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来时，我突然接到了一个受宠若惊的任务。那天打开电脑，我看到了一则题为“求序”的邮件。这则邮件是我的恩师王先霈教授从美国发来的，他让我为他即将出版的一本演讲录写序。
天啊,老师这不是折煞学生吗?开始我还以为王老师是开玩笑，但仔细一想不对，因为王老师是从来不开玩笑的。接下来我就左右为难了，写吧，怕力下从心：不写吧，又怕王老师说我不识抬举。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我还是答应了王老师，决定硬着头皮写。
我之所以答应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是听着王老师的演讲成长起来的。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或者人才，只是想说，作为王老师的学生，我听他演讲的时间比较早，次数比较多，跨度也比较长。我想，这也许正是王老师给我布置这个任务的初衷吧。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第二年秋天，我们开始学《文学概论》，给我们上这门课的就是王老师。王老师上课，与其他老师很不一样，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与众不同。换一句话说，王老师上课不像是上课，倒像是在演讲。这么说来，我早在三十几年前就开始听王老师演讲了，那时我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
当时老师们来上课，大都会拎一个鼓鼓的包，走上讲台后，先要从包里掏出教材和讲稿，再将它们――打开，摊好，然后才开始讲。有的老师还一边讲一边看，生怕讲错了或者讲漏了。王老师则不同，他进教室从来不拎包，也不带教材和讲稿，只是偶尔在手里捏一张小卡片。事实上王老师很少看那张小卡片，它更多的时候只是他手中的一个道具，有点像说书人手里的纸扇。当然，王老师并不是没有备课，只是他把课都备在了心里。因为成竹在胸，烂熟于心，所以王老师讲起课来总是环环相扣，有条不紊，一气呵成，酣畅淋漓。
更为不同的是，很多老师上课基本上都是照搬书本，大一二三，小一二三，一切按书上来，连顺序都不变。王老师则不这样，他从来不照本宣科，依据教材却不拘泥于教材，一会儿《文心雕龙》，一会儿《哥德谈话录》，一会儿苏东坡，一会儿莎士比亚，古今中外，南北东西，有点儿天马行空。但是，王老师并不信马由缰，更不脚踩西瓜皮，他每堂课都要紧扣几个关键词，既放得很开，又收得很拢，形散而神聚。他很像一个放风筝的人，即使风筝飞到了天外，那根线也始终攥在手中。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留在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样一来，我听王老师演讲的机会就更多了。除了在教室里听王老师讲课外，我还能经常在大礼堂或报告厅听到他的学术讲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校园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名师报告会。王老师当时是我们学校最红的名师之一，只要他的名字在海报上一出现，那天的会场肯定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为了听王老师演讲，好多人常常都是提前几个小时就去会场抢位子，有的甚至连晚饭也顾不上吃。我虽然每次都很积极，但有好几回还是去晚了，最后只好站着听，有几次还是趴在窗户外面听的。
听王老师演讲，我几乎没听到过重复的内容，甚至连举例也没有雷同的。这一点让很多人都叹为观止。王老师是个谦虚而低调的人，不喜欢别人恭维他，讨厌别人说奉承话。但在这里我还是要貌似奉承实则诚恳地说，王老师是个大学者。他学富五车，满肚子都是学问，所以每次演讲都有新的话题，新的材料，新的见解，不像那些小家子，内存不足，捉襟见肘，一上台就炒现饭。正因为王老师的演讲常讲常新，所以我们才百听不厌。
王老师的专业是文学理论，重点研究文学心理学和文学批评学，但他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差不多涉猎了与文学有关的各个领域。因此，他不但能在文学理论方面发出权威的声音，还能对许多涉及文学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既能给博士生硕士生深刻地阐释文学与宗教或者文学与科学的关系，也能通俗地告诉大学生和中学生怎样去欣赏中国的四大名著或者外国的现代派诗歌。王老师的脑海就好像一个文学的富矿，里面储满了各种稀奇宝贝，他哪怕随手掏出一块来，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陌生的，金光闪闪的。
还有，王老师的记忆力非常好，简直是好得惊人。博闻强记这个词用在他身上真是一点儿也不夸张。演讲的时候，他不仅能把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名篇佳句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还能把那么多外国文艺理论家的经典论述信手拈来。那些冗长而绕口的外国人的名字，他居然也能脱口而出。至于中外文学名著中的那些精采细节，王老师更是熟而又熟，手到擒来。有一次，王老师讲《红楼梦》，讲的是小说第二十二回的前半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他不仅把故事情节讲得清清楚楚，就连人物的对话都能背下来，宝钗怎么说，黛玉怎么说，贾宝玉又怎么说……他竟然背得一字不差。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王老师《文学心理学概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出版与传播，他在学术界已经是闻名遐迩了。由于知名度的日益攀升，邀请王老师演讲的单位便越来越多了，不仅有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还有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坦率地说，王老师是个很清高的人。但他把清高藏在骨子里，表面上还比较好说话。有人请他演讲，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一般都会答应下来。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没面子。那几年，王老师演讲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讲遍了武汉三镇，而且还讲到了其他省市，近至郑州长沙，远及北京上海，几乎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王老师演讲的声音。
王老师在武汉地区的演讲,好多次我都去听了。因故漏听的，事后我也及时做了弥补，或者看笔记，或者听录音，或者找一些到场的人打听。可以说，王老师的每一场演讲都很精采，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交口称赞，钦佩不已。他有许多场大型演讲，至今还被人们铭记著，谈论着，回味着，如在武汉大学讲的《人生的艺术化》，在华中理工大学讲的《禅宗与中国诗学》，在中南民族大学讲的《当前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在湖北省图书馆讲的《诗歌的形式美》等，这些演讲都堪称经典，具有深远的影响。
王老师演讲，从不故弄玄虚，也不装腔作势，更不装神弄鬼，不管讲多么高深的问题，他都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让听众听有所悟，听有所获。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次讲禅宗与诗学。应该说，这是一个深奥而枯燥的题目，如果换了其他人讲，可能是如讲天书，玄而又玄，让听者不知所云，一头雾水。但王老师却讲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他先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科学如果没有宗教就是瘸子,宗教如果没有科学就是瞎子。”这话既有诗意又有哲理，一下子就把听众抓住了。接下来他又讲了两个寓意深邃的禅宗故事，一个是“磨砖作镜”，一个是“拈花微笑”。他一边讲一边延伸，不知不觉就把话题转移到了诗学 上，然后轻而易举便把宗教与艺术的关系讲通了，简直像捅破一层窗户纸那么容易。
虽然王老师是研究文学理论的，但他非常关注文学创作，尤其是当下的创作问题。比如他那次关于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演讲，光涉及到的当代历史小说就多达十几部，并且还具体分析了唐浩明的《曾国藩》、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以及熊召政的《张居正》。通过分析后他指出，文艺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比历史著作中的“历史真实”包含了更多的主体建构的成分，从而鼓励作家在从事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时应当更加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作用。因为王老师把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打通了，所以他的很多理论是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理论反过来又能有效地指导创作。正因为这样，很多作家都喜欢听王老师演讲。
王老师在外地的演讲，我听的虽然不多，但我知道每一场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比如他在南京大学讲文学思维活动中的无意识现象，在中南大学讲西方文学理论概念的吸纳问题，在苏州大学讲文学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些演讲无不受到当地听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外出开会，我在不同场合碰到这些学校的师生，当他们知道我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时，好多人会跟我提到王老师。虽说时过境迁，但他们一说起王老师的演讲来，仍然是激动不已，啧啧称奇。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骄傲地对他们说，我是王老师的学生!听我这么一说，他们马上就对我另眼相看了。说实话，作为王老师的学生，我真是沾了他不少光。
我有时想，王老师的演讲能征服那么多听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技巧?但仔细一想，他是不怎么运用技巧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演讲无技巧。他和当下很多人演讲，尤其是那些蹿红的学术明星的演讲不一样。他们演讲，都有全面而精湛的技巧支撑，或者说包装。我把他们惯用的技巧归纳了一下，至少有这样几种。一是炫耀，比如说自己是哪所名牌大学毕业的，师从过某某大师，曾到外国某所大学做过访学，有的还把曾与某位高官同桌吃过饭这种经历拿出来晒；二是卖弄，比如读过多少本书，获过多少次奖，发表过多少篇文章，出版过多少本著作，有的还自曝懂几门外语，甚至隔几分钟还要秀上一个英语单词；三是煽情，比如与听众拉关系，套近乎，耍贫嘴，抛媚眼，有的还俗不可耐地说，在座的都是美女帅哥，我爱你们!四是插科打诨，比如一边讲一边张牙舞爪，搔首弄姿，有的还在中间哼那么一支歌，或者在快结束的时候赋上一首打油诗。
以上种种，王老师从来没用过。他一不炫耀，二不卖弄，三不煽情，四不插科打诨。其实要炫耀要卖弄的话，他也是有货可炫可卖的，并且还是干货，比如他读过何其芳的研究生，比如他很早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过论文。但是，他在演讲中却对这些只字不提。至于煽情，王老师恐怕真不会，别说让他油腔滑调，甜言蜜语，就是一句过于动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出口。插科打诨嘛，按说王老师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打几个手势，唱几句歌，再说几句顺口溜，这些有什么难的?可他不屑于这样，我想他一是怕自己肉麻，更重要的是怕听众起鸡皮疙瘩。
王老师演讲没有技巧，并且拒绝技巧，那他到底靠什么取胜呢?我曾读到一本类似演讲指南的书，上面说成功的演讲要做到三点，一是以声夺人，二是以情动人，三是以理服人。
回忆王老师的演讲，我觉得他在声和情这两个方面都没做到。先说声吧，虽然王老师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也很有磁性，讲起来流畅而精准，但他并不太看重声音的作用，从不像其他演讲者那样，声音忽高忽低，忽粗忽细，忽疾忽缓，故意制造一种落差。王老师的声音从头到尾几乎没什么变化，一直是不大不小，不快不慢，像一条小河冷静而平和地流淌羞。再说到情，我觉得这恐怕正是王老师的弱项。他在演讲中不仅不会煽情，而且连必要的情感交流都不是太多，一是他的面部表情不够丰富，除了庄重，就是严肃，你很难看见他笑一下；还有一点，他的深邃而锐利的眼睛很少看听众，大部分时间都平视前方，或者久久地仰视天花板。平易近人与和蔼可亲这两个词都与他相距甚远。
如此说来，王老师的演讲就全靠以理服人了。没错，理就是王老师演讲的核心价值，也是他演讲的制胜法宝，还可以说是他演讲的魅力之源。他的演讲，处处有理，结构上有条理，逻辑上有推理，内容上有道理，有哲理，有真理。总而言之，王老师的演讲始终闪耀着理性的光芒。正是这一道道理性之光，照亮和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听众。
我永远忘不了王老师在武汉大学的那一次演讲，他给文学院的几百名大学生讲日常生活的诗意。演讲是在晚上举行的，讲到一半时，礼堂突然停电了。电虽然停了，但王老师的演讲并没停下来。他在黑暗中继续讲，居然越讲兴致越高。学生们在黑暗继续听，反而越听越认真，礼堂里鸦雀无声。我想，那天晚上礼堂的灯虽说熄了，但王老师演讲中的理性之光却把听众们的心都点壳了。演讲结束时，漆黑的礼堂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出任了《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因为王老师是刊物的顾问，所以他参加了我们的很多活动，比如语文教学研讨会，文学教育高峰论坛，中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差不多每次活动都有王老师演讲，他的演讲成了我们杂志的一个传统节目。从一九九八年到二0一0年，十几年来我们举办的活动少说也有三十多次，我算了一下，王老师的演讲至少有二十场。
王老师每次演讲都是我主持的，他讲的好多题目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比如在江西庐山讲语文教师的自身素质，在广西北海讲作文的虚实问题，在哈尔滨戈果理宾馆讲形式的意义，在遵义的铁路大酒店讲写作与阅读的互动，在大连海边讲文学写作的创新，在青海湖畔讲文学与科学的关系。王老师讲得最远的地方是新疆的克拉马依，我记得他是给语文老师讲文本解读。他时间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年夏天，在四川乐山，讲的是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
参加我们杂志活动的大都是语文教师和中学生，还有一些中学生家长。面对这样一群结构复杂的听众，王老师的演讲仍然是以讲理见长。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是，他更多的时候是把要讲的理与生动有趣的故事紧紧地结合起来，要么把理寄寓在故事中,要么从故事中提取出理来。比如，他在第三届文学教育高峰论坛上讲文学的形式，为了阐明形式的审美价值，他先讲了京剧折子戏《苏三起解》里的一个片断。苏三叫一声苦哇！竟博得满堂喝采。王老师问，苦是令人同情的，观众为何要叫好呢?他接着说，其实喝采声不是冲着词意而只是冲着演员的声腔，不是由于内容而只是由于形式。他这么一说，老少听众对他要讲的理马上就心领神会了。
在给我布置写序任务的那则邮件中，王老师特别强调说：“我不愿意听颂扬之词，希望平实地评价，也指出弱点。”?这虽然是王老师的真心话，却让我写起来困难重重。原因有三，首先，我听王老师演讲的时间长达三十年，他的演讲是真的好，我也是真的喜欢，要我不写颂扬之词，我是真的做不到；其次，我业余写点小说，也勉强算个作家，但小说没写好，却在遣词造句上染上了修辞的毛病。评价王老师的演讲，我也想尽量做到平实，但由于修辞的积习难以一下子彻底改掉，所以我怕不能完全达到要求；第三，王老师要我对他的演讲也指出弱点，可我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弱点来。其实，指出一个人的弱点比指出一个人的优点要难得多，这不光要胆量和勇气，还必须得有知识和智慧。不过，为了不让王老师太失望，我还是从鸡蛋里挑出一点骨头来。我觉得，幽默感在王老师的演讲里似乎还少了一点，以后可以考虑加大剂量。
前天动笔写这个序的时候，春天虽然来了，但却还冷得很，窗外的一株茶花还没开出来。今天要收尾了，扭头一看，那茶花居然已经绽放，简直比桃花还艳，看来春天真的来了。王老师说，他下个月从美国回来，但愿这茶花能延长花期，等王老师回来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