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黑龙江的一个诗歌爱好者，写了一本诗集《我家乡的那群乌鸦没来过北京》。 约在十年前，我做了两个梦，一是写一本书，二是蹬着三轮车去卖书。目前这两个梦都实现了。这两个梦是两码事，但对于我有必然联系。因为能写出来的书，不一定能卖动，当然能写出来书的人，不一定需要(需要也不一定肯)蹬着三轮车去卖。这是一个现实与实现的问题。而把现实反过来读，就是实现(这可不是字面游戏)――我是说要面对写书难，售书难，出书也不易(我不是说介绍“一夜暴富”，或者辅导学子“5分钟速成”，或者为了“成功”教你厚黑着脸皮去拍马屁那些书)的现实，我是说像我和我这一流的作者和书。要在这样的现实中实现梦想，可不是像把两个字儿掉过来那么容易，倒是把脚蹬的三轮儿，放在手写的梦想之前考虑，或者说把行万里路，卖一本书，放在写一本书之前考虑，是有必要的。我把现实这样反过来读，我实现了。
行万里路，卖一本书。这本身就是一本书，我会继续写下去，也读下去，虽然无字。
“写诗，谁读?”，“诗歌市场不行”，“这是无诗的时代”等等逆耳忠言，我在写诗和出书期间没少听过。当然也见过T型台上星光灿烂的歌手们从如林挥舞的手臂中间走过，台上只伸下来几根手指领略佛爷摩顶般的风光，时代的魅力站在掌声与尖叫声之巅倾国倾城，叹为仰止。作为圈外人，我读过昌耀的诗，也知道昌耀之死，也知道“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央视”《读书时间》语)。而每每想到这位“诗人中的诗人”，一颗中国诗坛巨星的默默陨落，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并不知道那颗盛满诗歌的头颅在从高楼之上砸向地面的时候，惊动了几根大地的神经?或者说向诗人圈外震动了多远?或者说昌耀所深爱的大地举出了多少双手臂捧住了他身后的诗?
好像是有人写李叔同时谈到过人生境界的三个层次，事业、艺术、宗教。作为艺术，有诗人告诉我，诗在宗教先。他探的是起源，我想的是作用。诗能过滤生活，是因为诗能净化灵魂，灵魂需要诗歌，社会需要灵魂。昌耀和昌耀们的诗是永恒的，是时代需要的灵魂。(我不知道灵魂在今天的市场行不行?)
诗言志，也养心。学写诗。是近几年的事，凑成集子，有的还不大像诗，一段生活内容而已。尝试用诗思考，收益的不仅是诗。作为个人在诸多方面的一段思想记录，自觉身心也修养其中，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感谢诗。这也是我拿出本诗集来凑数的一个原因。
“写诗，谁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必读，自己。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是读了别人的诗，才写的。当然多一个人读，不一定多一个人写，但多一个人读，就多一个人知道这不是一个“无诗的时代”。当然多一个人写，也不一定多一个人读，但多一支笔，必须得多一颗心，因为写给人，首先要写给己，用心，才能写给心。文章面世如面镜，文章面镜先面心。面心。不抢眼球。世界也许更亮些。
听说写诗讲“说什么，怎么说”，而我常常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么说，说漏了意思，可能让人读着没意思。其实写诗就是有话不好好说，转弯抹角，埋住点意思，像相声里的“包袱”，但不抖出来。有人写诗深得有意思，读着当然有意思；有人写诗在没意思里(比如在意境里)，让人想象出很多意思，读来也有意思；有人写诗自己也不知道啥意思，读者也猜不出一个意思，谁能读着有意思?我不太喜欢后种。
诗歌受众与文学市场，是大话题，我说不清。而想想表层，中国新诗不少，好诗不少，读的人不多。是写的问题?是读的问题?有没有诗人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问题?流行歌曲之流行，想来不过诗在曲中，曲在声里的飞扬。而无曲的诗只能靠诗。靠诗人。诗人能不能与歌手一样也出来喊一喊(或者说像旧时艺人那样与诗歌一起撂地、摆摊儿)，为中国的诗，为现代的诗。诗与诗人之清高不都是隐和藏出来的。诗人与读者面对面，能不能让无曲的诗飞得更远?我写诗的时候。这样想过。
能换钱的诗，未必是好诗。金钱不是衡量艺术的最终标准，但最好的艺术最终还是值钱的。唐朝养育的诗歌，不仅养育了一个唐朝，只是杜甫、白居易他们拿不到今天的稿费了。诗面世，先面市，诗与货币交换一把，让货币过滤一把，也不违背价值规律，诗也不会因此就刮上了铜臭。盗版的书，花里胡哨的书，壮阳广告，透视麻将，隐形眼镜(透视麻将的配套)都上街摆摊儿了。诗歌就不能上上街?抢抢“滩”?蹬上三轮车，驮上自己种的诗，像卖地瓜一样，去与“地瓜”一起面市，我想试试。我本来爱空想，我用想象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