊荣，并当众册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礼遇之隆，无以复加。周襄王指派王子虎主持践土之会，率领中原诸侯歃血聚盟，众诸侯发誓“皆尊王室”。晋文公则以“侯伯”之尊，要求众诸侯约束纵欲，好自治理各自国家，互不相侵。不久，亲附楚国的鲁、曹、卫、陈等国，纷纷背楚投晋。晋文公“一战定霸”，名实双收，威风八面。楚成王大败而归，中军元帅子玉自杀身亡，王威、国力、军心、民气都受到严重挫折。
晋、楚争霸中原期间发生的第二场重要战争，是公元前597年的泌之战。泌，古地名，在今河南原武县西。
泌之战发生在城濮之战后三十五年。这三十五年间，晋、楚两国，乃至春秋全局的形势都已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一，晋国方面：城濮之战后四年，晋文公去世，他的儿子晋襄公继位七年就死了，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是个混蛋透顶的主儿。他身为君主，竟像顽童般在台上用弹子射人，观看台下的人躲避弹子取乐。厨师为他做熊掌不熟，他下令将厨师杀了，命宫女将厨师的人肉装在盘子里，托了从朝廷上走过示众。晋国将领赵盾之弟赵穿，实在气愤之极，一怒之下把晋灵公这小子杀了。朝臣们商量的结果，到洛阳去把晋襄公的弟弟迎回来继立，是为晋成公。晋成公在位七年而卒，其子晋景公继立，泌之战就发生在晋景公三年。二、楚国方面：楚成王比晋文公晚死两年，但他死得很惨。楚成王在位四十六年，晚年昏愦，随意废立子嗣，酿成大祸。太子商臣被废后于心不甘，在其师傅潘崇鼓动下发动宫廷政变，以禁卫军围弑父王。楚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再死，熊掌难熟，想拖时间设法求救。商臣不允，楚成王被逼自杀。商臣弑父而立，是为楚穆王。楚穆王先后灭了江、六、蓼等江淮小国，并伐中原陈国。楚穆王在位十二年而卒，其子楚庄王继立。这位楚庄王年轻时是个浪子型的君主，“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并下令“有敢谏者死无赦”。有位名叫伍举的，放胆进见，问：“有一只鸟三年不叫不飞，这算什么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伍举弯腰告退：“吾知之矣。”另一位大夫苏从，勇敢入谏，楚庄王问他：“你不知道我下过禁谏令吗？敢谏者死无赦！”苏从回答：“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楚庄王终于醒悟，罢乐听政，整顿朝纲，除恶用良，杀了几百人，提拔了几百人，伍举、苏从都得到重用（《史记?楚世家》）。楚庄王继位八年后，率兵攻伐陆浑戎部落，攻到东周京畿，竟问周定王派来劳师的王孙满“周室九鼎之大小轻重”，意欲取东周王室而代之。这就是“问鼎中原”这句成语的来历。三、秦国方面。秦穆公在世的最后几年，一心想打通东向争霸的通道，与楚国修好，集中力量与晋国连年交兵，使晋国国力大损。但秦国未能实现东向争霸的预期目标，秦穆公随后采纳由余之计，转身西征，征服西戎十二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为秦国经营出了一个广阔而稳固的大后方。四、东周王室。城濮之战后三十余年间，经历了周襄王、周顷王、周匡王、周定王四代君主，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楚庄王“问鼎中原”后，争霸中原的步伐大大加快。楚庄王的战略眼光比较开阔，外交运筹也比较周密。他西与秦国构和，东与吴、越结盟，北与齐、鲁修好，然后集中力量攻略中原。他接连伐郑、伐陈、伐宋，又吞并了舒、蓼两国。其中，争夺郑国之战，成为晋、楚争霸中原的焦点和关键。楚国一旦控制郑国，便可将防线推至黄河南岸，将晋国阻于黄河以北，晋国再想出兵中原就难了。因此，楚庄王先后六次伐郑，晋国每次必救。郑国奉行的是随风倒政策，朝晋暮楚。楚军来攻，它就臣服楚国；楚军一撤，它又投靠晋国。泌之战暴发前夕（前597），楚军再次伐郑，将郑国都城（今河南新郑）围困了几个月，郑国几次向晋国求救，晋国内乱，援兵迟迟不到，郑襄公只得“肉袒牵羊”，出城向楚庄王投降。
晋国内部对是否出兵救郑，意见纷争。主将荀林父犹豫不定，直到楚军围困郑都两个月后，晋军才跚跚出动。晋军到达黄河北岸温县一带，得到消息，郑襄公已向楚国投降。荀林父认为既已如此，救郑已失去意义，主张暂时屯兵黄河北岸，待楚军南撤后再渡河进军郑国，这样既可避免与强敌楚国交战，又可逼迫郑国重新归附晋国。多数人同意他的意见，中军副将先?却强烈反对，“闻强敌而退，非丈夫也”！竟独自领兵渡河，向楚军发起进攻。先?徒有匹夫之勇，毫无全局观念，这样的将领，有十个十一个要败。荀林父身为主将，竟被先?的擅自行动弄得六神无主。有人说，先?违令而行，其罪自咎。有人说，先?以偏师陷入敌阵，必败无疑，主将也难辞其咎，“元帅之罪大矣”。有人说，既然这样，不如全军渡河进攻，即使不胜，罪责共担。荀林父竟被“罪责共担”这句话说动了心，下令全军渡河，屯兵于泌，背河面山列阵，与楚军隔荥泽荒原对峙。
楚庄王是有些计谋的，他并不急于向晋军发起攻击，而是充分运用“纵敌”、“示弱”、“试探”等多种手段，摸清晋军虚实，松懈晋军戒备。楚庄王终于察明，晋军将佐不同心，士卒无斗志。于是，楚军越过荥泽荒原，向晋军发起全面进攻。晋军主将荀林父发现楚军“如潮而至”，慌了手脚，下令全军北渡黄河撤退。晋军在大乱中争船渡河，没有挤上船的都跳进水中，攀住船帮不放，渡船无法开动。已经上船的便挥刀乱砍，断臂断指、相挤淹亡者不计其数。混战中出现一个意外情况，帮了晋军大忙。晋军将领之一荀首登舟后发现儿子荀?没有上船，他跳上岸去与楚军先头部队交战，射死楚军一名先锋将领，射倒一名楚国公子。他把死的活的一起掳走，准备战后交换回儿子。这一意外举动，无意中起到了掩护晋军撤退的作用。这说明，战争中会有瞬间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处置和利用这些突发事件，往往会对战局变化、战役胜败产生重大影响，兵家不可不察。
楚军获得大胜后，在衡雍地区稍事休整。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城濮之战，楚国大败，晋国大胜。晋文公为前来劳师祝捷的周襄王营造了一座行宫。楚庄王利用在此驻军休整的机会，将这座行宫改为楚庙，供奉楚国列祖列宗，并举行了祭祖祝捷庆典，然后凯旋而回。
泌之战是一个转折点。经此一战，晋国跌入低谷，楚国在中原重新取得强势。
晋、楚发生的第三场重大战争，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
从泌之战到鄢陵之战，前后相隔二十二年。这二十多年间，晋、楚两国争霸中原的形势再次发生了逆转：晋国开始复苏，楚国力量下降。晋国出现中兴景象，应该归功于晋景公。泌之战，晋国败给楚国，当时晋景公继位刚三年。但他失败后没有消沉，在士会、栾书等朝中文武老臣的全力辅佐下，冷静分析了内外形势，调整了治国方略和争霸战略。他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拓疆域、再图攻伐；先伐交、再伐兵。具体地说，晋景公稳扎稳打地实施了以下三项主要措施：一，逐个剿灭盘踞在太行山区的赤狄、白狄势力，肃清侧背掣肘，将晋国疆域推进到太行山以东、黄河北岸一线，改善了晋国与楚国对峙的战略态势。二，大力扩充军备。按周制，诸侯大国设上、中、下三军，诸侯小国只设一军。晋景公将晋军扩充至六军，朝中掌控军队的上卿多达十二人。三，全方位地开展外交活动。东方离间齐、楚，西方离间秦、楚，最大限度地孤立楚国。晋国经过晋景公时代的艰难奋斗，重振了雄风。鄢陵之战发持在晋景公去世后的第二年，他生前采取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刚开始见效，他的儿子晋厉公则开始收获父亲种下的果实。
鄢陵之战的诱因是，公元前577年夏秋之交，郑国兴兵伐许。许国是楚国的属国，郑国伐许，楚国必救。楚国伐郑救许，顺带占领了卫国。楚国对郑国先打后拉，第二年主动将汝阴一片土地割让给了郑国。郑国一向奉行随风倒政策，谁厉害向谁磕头，谁给糖果就跟谁走。郑国得了楚国土地，第二年就兴兵伐宋，为楚国效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出兵伐郑救宋。晋军渡过黄河，进至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准备等待齐、鲁、宋、卫等盟国军队前来会合后向郑国进攻。郑国急忙向楚国求救。
楚国的两位王子意见不一，司马子反主张出兵，令尹子重反对出兵。楚共王采纳了子反的意见，以子反为中军元帅，出兵救郑。子反想赶在齐、鲁、宋、卫联军尚未到达之前，将晋军一举击溃。他命令楚军高速行进，从申邑出发，过汜水，渡颖水，很快到达鄢陵一线，“压晋军营前而阵”。兵贵神速是对的，但有一条原则，快不能乱。有时出于战役全局需要，组织一支快速分队不顾一切地全速前进，去执行某项长途奔袭或穿插任务，这是可以的。如果要求大规模部队都以超常速度前进，这样求快就容易使部队跑乱、跑散，带来严重后果。子反指挥楚军一味图“快”，结果队伍跑散了，到达集结地域后又没有迅速按照原建制集合整队，“阵中士卒喧嚣”，成了一群乌合之众。楚军最终在鄢陵之战中遭到惨败，秩序混乱是重要原因之一。
晋军一方，由于诸侯联军尚未到达，自觉力量单薄，没有贸然出营迎击楚军。楚军“压晋军营前而阵”后，晋军出击就遇到了困难。这时有位十七岁的将门之子士?提了一条建议：“塞井夷灶，就营而阵”。把营盘内的水井都填了，灶都平了，腾出地方，队伍就在营盘内排兵布阵，然后打开营垒，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晋厉公和中军元帅栾书采纳了这条意见，不等诸侯联军来到，当即下令塞井夷灶，就营列阵，然后开垒为道，突然向楚军发起猛攻。
一开战，晋厉公乘坐的战车刚驶出营门就陷进了泥沼，中军元帅栾书准备用自己的战车让给晋厉公。负责护卫晋厉公的魏?大声制止：“不可！你负有指挥全军的重任，万不可乱！”正在“巢车”上?望晋军行动的楚共王，发现晋厉公的战车陷进泥沼，立刻亲率禁卫军来攻。魏?见状，拔箭就射，一箭射中楚共王左眼，楚共王满脸是血，回车而退。楚共王中箭负伤的消息很快传遍楚军，军心大乱，导致楚军全线崩溃。楚军退至颖水南岸，晋军追击至颖水北岸，星起鸣金，明日再战。
楚军中军元帅子反布置完了医治伤员、补充粮秣、修车喂马等项军务，并下达了“鸡鸣而食，明晨再战”的预先号令。子反布置完任务就喝酒去了，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他前面各项工作都做对了，最后这件事却做错了。楚共王得到逃回的战俘报告，晋军正在连夜布置“明日再战”事宜，他立即派人去叫中军元帅子反前来一起商量明日如何应战。但子反醉得不省人事，无法去见统帅。楚共王自己一只眼睛已被射瞎，中军元帅子反又是这样不知责任轻重，为了避免明日遭到更大损失，他下令楚军连夜向南撤退，粮秣马料全丢下了。
孙子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萁杆即马料），当吾二十石。”第二天，晋军进入楚军空营，利用楚军留下的粮秣给养，休整三天，大胜而归。
楚军撤退至瑕（楚国地名，今安徽蒙城县东北），楚共王派人去责备子反醉酒误事之错，子反自知难辞其责，被迫自杀。鄢陵之战，楚共王自己负伤，中军元帅子文又因饮酒误事而自杀，使楚国再次大伤元气。
晋国虽然取得了鄢陵之战的重大胜利，可是国内早已潜伏的危机却在这时暴发了。晋厉公继位时尚年幼，国事多为前朝老臣操持。久而久之，权卿重臣尾大不掉。晋厉公亲政后，周围聚集了一批嬖臣，时时在他耳边挑拨离间。晋厉公以嬖臣胥童为卿，经过多次密谋，将“三?”刺杀（??、??、?至，均为晋国重臣）。胥童又将栾书、中行偃两位重臣抓了起来，也想杀掉，被晋厉公制止，将两人释放，官复原职。尽管如此，已折腾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士燮惧祸自杀。晋厉公本人也骄纵淫乐，整日在嬖臣家寻欢作乐，不理朝政。栾书与中行偃联手起事，先杀胥童，后杀晋厉公。他们派人到京都洛阳迎回晋襄公的曾孙继位，是为晋悼公。晋国经过这样一场大折腾，鄢陵之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化为泡影，中原诸侯各国都疏远晋国。
楚国乘晋国内乱之际，北进之势重振，联合郑国攻占了宋国东部要邑彭城（今江苏徐州），并派重兵驻守。楚国占据了这个战略要点，就切断了晋、齐与吴国的联系。
中原弭兵大会
晋悼公继位前长期寄学于京都洛阳，对东周王室的一套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比较熟悉。他继位后，年纪虽轻，却处事稳重，颇有主见。他立即着手整顿晋国内政，采取了几项重要举措：第一，制衡大臣权力。杀掉了晋厉公的一批乱政嬖臣，使前朝老臣集团得到心理平衡。分别任命魏、赵、范、韩等几大老臣家族的后人以官职，分散了栾书、中行偃家族的过大权力。建立文武分权制度，卿不掌兵，专设军尉以治军。对贵族子弟，设立专门机构施教，以期多出人才，少出乱党。这些措施，都对保持晋国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发展经济，安抚百姓，“薄赋敛，救灾患，振废淹，逮鳏寡，匡乏困”。第三，培育淳朴民风，“施舍，责己，节器用，荐积德，禁淫慝，养老幼”，等等。
晋悼公采取的这些治国措施，使晋国气象为之一新，国力复兴。晋悼公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原。他两次亲征，夺回了彭城，控制了宋国。并联络吴国，从侧背牵制楚国。随后又两次伐郑，并筑虎牢城（今河南汜水），派重兵驻守，以监视郑国。公元前568年，晋悼公大会鲁、齐、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吴等诸侯各国于戚（今河南濮阳），结成广泛的反楚同盟，标志晋国霸业中兴。
晋悼公采纳中军元帅荀?“三分四军、轮番作战”的策略，把晋国的军队分编成三个战役集团，轮番进兵中原，疲惫楚军。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轮战”。公元前563年至公元前562年期间，晋悼公以“三分四军、轮番作战”的方式，对中原发动“三驾之役”，积小胜为大胜，对楚国取得了压倒优势。然后，他以中原盟主身分，率齐、鲁、郑、宋、卫等中原诸侯会盟于郑国萧鱼（今河南原阳东）。萧鱼之会可与当年晋文公践土之会相比美，是以晋国为北方盟主的又一次盛大会盟，晋国霸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从此，郑国放弃朝晋暮楚的随倒政策，附晋二十年不变，使晋国掌控中原的局势得以稳定。
晋悼公死后，晋国公室衰微，强卿专权。晋悼公继位之初曾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未能如愿。他死后，晋国强卿大族发展到驾驭不住的程度。吴国有位使者到了晋国，一眼看出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的权势非同一般，他回去说“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史记?晋世家》）强卿权势的膨胀，引发了强卿集团矛盾激化，直至发生栾氏之乱。外部，晋、齐关系破裂，先后发生了平阴之战、太行之战。晋国再想与楚国争霸中原，已力不从心。
楚国一方，鄢陵战败后，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国内局势也动荡不定，多次发生内乱。吴国又从东部兴起，与楚国为敌，构成楚国心腹之患。楚国同样感到再无力与晋国争霸中原。
中原诸侯小国，深受一百多年战乱之苦。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这种形势下，公元前546年，诸侯各国在宋国国都举行了一次弭兵大会。弭兵大会的成功召开，要感谢宋国的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向戌。向戌是宋国大夫，他既有洞察时势的远见卓识，又是一位因势利导的斡旋高手。他凭借自己与晋国赵文子、楚国令尹子囊的私人友谊，来回奔波于晋、楚，做通了双方的工作，都表示愿意接受他提出的弭兵主张。接着，他去齐国，去秦国，去中原各国，风雨兼程，奔忙颠波，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做工作，都被他说服。
公元前546年夏秋之际，终于水到渠成，由向戌出面，邀集晋、楚、齐、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十四国大夫来到宋国都城，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十四国“外长会议”，共同签署了一份历史性的“停战协定”。
会议中间，晋、楚两国曾为争做盟主发生过一番争执，经过调解，达成协议，晋、楚同为盟主，产生了“两主席”模式，这是外交史上的首创。实际上，这意味着承认晋、楚两国平分中原霸权。这一协商结果，得到诸侯各国一致认同。诸侯各国每年向晋、楚两国进贡，以承认两国同为盟主。只有齐、秦两国例外，它们与晋、楚是同等大国，只参加结盟签约，不向晋、楚进贡。
弭兵大会是春秋末期的一次重大历史性事件。至此，长达一百多年的南北战争，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