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文：1991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并被授予国家级“人民教师”奖章。1992年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现为复旦大学附中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已发表文学作品1000万字左右。
张謇的状元殿试卷，虽然针对清德宗光绪皇帝在策问中所列举的河渠之要、经籍之储、选举之方、盐铁之利四个方面的大小问题一一作答，在微观层面上显示了他博通史地、总结经验、提出观点、古为今用的才能与胆识，但是，通过策问之具体内容透视实为御世之隆谟，经国之盛业，并且从水脉、财脉、文脉、人脉等四方面会聚的国家命脉立论，从而在宏观层面上表现总揽策问纲要，综论民生国计、学术人才之利弊兴替之大略的神思巨构，我认为，当是此次恩科（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而特设）状元夺魁的关键所在。
因而，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善言天者尊斗极，善言治者定统宗”，要治理这四方面的问题，“要在道法而已”。即要用孔子之道及其一千六百余年来的集大成者朱子之法对力沟洫、宏文章、兴贤能、裕食货等问题解释之，分析之，实践之，解决之。这一方面揭示了皇帝策问的纲要在于折衷取正朱子之言，权衡会通于朱子之意，另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愚何足以承大对”，只是因为朱子之言“无一而非人君为治之法，人臣责难之资”，哪敢“不竭献纳之忱”的谦虚谨慎态度。
关于第一问河渠之要，策问采用提问式，以测试考生理解的广度与深度：《尚书》中的《禹贡》篇，把夏禹治水的传说发展成为科学的地理著作，此后，汉张堪、魏刘靖如何开田开渠，能备述吗？督亢渠、卢沟水的灌溉，能各举其人吗？而唐宋各家浚渠引水，能指其地吗？元世郭议、虞议可采吗？明代汪议、申议可行吗？试详陈其利弊。
对此类问题，张謇不但摆事实，详细说明，对比照应，无异于勾勒了自秦汉至元明的水利兴修简史，而且讲道理，指出当今之世虽“东南水多而收水之利，西北水少而受水之害”，但并非完全是“地势使然”，而是“人事之未至”。这就是说，一旦人事至，人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发挥出来，那么，尽管“天下之水随在有利害”，也一定“害去而利乃兴”。在说明治水先从治人处下手后，再提出治水先从低处下手的具体建议，希望朝廷欲疏通利导必先于津沽岔口加意，作为水利与农事相表里的典型一环来抓好。――显然，如此引申发挥，是深谙命题意图，因而也会深得光绪之心的。
第二问经籍之储，策问采取考证式，以测试考生先求于博，再考证其约的识见。考题从汉世藏书谈起，一问班志《艺文》与刘歆《七略》出入者何篇，二问魏晋以后，《中经》《新簿》的体例若何，三问梁隋之际收藏情况，四问唐宋册府遗文之征集，五问明《永乐大典》散存之详。
张謇是从皇上留心典籍的目的是要从贯串古今得失的仁政作为治理政事的底本的高度来认识藏书的重要性的。所以首先指出藏史简册虽经秦而煨烬，但道术之奥而得失之林，是一直继承发扬的。其次是把上述问题作了有机的整合，使答案成为历代藏书发展的概况：《艺文》已较《七略》的疏而不滥的情况时有出入，魏晋则总括群书，梁又五部并列，隋则三品分藏，唐初写本，宋则摹印，尽送使馆，明《永乐大典》则总其成，成为见证古今得失的仁政的化身。可见皇上重视典籍，绝非一般的词臣学子，仅仅是泛览却标榜为精深通达而走过场去。
第三问及选举之方，用了启发式：本来，选举是用来选拔人才的方法，翰林以备顾问，六曹以观政事，县令以司赏罚。但历朝互有沿革，是不是轻重之异各因其时，或者坚持下去有时有所得，有时却有所失了？
张謇为此详陈累朝翰林、六曹、县令的作用，认为当今之世，“官多而事棼”，提出庸人要先从基层锻炼，让他们熟悉民间疾苦，了解民情的办法，并且认为“县令为最亲民之官”，“晋制，不经宰县，不得为台郎（御史台官员）”，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把基层工作做好了，然后再委以重任，才能真正达到选贤任贤的目的。这样更的选举，才是贯彻仁爱之心的“真治天下之本”。
关于第四问盐铁之利，策问用了批判式：管子的盐铁专卖之法，主于商，结果商人利用运销凭照，独擅其利；孔仅、桑弘羊的盐铁官营办法，主于官，结果禁民贸铁，官多侵蚀。既然各有弊端，那么出路何在？
张謇认为，盐铁利弊，如果追根究底，“虽管子不免为圣王罪人”。因为“受引盐商者，而夹私居奇者即商也；禁贸铁者官，而侵蚀贿纵者即官也”。这种流弊是“不胜穷”的，如果皇上轸恤民艰，就必须“从朱子罢去冗费，悉除无名之赋之说”来开创新的局面。
就这样，全文以朱子之言意来谈民生之重，学术至博，人才至难，国计至剧，以供皇上“斯治日进于古”的参考，一举夺魁，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