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9年经济大势,“国企凶猛”、“国进民退”绝对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从航空、钢铁、房地产到煤炭等领域,新一轮“国进民退”大有潮涌之势。特别是在土地市场较为冷清的一季度,国资背景的企业几乎包办了所有高价土地,而山西私人煤矿集体“被国有化”更是将“国进民退”推向了高潮。人们不禁要问:如何解开缠绕在“国进民退”头顶的疑团,为那些“受伤”的民营企业开副药方?“国进民退”又折射出了何种信号?“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是祸是福?
“国进民退”潮流涌现
今年以来,中央“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战略决策,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国进民退”之风泛起,曾经在中国诸多产业中充当领头羊的的民营企业纷纷“臣服”于国有企业。
9月初,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日照钢铁公司之间持续了近一年之久的并购案尘埃落定,前者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占67%的股权,如愿吞并后者,完成一家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并购。颇为滑稽的是,在并购前,日照钢铁是一家盈利的民营企业,而山东钢铁集团则是一家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更早些时候,中粮集团和厚朴投资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二者分别持有70%和30%的股份)入股蒙牛乳业,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而在山西,在政府的帮助下,国有煤炭大企业正在“收编”那些屡发矿难的私有小煤矿。
作为首个对民营企业开放的垄断行业,航空业曾经一度出现了奥凯航空、春秋航空、东星航空、鹰联航空等民营航空公司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短短几年过去,现今这些民营航空公司面临的局面是,奥凯航空停航正待重组,东星航空破产清算,鹰联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组,其董事长李继宁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
而快递业也通过立法的形式实现了国进民退。10月1日,《邮政法》正式颁布实施,虽然从法律上第一次确立了民营快递业的合法地位,但却不让民营企业做 100克以下的跨城快递、50克以下的同城快递业务。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咨询网的抽样调查,商务信件已占到从事异地快递业务的民企业务量的30%至45%、占同城快递民企业务量的85%,并且商务信件中绝大部分在100克以下。这意味着,快递业中业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一块将与民企无缘了。
当然,地产业也不例外。尤其在今年上半年,国字号地产公司更是频频出手,高价争夺“地王”,引来业内一片惊呼。这意味着2007年民营房企主导并疯抢土地的时代显然已经告终,现在的主角是国有大企业。
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目前各地纷纷进京争夺央企和迎接央企,而国资委也积极鼓励央企与地方合作。湖南作为第一个与央企合作的省份,从2005年以来的两年内与57家央企对接,引进资金1800亿元,并组建了央企在湘联谊会以增进感情,吸引央企增资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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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充分说明,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而是国有企业,甚至是中央国企的一种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波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竞争性产业⋯⋯然而,“国进民退”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是否是一种利好呢?
一场危险的游戏
中国最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两次大规模的民营化改革。第一次民营化改革发生在1978-1984年间,通常称之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次改革从推行农业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开始,随后扩大到农村工商业的民营化与市场化,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第二次民营化改革肇始于1995年前后的乡镇企业和小型国有企业改制,随后扩大到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短短数年间,中国各级政府基本上都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了出来。这两次民营化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
然而,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实施的大规模经济拯救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却演变成一场“再国有化”狂潮。今年8月份全国工商联出版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蓝皮书中提到,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民营经济带来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随着行业垄断的逐步强化,国家的4万亿投资正在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有资料显示,今年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包括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近90%已经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参与。而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大型国企也是受益最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占95%)受益并不明显。
更严重的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出现订单大幅减少、销售下降、效益下滑、企业库存增加、资金周转困难、项目被停建或缓建、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等问题,这在钢铁、航空、煤炭、食品、地产等竞争行业尤为明显。
现在,民营企业除了要面对经营环境所带来的困难,还要应对国企的挤压和蚕食。对于“国进民退”潮流的涌现,舆论认为,国资和国企并不满足于在垄断行业吃饱喝足,而是靠着政策、资金、资源和规模的优势,向更多竞争性行业大举扩张,且严防非公企业冲破关卡进入垄断行业。如果说在乳业、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开始勉强按市场规则议价办事,在钢铁、民航、有色、化工、汽车等国资占绝对优势的行业中,诸多民企被挤压、被收编则是家常便饭。难怪不少民企老板感叹,他们费尽心血做大后的最好结局,不过是乞求着成为各级国企的地方车间!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就要求放宽市场准入,4年过去了,贯彻落到实处的并不多。民资在进入垄断领域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些垄断行业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号下,以种种手法把民间资本排斥在外了。
对此,多数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首先,这是体制上的倒退,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国企凭借强大的资金和政策保护攻城略地,将民营企业挤压到角落上,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极大的冲击。
其次,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将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使平民百姓丧失消费的主动权,从而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巨额的投资计划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在脑子里开始了新一轮所谓的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思维。这些不顾中国社会生产实际的国有化不仅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也使得最急需改善的医疗、教育、安居等民生工程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要。
再者,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缺陷将会进一步发展,其低效率和无效率的现象将会重新出现,并扩大蔓延,届时,中国经济将会再一次跌入低谷。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利润率都远不如民营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效率虽低,但还能维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连维持都难。把国企一统天下的地盘分出来,进行“国退民进”的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国企如果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就根本不需要改革。因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就以“一大二公”的名义,让全国人民都吃上了“大锅饭”;甚至在新中国建国之前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即在“天下为公”的牌坊下,建立起了国家及官僚资本经济制度,最后的结果却是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由此可见,垄断只能产生腐败和低效率,要真正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必须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参与竞争,通过竞争激发活力,提高经济能力。
关键是政府的定位
对于“国进民退”趋势的出现,多数学者主张,必须予以遏制。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客观的立场,即首先把它看作是政府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派生物或者说“副产品”。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可能坐视不管,而政府采取的任何反危机措施,实际上都免不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免不了政府干预市场。这些政策实施的后果,都免不了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至少短期内会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为何保增长不能走“国进民退”之路?因为一些国有大企业实际上处于垄断状态,行业垄断最终损害的可能是公众利益。如石油、电信等行业,公众一直对其高价、高薪酬有很多质疑。一些垄断行业,连扫地的员工月薪也有五六千元,这样下去,必然会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和谐造成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向民企开放。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民企在各行业一展拳脚,为社会创造了很多财富。民企还与国企公平竞争,互相取长补短,推动各种经济模式不断进步。因此,警惕“国进民退”不仅是经济策略问题,更是事关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原则问题。对民间资本决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就给一点优惠政策,当民间资本做大做强后,又忍不住加以限制。国家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立民间投资的合法地位,不仅要保护民间资本的投资以及其投资后产生的效益,还要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和退出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整体规划,真心实意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投资。否则,无论开放多少有吸引力的领域,民间资本也不敢大规模进入或参与。
尽管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所有制歧视在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监管部门官员的心目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按照目前的方针,对私人企业的开放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只是一种权宜的政策安排。在任何行业,政府可以随时禁止私人企业进入,也可随时将已经进入的私人企业驱逐。在石油开采行业、成品油零售行业、钢铁行业等行业,都发生过将私人企业逐出的故事。地方政府在对待民营化改革的态度上,始终有一条无形的“底线”:在地方政府难以获利、而民间经营可以增加地方政府收益的领域,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推动民营化改革;一旦民营化改革超出这一领域,就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必须确定好自己的角色。其一是政府需要进一步向民间放权,特别是将政府控制的垄断经营领域和重要经营行业向民间开放,“不与民争利”;其二,政府从经营领域退出来之后,必须专职于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至于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一切由市场说了算: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不过民营企业而被民企兼并或破产,自然就是“国退民进”;反过来,就是“国进民退”。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