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根据，由某一群体和一些个体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包括各种类型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各种语言、口头文学、风俗习惯、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礼仪、手工艺、传统医学、建筑术以及其它艺术”。无疑，这些都是人类共有的、具有历史传承的文明“瑰宝”。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其必要性不言而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在人类漫长、悠久的文明历史中，产生了无数具有文化特性和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口相传的技能和民族文化遗产。这些鲜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往往蕴藏着传统文化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以及各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它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国际社会认知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反映当今文明的标志。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代表着我们优秀文化传统的民间艺术并没有进入我们的主流文化，而是一直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它们通过神话、传说、故事和史诗形式记录着一个民族的喜怒哀乐和爱憎好恶，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文化形态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环境，就会慢慢走向变异甚至死亡。有的民间文化因为人口增长、城市扩张、环境污染、生活习性甚至自然灾害、战争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日渐失去了原来的风貌，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保护共同的文化瑰宝是全人类的责任和义务。
在探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一般都要将其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联系起来，比如民间文化艺术：昆曲、剪纸、风筝、印染、雕刻、刺绣、蓝印花布等。《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界定要比我们一般理解的宽泛得多。比如，和文化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有物质空间，如过去的皇城、庙宇和山。如故宫，假如以前皇宫内的朝拜仪式保存到现在，那么，故宫是文化遗产，朝拜仪式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还有人类生活中社会实践的各种方式，只要它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都可以被纳入进来，所以它的范围很广泛。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到人和人的行为，所以要加入道德考虑和道德限定。如果说一种歧视普通妇女的习俗应该加以限制的话，那么人类对自然的具有破坏性、敌视性、征服性的态度和行为也是不应当鼓励的。有些仪式和习俗，比如西班牙斗牛，一直被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所批评。传统中药里的一些工艺比如使用虎骨、熊胆等，也是受到广泛批评的。所以在进行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首先进行清点，列出急需抢救的重点和有重要代表意义的遗产项目，建立由专家和会员代表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组织（或保护委员会），评审有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协调有关工作。
一、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措施
第一，摸清家底，是保护的基础性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草案》里已提出保护工作的三个步骤，即设立“清单、目录、宝藏名录”。具体操作的要求是，首先制定一个清单，把本区域内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进去，这个清单要报上一级教科文组织和保护委员会，最高层次是国际委员会。二是上一级保护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通过评审筛选，对名单中所涉及的具有较高价值的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特别的帮助，拯救那些受到特殊威胁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将一些有代表性的项目纳入《公约》的保护体系，编制宝藏名录。通过以上三个基础性工作，建立规范的保护机制，以此保证有适当的人力、物力、财力保护人类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推动所在区域的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和重视。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民族的土壤，必须培育“根系”。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之国，几千年的文化连绵不断，许多古老文化原型在不同的时期通过积淀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叠层和变体。当今的学生们、特别是高校大学生们尚未来得及读它、了解它、研究它时，它们中的许多就已经消失了。这些民间的“瑰宝”一经消失，我们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社会失去了民族的根系，失去了民族的身份。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根系，守住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底线和情感底线，大学生应承担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主要做法有：一是将民间美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式列入大学艺术教育，举办多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二是高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当作一个学科建设；三是高校作为大学生专业与综合技能培养的主阵地，积极参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研信息的研究、开发、推广，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培养的责任；四是打破单一文本、学院式的学术模式，走进文化遗产地进行田野考察，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参与社会实践。据悉，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类似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编入大学教育，填补了民间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
第三，改善区域环境，对经济落后地区，应特别注意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与扶贫相结合。旅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较好方式，这是各地区范围内的一个普遍做法。但在开发过程中，我们既要努力使居民从旅游开发中受益，还要尽量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受影响。让当地传统习俗完整的传承下去。由于大多数文物古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地都处于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因此有关部门应注意协调，把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扶贫项目结合起来，政府提供直接经济援助，组织专门的知识技能培训，使居民能够尽快地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新环境。吸收当地居民参加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和管理工作，通过多种措施使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在群众文化活动中，注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主体的培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我们应当树立人性的文化尺度，不能歧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民众，尊重民众文化传承的自发性、自主性和文化个性，文化的自觉精神，群文活动的蓬勃发展，为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那些源自祖先心音，流淌着祖先血脉的活态文化存在的认识过程，是人性发现和理性传承的民族文化整合的过程。民众主体的培育，群文活动的参与，民间艺术的表现，是民间“瑰宝”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最直接的手段。
二、注重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立法模式
一是民族民间文化的普查机制。普查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和资料的收集，其目的就是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的档案，在立法中将其中一些重要部分予以规范，包括政府的责任、公民的义务、普查的方式和要求。
二是民族民间文化重点保护和传承机制。这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保护的核心。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其中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或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给予重点保护和重点抢救，培养传承人。在立法时，明确认定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标准，政府公布遗产名录，并确定遗产保护的方法，即保护者享有的相应权利和荣誉、负有的义务等。同时，为了鼓励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传承，法律可以规定：政府授予长期生活在民间、熟练掌握一种或多种文化艺术表现形式、有很高造诣的民间艺人以“民间艺术家”的荣誉，对于民族民间文化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高艺术水平的地方，政府命名“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以推动该艺术的弘扬。
三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使用与开发机制。鉴于民族民间文化多产生于民间，主体具有不确定性，整理者、改编者、使用者滥用民族民间文化，侵害该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精神和物质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因此，在立法时应明确，主体不确定的民族民间文化作品、智力成果应该归属于产生它的群体乃至国家。若有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开发、使用，应有不同的鼓励、保护和限制措施。同时对于国家相关法规限定需要保密的民间绝技的传承方式、范围均应予以限制；对于经审批允许改编、整理者，必须尊重原群体的精神、利益、权利，对于被认定为某地区甚至国家极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不管其内部的权利主体是否明确，但其地区或国家可以限制其境外买断著作权。
四是文化生态保护机制。划定文化生态保护比较完整的地区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原生态地保护在其所属地区环境中，使之成为“活文化”，这不失为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立法中应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方式，以及保护区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破坏文化生态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五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保障机制。为了使上述工作依法科学有效的落实，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包括经费、机构、人员、税收优惠政策、专家咨询机构等，同时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可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全国性的或跨区域的民族民间文化重大项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组织对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专项保护，培育传承人，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
上述民族民间文化立法模式，主要是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责任条款，应与《知识产权保护法》、《著作权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条文相衔接；通过法定程序，挖掘、保护、抢救、开发、利用这些民间“瑰宝”；通过提高认识，按统一步骤、标准，发挥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群文工作者的作用，注重开发与扶贫，树立人性化的文化尺度。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同的努力，我们坚信，中国民间“瑰宝”会永远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
（作者：合肥市蜀山区文化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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