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坐在他床头的时候，他的体温已经很低了。我贴在他耳边和他说：‘一路走好，一定要高兴，一定要快乐，一定要找到另一个你喜欢的极乐世界。’这就是我对他最后的祝愿了。”同为文化名人兼百岁老人，黄苗子去世仅一个多月之后，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鉴定大家徐邦达，在101岁高龄时驾鹤西归了。
也许上帝有那么一些拿捏不准的书画，需要向人间借一双慧眼。于是，他带走了徐邦达。
在故宫博物院发出的讣告中，老人的名字前被加了3个称号：著名书画鉴定大家、著名书画家、诗人。这或许恰好契合老人生前对“鉴定家”的期许：“文人士大夫式的人，要能写会画。”而在业界，他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雅号―“徐半尺”，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即可辨出真伪。
当年，徐邦达与谢稚柳、启功、刘久庵、杨仁恺并称为当代书画鉴定界的“五老”。随着徐邦达的离去，五老尽归道山。这也意味着一个鉴定时代的终结。
一生痴爱
徐邦达先生1911年7月7日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滩有名的丝绸商人徐尧臣。其父虽为商贾，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闲暇时热衷于收藏，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不惜重金购进。因出身于书画收藏之家，徐邦达自幼喜爱诗词书画，18岁师从苏州画家李醉石学画山水，同时又从赵叔孺学古书画鉴别，后又师从于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学习书画鉴赏，并从游于张珩、王己千等鉴赏大家，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1941年，30岁的徐邦达在上海举办了个人画展，声誉日隆。1942年，汪精卫60大寿，希望他能作画庆贺，却被他严词拒绝。1949年年初，邦达先生不为西方物质生活所惑，期待着新中国的到来。上海一解放，他就受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博事业。后来他北移京城，在中央文化部门任职，不久，又转至故宫，孜孜不倦于书画研究。
据徐邦达夫人滕芳女士回忆，1950年徐邦达到北京以后，在北海团城租了间小房子，征集、鉴定历代书画。那时候冬天没有暖气，他就生了个炉子，穿着棉大衣。因看字画看得太专注，棉大衣被炉子烧着了都不知道。用滕女士的话说，“他做梦都离不开书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近百岁之龄的老人还是这般“爱画入骨髓”。近几年虽然已经失去言语和行动的能力，但徐邦达依旧痴情不改。据滕芳女士讲述，每次看见徐老心情不好，只要拿出他喜欢的画作挂起来，徐邦达就会露出一脸笑容，开心地伸出大拇指。这个小细节真正说明了书画艺术已经融入徐邦达的骨血之中，再难分开。
也许正是这份执著和热爱，铸就了徐邦达超凡的鉴定功力。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为徐邦达的古代书画鉴别能力所折服的人，也因此送给他一个雅号―“徐半尺”。
鉴定标尺
在徐邦达古代书画鉴别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当属他识别出真伪《富春山居图》。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当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抓住机会去库房观摩，看到了两幅《富春山居图》，两幅画上都有乾隆御笔分别题说其真伪。然而，徐邦达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无用师卷》其实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话辞说是真的那张《子明卷》却是假的。这一翻案震惊了书画界，被打入冷宫的“伪作”也得到了“平反”。
1934年，徐邦达被聘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审查委员会成员，与叶恭绰、赵叔孺、吴湖帆等人一起审查、选择展品。1937年夏，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会”，徐邦达应博物馆董事长叶恭绰先生之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遴选和陈列工作，之后又受叶恭绰、吴湖帆委托，撰写了《上海文献展览会古书画提要目录》。
1950年，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的徐邦达，在北海团城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征集、保护了散落在各地的3000多件书画珍品。此后这批古代书画都被交拨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成为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正是在此基础上，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才得以正式成立。1960年，徐邦达编写了《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表》，对其过眼的清宫旧藏书画都作了真伪判断，并加以标注。几年后，他又依据各种著录或目睹的实物中有作者生卒或作品年代的，编成《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
“文革”期间，在“牛棚”里的徐邦达凭借记忆对多年来形成的古书画鉴定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写下了《古书画鉴定概论》。时至今日，凡讲书画鉴定，都跳不出这本书所定的纲目秩序。而他的著作《古书画过眼要录》，则是对其所见古书画真迹珍品的详细记录，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古书画伪讹考辨》则是对传世的有影响的伪品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都逃不过先生的犀利法眼。
鉴赏无止境
1983年，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鉴定组由7人组成，谢稚柳任组长，组员名单中有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7人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成《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今天，留存在大陆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只要一查该目录就能知晓其传世状况。
正是在这次书画普查的过程中，有“南谢北徐”之称的谢稚柳与徐邦达闹得颇为不快。一时间，徐、谢交恶的传闻人尽皆知，甚至到了1995年，关于一幅张大千画作真伪的鉴定分歧，还将两人闹到了法庭上。实际上，“徐、谢的失和源于学术观点的不同造成的误解，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论定谁对谁错的”。在鉴定风格上，谢稚柳向来待之以宽，徐邦达则持之以严。谢稚柳从笔墨、个性、流派诸方面来认识作品的体貌和风格。他认为笔墨是形成书画的基本条件，也是书画风格的重要内容，更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徐邦达在坚持这一方法的同时，以新的视野，用传世文献资料与实物相结合，特别注重考订。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著录等等，也无不精心审察分析。
鉴赏无止境。无论是徐邦达还是谢稚柳，有生之年都在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观点。谢稚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其曾经确认无疑的董源山水画真迹产生了怀疑，可惜天不假年，最终的考证由夫人陈佩秋得以完成。同样的，徐邦达生前多次校订修改自己的文稿，希望用最严谨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对文物负责。
可以说，徐邦达将自己的一生融入到古代书画艺术之中，融入故宫博物院的红墙高瓦之间。“他这一辈子很简单，很快乐。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没有跟我讲过任何人的任何什么话。在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有多难，多么不可能。可邦达先生真的没有，他这一生跟任何人都没有心结”。他留给世人最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是：“收藏不要太往钱里钻，它就是玩玩情趣而已！”
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画作传世甚少，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室收藏，《水村图》就是其一。1953年，徐邦达无意间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并一直查到东北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他委托当地文物机构代为买下，确认无误后由国家购回并收藏。