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滩 让我来告诉你上海真正的黑车司机是什么样。 上 早先,黑车生意零散但是辉煌。黑车是可以公然开到上海市的心瓣膜地带――人民广场的。那多半在夜晚十点以后,风吹雨打的天气里,城市半瘫痪,公交车又挤又慢,出租车全都客满。但凡群情激昂之处,不免擦着边过来一辆又脏又破的二手桑车。那就是黑车了。
黑车里头多半是位面黄无须的中年本地男子,你看见他的当儿,他已将贴着黑胶纸的车窗摇下约两指宽,沙哑嗓子颇具穿透力地嘀咕着:要车伐,要车伐。
若说这车的行状,磨磨蹭蹭,走走停停,挤挤挨挨,兜兜转转,像狐步,像探戈,磨炼人们的意志。一辆走了,一辆又来,或原本就是同一辆,空驶到第一百货之后打弯进了小马路,掉了个头又转了回来。
他们可不着急。急的是寸步难行的你。
这般挑弄之下,总有人把烟头果断地往人行道下面一扔,挺身而出,两相便宜。
人走了一个两个,黑压压的人群并不见少,但气场却松动了,飞蛇般游荡开一丝惶恐:末班车挤不挤得上还是问题,黑车也被叫完了该怎么办。
于是眼影都化开了的疲乏单身女子,顾及明天一早九点钟不能迟到的公司会议,也从能耐善忍的中年人队伍中挪移出来,一手将风中飘零的卷发掠到耳际去,一手去够那车门。这个都市里的单身女子都得学一点以防万一的智慧,于是,坐进车,讲好价钱和地点,立马就拿出手机拨一个空号,面不改色地对着空气绘声绘色地说:上车了,马上就到啊。黑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用眼白瞟她一眼,方向盘一打,再无二话。
你再往人民广场南京西路口的方向走几步,基督教堂怀恩堂的雕花砌墙下,一位男士举着小喇叭,站姿旋转360度,向过往行人做恳切布道状。走近了,便会听到,“浦东方向30块,一个人马上发车,马上发车”以及“徐家汇,徐家汇,20块到徐家汇”。你跟着他的指引,看到不远处树影下面果真停着辆金杯小面包,一位中年女子从唯一的车窗里探出头来,吆喝着“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只差手里再拿着个票夹子。
等你上了车,便奇异地发现左右都是眼熟的面孔:那对在肯德基门口吵架的情侣,现在又拥在了一起;三个在公交站台上吵吵闹闹要赶着去好乐迪K歌的中学生,各自在打手机;那个提着公文包,一脸漠然的秃顶男人,适才抢一辆出租车落败而骂娘,刚巧被你听到……现在大家殊途同归,同仇敌忾,一致催黑车司机快开车。但不到最后一分钟,挤进最后一个幸运儿,黑车司机是得不到老板娘的允许,把他架起的脚从发动机上放下来的。
好吧,且让那辆满载的黑巴士开进雨幕中吧。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一场景应该是在1998年到2002年的上海,时值一轮市政建设高潮,公交时常延误,但人们居住的半径已经扩大到了距离市中心15公里以外的东南西北。在每一天的喧嚣落幕之后,每一分钟,市中心都有数以千计的小白领们涌出,他们要再捱上一个钟头的路途,才能回到挡风避雨的屋檐下。
中
时间过去了五年,上海的半径又已经扩大。原本的属县改成了郊区,郊区变成了市区,市区又合并成了大区。眼看着原先只有工业厂区的僻镇,现在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大盘,眼看着市郊的公墓旁也有了看房班车,而市内的殡仪馆则早已被单价两万人民币一平方米的高楼包围,成了“越烧越旺”的上佳地段。年迈的父母愁眉苦脸地把女儿嫁到他们一辈子没去过的“本市”,而不久之后,他们也被拆迁的洪流冲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本市”。
下
说回“黑车”。现在,黑车的面目也变了。QQ替换普桑成了黑车专用车,里面坐着的司机的年龄也减小了一半。他们本来就是郊区人,现在更不用到市区去兜生意了,就在家门口,就在一条轨道交通或者长途公交的末站,成群结队地等候着。
我忽然想到,还有一队“黑车”,那就是摩托。但,他们多在地铁车站等生意,五到十块钱一趟的短途,短到没有机会交谈,暂不说他们。
想说的是上海市宝山区的一个黑车司机。
那是9月份一个不太热的下午,我坐上海地铁一号线,一直向北去,到达末站,才走完路程的一半。我要去的是刚刚买下的一处住宅,单价是市区的三分之二,位置人民广场以北24公里。从地图上看,它距离江苏省的昆山市还更近得多。当然,不必焦虑,凡远之处,必有黑车。
在拥挤在地铁站口的一长溜的QQ中,我选了一辆绿色的,司机戴着棒球帽,很年轻,答应20块钱把我送到目的地。
他把车开上了又宽又直的郊区大路,路两边延伸开毫无个性的小树林,时不时有一辆重型卡车先声夺人,风掣而去。
“别看了,哪有公交车,连站台都没有。这里人少,公交车要亏本的啦,就算有那么一两条线路,也是一个小时来一辆的。”司机笑笑说。
仿佛为了解闷,他开始说起一段故事。
夏天以前的一天,他照常在地铁出口等客,忽然,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女子夹杂在人群之中走出来。她丰满颀长,皮肤白得扎眼,一头长发飘飘洒洒,想不注意也难。何况漂亮的脸蛋上还满是焦急神色,像迷路的小鹿。
原来,她坐反了方向,原本要去上海市最南端的金山,却跑到上海市最北端的宝山来了。几位司机“大哥”热心地给她出谋划策,他也凑了上去,绕着她欣赏了一番,搭讪道,美女,坐我的车去金山,你给160块钱。她却恼了,回瞪他一眼,小声骂道:流氓。转身,蹬蹬蹬,又进了车站。
没等他回味过来“流氓”的丰富意味,她又拉着箱子出来了,定定地望着他,问:160块钱,你说的?
他大喜,吹声口哨,接过箱子,丢进后备箱,为她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进车,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潇洒启动。
他开着GPS(他哪儿去过金山),心思就没放在开车上,一直逗她说话。而她,瞧着他虽然轻佻,但并没什么坏心眼,也就有问必答起来。
一路从南到北,过了多少座桥,经过多少座楼,多少次红绿灯,两个小时车程,聊成了熟人。她告诉他,“你就叫我雪儿吧”。他惊异地咀嚼着这个鲜藕般多汁的名字,至今舌头上还渍着甜味。
“雪儿”自称是山西人,要去金山石化公司找一个朋友。各自介绍之后,她的态度也放开得多,他这时候才觉察出来“雪儿”的羞涩之后另有豪爽,见多识广,在尘世间单独行走绝不止这么一回。他又觉得她说得越多,却越显得神秘,他的疯言疯语丝毫便宜也沾不着,反而被她喧笑间化为一片风清月白。一个猜测在他心里弥漫成团。他拿捏了好一会儿,终于装作大大咧咧地甩出一句:你是不是做那一行的?
做哪一行的?她闪闪烁烁的眼睛望着他,但并没有生气,轻声回他一句:别乱猜,我有男朋友的。
终于到了金山,送她到了金山石化宿舍门口的那条街上,已经是夕阳西下,两人依依惜别,互换手机号码。“大哥,我会打给你的”。她从车窗上垂下长发,双瞳剪水,令人心动。他像做梦般再开回到宝山,早已经天黑。
“后来,她有没有打给你?”我听得入神,问他。
“有。过了一个星期,她打来一次电话”。他微笑着说,她在电话那头亲热地叫他到金山来看她,“大哥,这里有海滩,我带你去海滩游泳”。
“那你去了吗?”
“没有,那么远,又搞不清楚状况。而且我儿子都9岁了”。
这下轮到我惊异了,这个年轻的司机,怎么样也不像一个父亲。
“昨天晚上,我本来要和朋友去蹦迪,我老婆不让我出门,往床上一躺,哭了。我只好打电话给朋友说去不了了。我是喜欢看美女,但不可能真的和别的女人怎么样。”他恨恨地说,为了更像一个有家累的男人。
但我却笑了出来。
这就快到了。
“你就买房买在这里?我就住在镇上,要车的时候叫我。20块钱到地铁站”,他探一眼望向窗外,逐渐放大起来的住宅群的样子,自言自语地说:“不过轨道交通很快就会延伸过来了吧。”
我却想,等那时,手机号码里的那个“雪儿”,还在不在海滩?
两个快递员
昨天,要发一个快递,打了一圈电话,都说这栋楼不归他管。快递区的划分是有多精确呢,原来像邮政编码一样精确到楼和楼。最后,总算有一个号码说我找对了,乐呵呵的声音,我一下想起来,就是几天前那个刚给我送过快递的小伙子。
那次他打电话来,说已经在楼下了,问我门铃怎么摁。我想了想,我们的办公室长年不上锁,让外人看见不太安全,于是让他等着我下楼来签收。一眼就看见一个冻得不轻的小伙子扶着自行车冲我笑,冲每一个开门出来的人笑。长得有点像王宝强,说话时满脸都是兴奋新奇的笑,还有种小兽和人之间的亲热劲儿。谁都想当他姐姐。
嘿,我们好像还见过,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取件?我一下子熟络起来。
他为难地计算了一下说,五点以后行吗,现在我这边真过不来。
行,我说,五点以后打你电话,五点你还没下班吧?
没呢没呢,没那么早下班,小伙子着急地强调着。然后我们都一笑。我心情很好地挂了电话。
但到了五点,我仍然心情很好地打过去,居然关机了。
怎么回事?我嘀咕着。肯定还是下班了,把手机也关了,业务都不接。
包裹还是得发,今天下午,我只得又打了一个电话到这个快递公司的崇文分部。“哎,就是那个159开头的手机,再给我一遍,我没记下来。昨天叫了他,他没来。”
电话那头的女声迟疑了一下,说,没有159开头的,给了我一个150开头的手机,再三保证准没错。
快递广告的彩铃声响过后,接起来了,不是那个小伙子的声音,是个低低的男声,比较酷比较沉比较冷。
“你是不是昨天五点钟要发一个快递的?”他问。
“是啊,你们怎么没来?我打手机都关机了。”我抱怨说。
“不是关机……那个帮忙的小伙子摔跤了,昨天下午就去医院了。没再干了。”
两小时后,我们在办公室里见了面。这个低沉男声,其实也是一个年轻人,穿着灰色的公司厚棉衣,单眼皮,没什么表情。我一边填着快递单,一边问他,那个小伙子怎么了?
“冬天冷,手上没什么感觉,身上麻木了,跟车撞一块去了。撞得还不轻。手机也丢了。今天回家去了。”他简短地说着,声音中却有压抑的波动。
我噤了一口气,就在时间逼近五点,我在等着打电话的时候,或许就在我的窗口下面,那个笑笑的小伙子在风里矮下身去。这概率发生的速度让我觉得甚至难以相信。
“他是你老乡吧?”我瞥了他一眼。
“不是,他是陕西的,刚来没两个月,我让他帮我忙。这片我一个人跑不过来。”
我有点明白了,像王宝强的小伙子可能还不是正式员工,而是被眼前这个正式员工“雇佣”了,所以他的手机没有公司彩铃;所以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的是自己的薄棉衣。
“有保险吗?”
“没有,哪有保险。”酷年轻人看了一眼我的纸箱,问,没有胶带纸?然后他解释说,公司不让他们带胶带纸,怕他们自己拿走(卖?送人?),得送到公司才能再包装。
“行,我信你,应该不会少东西吧?”我从小伙子的遭遇中回到自己的现实中。发现自己还忘记了戒心,让他一直待在我们白天一直不挂锁的办公室里。
“应该不会。”酷年轻人小心地把快递单贴在封口处,保证回公司帮我贴。
看见他要走了。我忽然,或许是有点冒犯的,问他:“你一个月收入多少?”
“一千来块钱吧。”他果然有些黯然的样子,又有种小男孩被大男孩欺打时格着手臂不肯低头的那种强硬。
“棉衣是发的?”
“不是发的!是公司让我们买的。”他把笔插进胸袋,有些愤愤,随即想起来这是我的,又赶紧放回桌上。
片刻间,我有些惘然,如果他们到年底还没有攒够回家的路费,没有娶媳妇和看老人的钱,还没有一身暖和的衣服,如果这个城市仅仅是让他们摔跤和失去工作――这个他,或者那个他,会不会在下一个路口忽然成为一个抢劫犯呢?
送走酷小伙。我又想起笑小伙,又打了那个159开头的电话。
“您要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机器里的女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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