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在户县农村度过,正是“文革”时期。现在都市红尘的孩子,不仅饱受考试的威胁,也不得亲近草木鱼虫,更不得纵情于山川溪流的乐趣。那时尽管天下熙攘不宁,于孩子来说却多了“热闹”的场景,贫于物质,却富于自然,裕于时光,每每想到我们的中学岁月,还是心存感念的。
1972年底,我有幸参加了断而又续的中考并由此踏进了高中的门槛,从此对生活的记忆也就多了一些别样滋味。我考取的高中在祖庵古镇,镇是古镇,学校却是新建的。许多校舍尚在基建之中,绿茵花卉的缺少使校园缺乏了幽静感,设施简陋,教室、饭堂、宿舍要兼得其用。在物质匮乏的岁月,好多同学连一月三元五角的灶费也交不起,近处的以家为济还好说,远处的就得一周背两次馍搭一月一元的开水灶。最有意思的是起灶同学一日三餐去领饭,值日的同学每到开饭时,须抬一个硕大的铁桶再拎一个硕大的竹篮和菜盆把全班的饭菜打回来进行再分配,所以管伙食的那个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勺子在手,权重如山。可以为近者多予,也可以向疏者少给,欲多予,勺起勺落如同闪电,盛的饭就多一些。想少给,就放慢速度,手再稍抖一下,盛到碗里的饭自然就少了一些。久而久之,这个“把戏”便被戳穿,先是提意见发牢骚,继而就争执指责甩勺子,最后竟然闹腾到老师那里。如何裁判,还是老师有办法,干脆一人一周让轮流来执政。就这样,人人都成了勺子的主宰者,人人又都遭到了在野者的弹劾,好在“执政”时间甚短,否则被“推翻”下台也绝非没有可能。搭开水灶的同学无“分饭不公”的烦恼,但生活的艰辛却更加一筹。那时绝无纯麦面的馍可背,最好也就是麦面与包谷面的“两掺子”。差一些的就纯粹是包谷面发糕。冬天还好一些,饭时掰开来用开水一泡,再加上自带的盐来调匀,一顿饭也就勉强饱了肚皮,可天热时,馍就极易发霉,星期天下午背来的馍周二早晨就拉丝发黏,到了周三简直就是长丝加上绿霉彻底变了质,可不吃又怎么行呢?同学们只好把这样的食物掰到碗中先用开水烫一遍,把水箅掉,再浇第二次开水时才放盐去吃。就这,不少同学周三中午那顿已是寅吃卯粮,等不得半下午就饿得眼冒金星,直不起腰来,得请假赶回家去“饱”吃一顿再把下半周的馍背来。如此往复,一个学期也就过去了。
教室的功能,颇有意思。在四面透光又通风的教室里上课这是谁也不觉得苦的事情,因为那时,来自农村的学生谁也没见过更好的学校是什么样,没有对比也就没有鉴别,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教室很有感情,尤其是高七四级三个班的教室自西往东依次排列,我们三班就在东头,紧临围墙又远离行政区,不仅可以逃避老师们随时监督的目光,东墙下还可以冬晒太阳夏乘凉,绝对一个课余时间的交流中心。下课铃一响,那里便是学子们谈天说地的乐土。由于学校没有饭堂,一日三餐,教室又作了我们的“小餐厅”,除了排队打饭时会弄得讲台前如抢购场的喧嚣与拥塞之外,一旦吃起饭来各就各位,反而是秩序井然。桌上的食物虽多焦涩寡味,却不乏欢乐的气氛,时隔了36年,往日那其乐融融的场景仍犹在目。
最难忘是晚自习后的住宿,近处的同学自然是回家,远路同学要留宿,就只能寄希望于教室。每晚下自习的钟声一响,喧嚣的呼应声,桌凳碰撞声随之大作,那一阵抢占桌凳成了留宿同学的本能反应,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者,常常一边拉着近处的桌子,一边还以颇具震慑力的口吻宣布,那个那个也是他的,手腾不出来,就目光下巴并用,盯着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要占领的目标点头警告别人不能挪动。身瘦胆小的就只好拼凑条凳,以之为床,久而久之,便成了定式。也有敢于冒犯者,凭什么你们总占那么多桌子,于是半是试探半是挑衅的去搬动早已打上了“烙印”的课桌来拼床,这个时候轻则再被夺走,重则剑拔弩张,要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班干部这时候就要发挥权力的作用,及时出面调停,这种“自治”的管理手段却也屡屡奏效。可笑当晚的怒目相向,翌晨醒来又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下“床”叠被堆码,挪开桌凳瞬间又复原教室的模样,近而渐入早读佳境,一切都来得那么快捷与自然。
那时候的幸福感似乎极易找到,就如被褥这些东西,农村孩子一般是很难独享一床被褥的待遇,可读了高中,再要住宿,我们从家中背走一床棉被是再理直气壮不过了,哪里会去感受父母为此所受的作难,被子一旦扛上肩,拥有者是何等的满足和幸福!
然而读书两年,两条被子夏也铺冬也盖,“床”又不能宽展,那时年少,睡觉偏不老实,尤其是冬天的夜晚钻进被筒时还颇为规矩,可到了早晨,不少同学才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蜷缩在“实木”上,而冰冷的桌面或条凳面早被被体温传导得温暖而舒适。我就常常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光凳上,可奇怪的是从未因此而患上感冒,即使睡梦中不时被从未支稳过的板凳缝隙夹住皮肉疼痛而醒,也未曾体会出苦难为何物。相反,一天到晚总快乐得让老师为之着急。最难忘是周六晚的值班,同学们都回家而去,留下值班的同学顿生主宰世界的宏念,平日里一条被子亦铺亦盖,这时候倒想体验当皇帝的感觉,铺一床褥,盖一条被的欲望顷刻间膨胀起来,于是吃过晚饭,就早早地拉开桌子拼出大大的一张床,再把垛子上的被子先拉下来的作褥,后取下的为被,神仙似的钻进去,美得久久不能入眠,闲话就一直聊到没有时钟见证的深夜。有一次,几个值班同学一时兴起,以为铺得越多盖得越厚越暖和,一口气就取下8床被子为褥铺其下,再拉开7床被子叠覆其上,以为这下就是神仙了,结果冷惯了的身子“虚不经补”,第二天全都感冒上火发起烧来。此事一经传开,成为校园里好一段时间热议的笑谈。
高中那两年的学习颇有传奇色彩。高一时课程还比较正常,只是“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占去课堂时间太多。学军似乎只在开学初,由当地驻军战士带着我们在学校操场军训过紧张而刺激的一阵,之后便归入了体育课的训练,可学工、学农的实践课却是一直跟随者我们,那时候,对书本之外的实践课人人兴趣十足,譬如学工,“课堂就在校办工厂里,大致是修理电动机、压闸刀盒之类的趣味操作,既与物理课相联系,又能满足好奇心,所以每到此时,几乎未到整队出发时间,有人就捷足先登,踊跃而往。由于设备太少,轮流操作时,后边的同学就有些急不可耐,心管不住手去乱动别的设备,因此常遭管理人员的呵斥。而过了一把操作瘾的同学虽干得汗流满面,却因满足了好奇心,又有小小的劳动成果可以炫耀,就显得兴奋不已。学农的课程同样提人精神,因为这种活动往往安排在周三、周五的下午,全校师生集体行动,扛着锨?,拉着架子车,长龙般浩浩荡荡走出校园,穿过天下祖庭――祖庵古镇的南北正街,朝着甘峪河滩逶迤而去。那里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满地的石头如兔如鸡又如狗,半伏在黄沙细土中,煞是壮观。你可以一个方向朝前走绝不会有人挡道,可脚下的顽石却绝不容许你满不在乎它的存在,稍不留意就会让你或伏于地或仰于天,受尽跌打损伤之苦。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在那里改滩造田,而且是要在千年石滩上造出一个桃园胜境。这样的宏伟蓝图虽然是借用了中学生的微薄之力去绘就,可如今想来,那个岁月能有如此创意,也叫人无法不为当时决策者的远见卓识而叫绝。记得浩荡的学农队伍一开到教学现场,虎虎生威的学子立即就以“铁肩担道义”的气概三人一组、五人一伙极是投入地作出临战之状,摩拳擦掌在预先洒了白灰的圆圈上挥镐舞锨大干起来,按规定所挖的坑要一米的直径一米的深度,然后再去远处地里抬来黄土回填进去,才可以交上“作业”。这种活极是符合中学生的心里特点,比着力气的大小,还一个不服一个,虽干得热汗淋漓,却兴奋得心花怒放,毕竟比闷在教室来得自在。别看少年自有一股冲天狂劲,可干不过一半,渐渐地就像皮球在泻气,开水泡馍的午餐怎耐得住如此大热量的释放,所以,每次返校时,队列的浩荡之势锐减,我们全像散兵游勇一般涌入校门。可到了下次活动,就又来了精神。学工、学农的“锻炼”课的确挤占了我们太多本应是课堂的时间。这实在是中学时代一大遗憾。而这种遗憾的直接后果是,在随后恢复了高考的考场上始得验证,面对考卷,力不从心的焦急才使我们顿悟当年“出力不当”所带来的切肤之痛。
其实对于文化课的学习,我们这一届学生还算是歪打正着占了点便宜。1972年夏,初中本要毕业,政治风暴怎么突然间在我们小小的校园里也回卷不息,少不更事的中学生旋即被卷入其中,待风势稍减,睁眼看世界时,已到了这一年的深冬,我们的初中学制就这样不明不白被延长了半年。所以初中毕业从我们这一届改秋为春,反了季节。原本是“红小兵”跟着潮流“大批判”,少小之心早早就已荒老,不料高中升学考试的消息“忽如一夜春风来”,让饱受“推荐”不公而倍感压抑的我们顿觉“出头之日”即临,立刻生出“搏一下”的壮心,用功复习了一阵,不少人竟也如愿以偿,居然打破“推荐入学”的“常规”自己把自己送进了高中,这实在是让人引以为豪的事情。所以进了校门,我们对文化课学习相对就自觉一些也珍惜一些。高一时,学校秩序还比较正规,学习气氛也相对浓郁,学工学农的活动虽占去很多读书时间,但还是觉得学有所获。可到了高二,本不晴朗的天空又风云大作,忽然间掀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一夜间学校又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评法批儒”的狂潮汹涌而起,各种大字报挂满了校园,贴满了墙壁,学校的秩序真又回到我们初中的时候。“大批判”的热浪再起,我们怎能不卷入其中?时隔这么多年,仍依稀记得我们是如何不知天高地厚,以虾蟹之力在那场运动中做着推波助澜的忘形之举。尤其是出自我们笔端的那些批判稿实在是幼稚可笑又咄咄逼人,达到了新时代的“巅峰”。有些老师看不过眼却又不得不压抑着声音说,你们写文章能不能学会以理服人,怎么总拿吼文滥句自壮声威。有一次,我们正在张贴壁报,一个语文老师看着墙上的批判诗歌慢条斯理地说,时势造英雄啊,时势也出诗人,只是读你们这些诗的时候,以筷子敲碗,或以竹板辅之更能逗人。话中的辛辣味听得分明,可正在为自己的墙头诗自鸣得意的我们一时却没了对答,乃至那老师走后,有人后悔怎么当时不就地揪住他批判一通。三十六年过去,而今提及,当年的“小闯将”谁能不为自己那时的狂傲无知而自羞自惭呢?
更费解的是怎么就兴起了“评法批儒”之风,那时的语文教材本就视古文为“糟粕”,加之“之乎者也”那样的句法也实在生涩难懂,令人讨厌,所以对古文的学习仅限于“知道”而已,而转眼间面对要大加译评的法家著作和同样要大加批判的儒家“谬论”,我们这些与古文相识不过三、五篇的“小斗士”别说观其文如蚂蚁读大典,就连其中文字也识之未半,可我们却有自命不凡的胆量,居然也敢摇动手中的幼稚之笔来做译评,其结果自然是笑话连篇、洋相百出,还自命不凡拿到批判组要求刻板印发,接稿老师当然都是古文高手,可政治气氛的浓烈使他们既不敢将到手的“大作”鄙之为“朽木”,却也无从下手去“雕琢”,弄得左右为难。有一个老师不无嘲讽地对着这样的译评叹道:“这简直是气死木匠, 怄死画匠,吹糖人的见了哭一后晌。”意既此等无规无范的译评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然而不“雕琢”怎么能完成政治任务呢?批判组的语文老师还是得从牙签里面挑旗杆,拿出一批“成果”去交差,可老师们万没想到,“革命性”更强一些的小将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向党之心,居然在自己的姓名前特意加上了“中共户县第八中学”的修饰语。这实在让老师哭笑不得,却也只能温和指出其中谬误,然而“作者”不仅不认可,还要据理力争,“小译评家”在这样的争辩中也多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直至我多年后参加了工作,在下乡的路上看到蔬菜地里一座土坯房的墙壁用白灰水刷上去“中共 x x村菜园子”的字样,不禁在哑然失笑中才明白了老师当时纠错的含义以及自辩者的好笑。
那一场运动来势凶猛,看似一件坏事,可我们这一届学生总能碰上逢凶化吉歪打正着的时运,因为班主任邵步越是一位出色的语文老师,又有教政治、历史课的经验,他那时大概从我们极欠古文功底的“译评”和“吼文滥句”的作文中看出了可畏后生的可忧之处,也大概从那一场政治风暴中悟出了如何创新的施教之法。所以语文课就教得颇有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从他赋原有教材以新意,增“应景”之章为补充,并付诸实施而体现出来的,加上他极具感染力的口授方式,连那些见上课就伏桌的“瞌睡虫”一旦到了语文课堂上也会听得屏声静气,忘了睡觉。邵老师善于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写作,上记叙文课程时,一篇范文教完,随之就有作文练习,而且是命题、作文当堂清,下一堂课进来就是讲评,甚至不止一次带着我们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去感受生活,以习练长篇通讯的写作。如此一段时间下来,记人叙事、状物摹景的写作就有了明显进步。对于政论文的学习,我们在顺应时势的同时,并没有失去教与学的目标,大批判的稿子邵老师也一篇接一篇布置同学们去写,借机却拿出中共抨击苏共的《九评》作为范文来解读,以此教我们学习政论文的写作方法和技巧。这样循序渐进写过多篇之后,说理之功果然见效。接着又把一些经典的古文补充进语文教材,让我们一口气学习了《曹刿论战》《唐雎不辱使命》《谏太宗十思疏》《捕蛇者说》《六国论》《过秦论》《邹忌讽齐王纳谏》《岳阳楼记》等多篇文章。就连古体诗的学习,也特意把《毛主席诗词》印发给我们。那段时间里,每天早上,唯听高七四级三班教室里书声朗朗,颇能惑人。毛主席36首诗词从学子口中荡漾到校园上空,成了令全校师生惊之讶之的传闻,半学期下来,我们居然人人能把毛主席诗词逐篇背诵,在那种时代背景下,能有这样的学习收获,算得上是火中取栗的偶得。如果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们班考入大专院校的数量在全年级中占了优势,用同学们的话说:“非邵老师的妙招,哪有歪打正着的收获”。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同学中后来竟有人连律诗也写到让行家也惊叹的地步。而我们大多数人语文基础的奠定,也都得益于那一阵的练习。
日月短,光阴流,遐思绵长,忆旧何时休?想那中学时光,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情景实在太多,就如涟漪叠起,心湖那堪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