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奎松的书，让我想起“清道夫”。 常看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词，特指足球比赛中承担特定防守任务的拖后中后卫，职责只守不攻，执行单一的防守补位任务，清除攻到本方球门的一切来球。其实，这个词是从南美洲的一种鱼的名称而来。被命名为“清道夫”的杂食性鱼类，因以各种水底垃圾为食而得名且食量很大。不管是从足球场上的职责来说，还是从那条整天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鱼儿来说，用以比喻杨奎松的学问，都很贴切。
中共党史学界，做学问的人很多，号称学问很深的人也很多，但杨奎松这样的人却很少。他的学问涉猎面广――像杂食的鱼儿，举凡国共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与美国的关系、中共领袖如毛泽东本事的研究，都有著作问世；他的学问作得很扎实――像足球场上拖后的中后卫，如同吸食垃圾的鱼儿，对于中共党史学界研究中出现的史料上的模糊，学风上的浮漂等，都给以清除。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人怕杨奎松。因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来，大多数人如果不想颜面尽失的话，只好缄口不言。最近杨奎松批评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就是一例――无论写书还是讲话都洋洋洒洒的金教授，对此则毫无回应。
以杨奎松新近出版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来说，就是一部典型的“清道夫”式的作品。
西安事变发生七十多年了，鉴于这场事变对中共命运的转折性意义，研究的著作可以说汗牛充栋；发动西安事变的一大主角张学良，鉴于他在事变后被囚禁的命运，以及他在海外的影响力，海内外对他进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说比他10个“等身”还富裕。杨奎松敢在自己的著作用“新探”两个字，确实需要一番勇气，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有浪得虚名之嫌。
要探讨“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张学良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这是一个海内外学者都关注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到张学良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领袖蒋介石囚禁起来而帮助中共，张学良到底与中共的关系如何？也是学界好像有定论――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问题。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参与这段历史、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两位人士吕正操和宋黎。吕正操当年是张手下的东北军将领，2001年他在参加张学良葬礼时对阎明复（当年东北军将领阎宝航之子）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宋黎当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据他回忆，是从在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中共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那里得到肯定答案的。吕、宋两人说法，在党史学界至今盛行。
但在杨奎松看来，这种说法却不靠谱。他认为，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更不要说以此来探讨张与中共双方关系的改变了。
在本书中，像这样扎实的考证比比皆是，很多结论颠覆了既往学界流行的观点。
台湾国民党史研究专家蒋永敬在序言中说：“此一新著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有新的发现，同时对于西安事变若干史实作了新的探索。书名定为《西安事变新探》可谓名副其实。”
这不是一般的客套，应是蒋先生的由衷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