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49年以后，文学生产被纳入到国家政治轨道上，文学创作要求能阐释新中国的合法性地位及其“新”之所在。十七年文学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路翎曾被称为“天才的作家”，而在“十七年”中，路翎几乎成为“苍白的天才”。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迥异于前，整体呈现出对主流话语的退守与规训。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路翎小说；退守与规训
在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它要求作家在主流意识规范的框架内进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路翎的小说明显呈现出对主流政治话语的规训,作品已经丧失了前期作品中强大的张力。我们很难在其作品中寻觅当年那个刚健风发的路翎。本文将首先分析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语境，因为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他生存的环境。然后，笔者结合路翎具体的小说文本分析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创作,
一 “同声歌唱”――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语境
十七年文学可以视为解放区文学在新时期的延续。不同的是，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为了巩固新政权，文学也被“收编”。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忠诚地歌颂与赞美新时代新社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政治角度出发，对文艺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与规范。《讲话》的总精神是：革命文学要为革命服务，党的文学是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学要为党的整个事业服务。
《讲话》规定文艺创作的工农兵方向。而全部工农兵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整个工农兵文学创作的内在叙事动机是以历史来论证现实，为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充足的历史依据。在建设新生政权的非常时期，《讲话》的确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但从长远上讲，《讲话》规定的文艺思想，违背了文学创作自身的特点，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出现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五四”时期，个体的“人”得到重视，人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有论者称这一时期为“伦理主义时代”。《讲话》消解了个体论。“五四文学以来的个性解放主题被逐渐遮蔽，个人的价值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中被消解殆尽”。“十七年”，是一个时代共鸣期，作家主体性存在的内在品质也随之消失了，文学无法独立于时代之外，任何和主流意识形态不和谐的话语，都可能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在主流话语面前，知识分子失去了话语权，纷纷都“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文化语境中。
二 “苍白了的天才”――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
读完路翎的《朱桂花的故事》让人感叹不已。不禁要问：这是路翎写的吗?这部小说集中的11篇作品，整体给人干瘪、苍白之感。作品内容以反映工人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转变为主，聚焦于旧社会让人活不下去、新社会中共产党让人新生的主题。这部小说集中的主人翁几乎都有一部苦难史。《试探》中的刘老三、《劳动模范朱学海》中的朱学海、《“祖国号”列车》中的张福荣等等；这些人物有的饱受地主、资本家、反动派的迫害，有的是亲人遭到日本人、国民党的杀害。作品中有揭露黑暗的，也有赞美新生的。这些作品中有一支由“军事代表”、“工会主席”、“劳动模范”等组成的新生力量，他们是光明、进步的象征。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路翎昔日塑造人物的激情与人物展现出的巨大张力，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存在概念化倾向。路翎没有关注他们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人物的苦难仿佛都源自于万恶的旧社会。
路翎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五四”。对于价值观念源自于“五四”的作家在新时期的创作,有论者提到：当他们勉力在理性上在意识层面上，用自己不熟悉的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来处理自己的写作对象时――不论这写作对象是社会现实生活，还是历史题材――由于这些价值观念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血肉，还没有沉潜到自己无意识的深处，所以，这些作品就都谈不到这些作家生命的外化形式，谈不到是这些作家生命的对象化实现，因而即使在创作理念上不乏正确乃至深刻之处，但毕竟因为缺乏生命的丰富与深刻。所以缺少艺术的魅力与力量。
以此分析路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是非常合适的。在建国前，路翎的创作延续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关注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贱民”。在他的前期创作中，主人公有破产农民、矿工、卖艺人、船工、逃兵、妓女、匠人、商贩等等，路翎关注他们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原始生命的强力”。在前期，路翎始终坚持着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立场和“化大众”的努力。在建国后，知识分子的精英启蒙立场不合时宜，歌颂与赞美工农兵大众成为时代主旋律。
“规范”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强大力量表达，它为人们的生存立法，塑造模式。作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规范，《讲话》深刻的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路翎有过挣扎。朱珩青在《路翎传》中提到，晚年的路翎，经历过“两个路翎的撕扯，一个说,要正面写，不能写阴暗面要塑造英雄形象；一个说,要写真实,没有真实文学就没有生命，英雄也是人，不是神!”我们不能断定路翎已经接受了十七年的文化规范，但是他的确在努力向“规范”看齐。最明显的是路翎在这些小说中多次出现“露骨”的政治套语，在某种程度，这是一种主动的文学向政治的“献媚”。
三 模式中的革命爱情叙事――战争题材小说
建国后，路翎创作过几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战争，为了和平》《战士的心》《初雪》等。其中，《洼地上的“战役”》是备受关注的一部。当时的很多评论家指责路翎“宣扬个人主义”，“攻击了工人阶级集体主义”(由此也可以窥见当时对个体人的忽视)。而在笔者看来路翎的这几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与解放区的革命历史小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规范内的创作。《初雪》写志愿军司机载送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去到安全的后方；《战士的心》写一个班的战士在一次似乎是偷袭结合强攻的夜战中，发起冲锋，展现的是志愿军的英勇无畏；《洼地上的“战役”》写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纯洁而又微妙的爱情；《战争，为了和平》描写的是志愿军战士与朝鲜老百姓的相亲相爱。整体上讲的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绝对的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因此，从整体上讲，路翎的这些小说主题都是贴合时代主流的，描写的都是正面的“阳光”的内容。
在解放区，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旗谱》《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等。这些小说有着革命加恋爱的模式，突出塑造英雄人物，爱情描写点缀其中。英雄人物(一般为男性)近乎完美，爱情也不再单纯，而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路翎的《洼地上的“战 役”》《战争。为了和平》，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小说重点凸显的都是英雄人物；王应洪与赵庆奎，爱情也是典型的十七年爱情叙说模式。《洼地上的“战役”》中，作者重点写的是王应洪为完成任务，保护班长而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赞美的是王应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他把对朝鲜姑娘金圣姬的爱情深深地埋在心里，他们彼此爱慕对方，而他们的爱情在萌芽时期就受到了组织上的关注与告诫。他们的爱情在与政治的这种复杂纠葛中，给人一种凄美的印象，特别是最后王应洪的牺牲。个体的“小我”融入到轰轰烈烈的时代的事业中。“小我”也逐渐变得不平凡。《战争，为了和平》着墨最多的是志愿军战士的成长，爱情描写很少。爱情的发生无关于人物内心的萌动，理性压制着情感。张桂英爱慕英雄赵庆奎，而在她的眼中，实现爱情的条件是政治上的进步，只有政治上的平等才能“配得上他”。爱情的描写采用的是有违于人性的革命书写模式，爱情的美好也被消解在宏大的政治话语叙述之中。在十七年文学中，爱情与政治紧密相连，爱情的发生不再属于个人的事情，而成为表现政治主题的需要。可以说，路翎的这两篇小说同样也没有摆脱时代语境的话语模式，明显的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
当然，这时路翎的小说创作也有自身的特点，“过去那种狂躁的、激荡的、层层叠叠的火焰般的热情已被冶炼成为缜密的、清新的、内蕴的恬淡了”。“文随时变”，出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知识分子有时也无可奈何。路翎前后期的创作风格迥异，其后期的创作不如以前，这是不争的事实。前期的路翎写下了许多让人过目难忘的名篇，作品的内蕴相当丰富；后期的创作，虽也有如前所说的缜密、清新的特点，但整体上失去了路翎的风采。笔者无意于贬低路翎的文学才情，也无意于贬低整个十七年文学。我们只是从中发见在特殊的历史场域中，文人的才现会受到制衡，正如路翎。如何创建有益于文艺发展的社会环境，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所在。注释：
①解洪祥，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33页
②李宗刚，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③朱珩青，路翎传[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版序言。
④路匍，朱桂花的故事[J]，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1版。
⑤傅书华，散落的珍珠――“五四”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⑥丁帆、王世沉，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J]，《唯识》，1999年。
⑦朱珩青，路翎传[M]，郑州；大象出版杜，2003年第1版，157页。
白明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